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册地图的扉页上，毛泽东写下了：“赵瑾山安庆市书记，确山高师。傅大章安庆地委书记，洛阳高中。”这是毛泽东考察安庆时要会见的地方负责同志。在苏北、苏南、浙江省、安徽省、上海市、南京市的地图页上，毛泽东批注：“芜湖有2700机子无销路三个月，129。商业报歇，营业税所得均高于（1951年），28万人。姚克市书记，赵一鸣市长。工厂党委，文教党委，国营商业，交通运输，私人商业、手工业、失业问题。”这是毛泽东考察苏州市和长江下游前凭借地图等进行的事先调查了解工作。

在河北省、山西省、北京市、天津市的地图页中，毛泽东用红笔、蓝笔、黑笔画圆圈、角、直线、连接线多达100多处。唐山市、太原市、保定市、天津市、石家庄市等都在圈画之中。太行山脉，毛泽东从河北的平山县画线连接到河南省的鹤壁市。晋城、长治、洛川、平型关，毛泽东不仅画了红圆圈，而且在红圆圈下画了蓝线。很显然，这是毛泽东在构思这些地区的建设事业的宏图时留下的印记。

毛泽东不仅重视现代地图，对历史地图，他同样有浓厚的兴趣。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等人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

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

于是，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合乎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

吴晗及参加“杨图”工作的几位学者对这项工作想得简单了点。吴晗总觉得，1年完成不了，只能加码到2年3年，3年再完成不了，充其量也只能加码到4年5年，否则就无法向毛泽东交账。为此，有一时期吴晗甚至怕见毛泽东，生怕见面时他要问起此事。

几经曲折和磨难，《中国历史地图集》直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82年才正式出版，又经7年，到1988年3月，8册“图集”全部出齐。这项文化建设工程的设计、论证、编绘和制图，前后历35年之久。编出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分8册，20个图组，共有图300余幅。图集画出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权的疆域和各级政区、重要地名、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它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现代绘图方法绘制的具有精确计量意义的历史地图集，也是第一部完整而系统地显示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的历史疆域发展演变过程的史书。这项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举，是和毛泽东的关怀与指导分不开的。

一生坚持读“活页历史”

如果把史书比做凝固了的历史的话，那么及时记载每日、每周或每月天下大事的报章杂志，则是“活页历史”，一个人，倘若只埋头于发黄的史书的“故纸堆”里，就难免会脱离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

所以，一生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的毛泽东，把报章杂志看得比史书更重要，更紧迫。“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这是从延安时期流传下来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纸杂志的习惯。他曾经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主办的《民主报》、《民报》的忠实读者，后来更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这些报刊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新青年》，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曾自己主编过一份报纸，就是著名的《湘江评论》。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嗜读报刊是为了增进知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在其后漫长而紧张的战争岁月，以更加迫切的心情如饥似渴地报刊，则是直接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正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

井冈山时期，因受敌人严密封锁，读报十分困难。在战争中要打胜仗，就要知己知彼，读报纸自然是了解敌情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毛泽东常常为看不到报纸而焦急和苦恼。1928年，有一次他专门派出一个营去打谭延闿的家乡茶陵县的高陇，搜罗了一批报纸上山，战斗中还牺牲了一些干部和战士。

1929年，下井冈山到了赣南闽西，可以看到报纸了，情况大为改善。毛泽东为此而高兴的心情，可以从当时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反映出来。报告说：

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

1935年9月21日，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哈达铺是个不大的集镇，但有一家邮政代办所。这里有很多种全国的和地方的报纸，对于消息闭塞的红军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

毛泽东到哈达铺后，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先到邮政代办所取走了所有能找到的报纸，然后到了宿营地同中央其他负责人翻阅报纸，查找消息。

据当时《晋阳日报》报道，陕北有红军5万余人。《大公报》也报道：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甚于陕南。还报道陕北红军完全占领者有5县城，为延安、延长、保安、安塞等，靖边一度为红军所占。毛泽东一边翻阅报纸，一边把有用的消息勾下来。

正在这时，聂荣臻的通讯员也送来一张报纸。这张《山西日报》刊载着阎锡山正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同时，叶剑英在驻地也搞到一张报纸，报道“国军”进攻陕北刘志丹所领导的红军的新闻。叶剑英马上把报纸拿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后忙赶往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通过分析报纸透露的消息，确切知道了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在那里。毛泽东认为，陕北地域辽阔，群众生活艰苦，又是穷乡僻壤，还有几万红军，是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的好地方。他们几个人经过初步讨论研究后，决定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

彭德怀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叶剑英，说：“你提供的报纸很重要，老毛和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去陕北投靠刘志丹。”

9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驻地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经过讨论，中央正式决定到陕北去。这一决策，为确立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几份报纸，决定了中央红军的去向。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刊物比较容易收集到，毛泽东订阅的报刊多起来了。

根据上世纪40年代初期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当时订阅的报纸有：《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益世报》、《新华日报》、《新蜀报》、《时事新报》、《商务日报》、《新民日报》、《秦风报》、《工商日报》、《西京日报》、《前线日报》、《新工商》、《大刚报》、《新中国日报》、《光华日报》、《国家社会报》等。刊物有：《世界知识》、《群众》、《经济建设季刊》、《人与地》、《中农月刊》、《财政评论》、《四川农情报告》、《农业推广通讯》、《中国农村》、《四川经济季刊》、《中国农民》、《新闻周报》、《文化杂志》、《经济论衡》、《西南实业通讯》、《国论》、《新经济》、《民主周刊》、《文萃》、《中苏文化月刊》、《国讯》等。

1941年3月1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请他们订阅一批报纸书刊，在上述目录中以外的，还有《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

延安《解放日报》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的。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一直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不仅亲自为它撰写社论，还直接计划安排组稿工作。他读到报上的好文章、好消息，立即通知各报转载，广为传播。

毛泽东读报纸，不仅善于了解和掌握国际国内形势的最新动向，还善于以他独到的慧眼发现人才。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从侯方域说起》的文章。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杂文只有千余字，却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不浅。

侯方域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入清后参加河南乡试，中副榜，曾向清总督出谋献策。田家英对这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作了犀利的解剖，他在文章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