以“味”论诗，早在五世纪时钟嵘的《诗品》中就已提出。钟嵘认为，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不仅高于四言诗，也高于骚体，并且十分适合于世人的口味（“会于流俗”），所以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从钟嵘的论述来看，“有滋味”是他所标榜的诗歌之最高造诣和境界。

那么，诗的“滋味”又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就是说，诗歌不仅应该尽可能准确地描摹自然万物，而且在描写中要尽可能充分地反映作者主观的情意，使“穷情”和“写物”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情景交融。唐代诗人司空图则在“滋味”说基础上，又提出并强调“韵味”，即认为好诗必须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并且这“味”还要妙在“咸酸之外”。

毛泽东继承了以“味”论诗的传统。主张诗要有“诗味”。这也就是要求诗要情景交融，含蓄蕴藉。他特别喜欢唐诗中“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因其气势宏大，感情充沛，具有神奇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魅力，“穷情”、“写物”的水平极高，“诗味”特浓，所以毛泽东抄录和背诵过好多首李白的诗。

毛泽东批评宋诗“味同嚼蜡”，主要是指宋代涌现的道学诗。北宋道学或理学的代表人物如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人，其中喜欢写诗的人也不少，但往往是以理入诗，诗作往往是“讲义语录之押韵者”，“以论理为本”，这正是道学家的诗风和文风。正是鉴于此，毛泽东才说宋诗是“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毛泽东认为，诗要用“比”、“兴”

“比”、“兴”，是我国传统的诗歌表现方法。早在《周礼·大师》中就讲到，“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则把“比”、“兴”、与“风”、“雅”、“颂”、“赋”合称“六义”。

历来对“比”、“兴”的解释众说纷纭。毛泽东独取朱熹注：“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他同意把比兴看作是诗歌创作的一种技巧和手法，故言“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毛泽东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就不能不强调比、兴两法，这是避免以理入诗，把诗歌概念化、抽象化的有效方法，这也是保证诗味不被破坏的得力措施。

毛泽东认为，诗要讲平仄、格律

音韵、声调、格律对于古典诗词之重要，有如唱腔曲调对于剧种戏派之重要一样。没有特殊的戏曲唱腔，就没有与其他剧种戏派相区别的特殊戏剧流派；同样，没有自己特殊的音韵格律要求，也就没有格律诗词。正是本着这种重要性，毛泽东在研读古典诗词时，十分注意研讨诗词的音韵格律。在写诗填词时，他也十分注意遵守诗词格律。

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对词曲很有研究的冒广生先生时曾这样对他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1965年，在给陈毅改诗并复陈毅信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

在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和一部上海鸿宝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璧》。这两部书中许多地方留有各种颜色笔迹圈划的记号，许多书页都折着书角，显然毛泽东生前曾从头到尾翻阅和研读过两部书。《诗韵集成》的目录上，在上平声、下平声、去声、入声等四声所包含的各个韵目处，都留有毛泽东用红、黑两色铅笔勾画的圈记。《增广诗韵全璧》的目录后，附作者《论古韵通转》，毛泽东对它全文作了断句。

毛泽东还认真研究词律。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两部不同版本的《新校正词律全书》，各留有他许多研读圈记。《新校正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体，计词牌名660余种。该书还收入了各种词牌多种不同的体，并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体例，注有音韵平仄。它收集的资料比较齐全，且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仅从书页上留下的标记来看，毛泽东圈读了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

然而，毛泽东毕竟不止是个诗人。他有一般诗人所不具的深邃哲思和超凡的历史眼光。他在研究、熟悉诗词音韵格律的同时，更注重把握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格律诗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他曾概括说：“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毛泽东的精辟见解，大体客观勾勒了旧体诗的发展演变进程。

由于古典诗词格律过谨过严，它确实束缚人的思想。因此毛泽东素来主张它“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他怕这种“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的旧诗体裁“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但他又认为，对于精通此道者来说，旧体诗则是一种很好的思想情感表达的工具。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

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多年来真是名家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

这关键在于掌握格律。“掌握了格律，就觉得自由了。”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毛泽东是在考察诗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而对其未来进行展望的。他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在，白话诗的发展并不令人满意。“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这是单就白话诗而论，并不包括其他文学样式。

从总体上看，白话诗的成就不大，与旧体诗相比，它是逊色的。毛泽东的这种估计，还是相当符合诗坛实际的。白话诗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与我们这个“诗的王国”并不相称。与此相对照的是，“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从这种基本情况出发，毛泽东认为，中国诗歌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是毛泽东总结“五四”以来几十年白话诗发展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

总之，毛泽东的“诗论”是从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既有创作体会，也有经验总结。它扎根于国学的深厚土壤，同时又极富时代气息，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毛泽东为后人留下的一份独特而珍贵的遗产。

化腐朽为神奇

——毛泽东广泛活用古典诗词

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报告（部分节录）中说过：

现在毛主席作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作为一个特别爱好古典诗词的诗人政治家，毛泽东运用古籍的过程中，运用得最多、最熟练、最巧妙的，恐怕是古典诗词了。常常是古诗中的同一句诗，在前后数十年中各种不同场合多次引用。他运用古诗的范围十分广泛，方式也多种多样，取得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毛泽东对古典诗词，除前文已述在诗词创作中的引用、化用外，主要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灵活运用：

其一，政治斗争

如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毛泽东曾引用杜甫的诗表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

1956年，在中央讨论《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给大家念了一首杜甫的诗：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是杜甫《戏为六绝句》的第二首。毛泽东引用此诗，意在运用杜诗的深刻内涵，借以阐明我党对待斯大林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严正立场，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

其二，思想启迪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诗词的“教化”作用，称为“诗教”。毛泽东常引用古代诗词启迪干部、群众，教育子女。

1958年初，女儿李讷因病住院，手术后伤口感染引起高烧。毛泽东在给女儿的信中抄录了王昌龄边塞诗《从军行》之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原句为：“不破楼兰终不还”）。

并说：“这里有意志，你知道吗？”

毛泽东特意将这首古诗抄给病中的爱女，是要她从诗句中体会意志的力量，战胜疾病。这使李讷受到很大的鼓舞，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和毅力。

其三，人际交往

在人际交往特别是上层人物之间、文化人之间的交往中，吟诗联句或引用古诗名句，历来是一种高雅的交际方式。博古通今、满腹诗书的毛泽东自然深谙此道，最善于在人际交往中吟诵古诗名句以融洽氛围，沟通感情。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著名民主人士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宴请毛泽东。

席间张澜举杯向毛泽东敬酒，说：“会须一饮三百杯！”张澜引的是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

毛泽东随即举杯相邀道：“且共欢此饮！”他引陶渊明《饮酒》中的佳句来回敬，可说是势均力敌，也正好照应了与民主人士友好相处、共同开怀畅饮的场面，真是神来之句！展现了毛泽东诗人政治家的儒雅潇洒风度。

其四，文章写作

毛泽东是一代文章大家。他的理论著作、政论和杂文，都十分形象生动，深入浅出，文采斐然。就是胡适也曾赞誉毛泽东的文章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文章（包括成文的讲话）特色之一，就是在行文中十分得体而巧妙地引用古代诗人的诗词佳句，并赋予全新含义，有力地增强理论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熔哲理诗情于一炉，因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如毛泽东在1949年2月15日发表的《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引用萨都剌的怀古词《念奴娇·登石头城》中的“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句，用在此时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身上，说他在南京城上只能看到空空荡荡的“吴楚天低”，嘲讽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灭亡之时的“代总统”李宗仁的狼狈处境。

其五，批注批示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哲理深刻。毛泽东十分欣赏，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加以引用，也曾引用来批示党内文件。

195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报告上批示：

唐人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励，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这个批示中，毛泽东以“沉舟”比喻某些事故，鼓励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有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不要为某些事故和失败所吓倒，要看到有“沉舟侧畔”才有“千帆竞发”。

毛泽东引用古典诗词或引用全诗，或引佳句；或暗引句意，加以发挥；或点化原句，赋予新义；或拆析古诗，间以论述；或仿拟、戏改古诗，另成新篇……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真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