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5年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容人，搞孤家寡人，他说：

也不要当《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时，毛泽东说：

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中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毛泽东去世前不久，在请人读《水浒》给他听时，曾发表过一些独特的意见。这些意见经人筛选，报纸上只刊出了两段这样的“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同人们所熟知的毛泽东历来对《水浒》的肯定评价，完全不同。于是当时报纸上忽然出现了一个评论《水浒》、斥责宋江“投降派”的热潮。

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眼睛不好了，请人为他一读少年时代就酷爱的书，读书的人是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于是谈起对书中一些人物、故事的看法，其中有的因感时而发，如“反面教材”，这同对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不合实际的忧虑有关。由于不能亲见亲知外界的种种事实真相，发表些大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本来不是什么奇特的事。奇特的是，别有用心的“四人帮”，利用这些来制造谰言，兴风作浪，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只不过是借题做文章，并不是什么要认真评《水浒》。

单从学术角度，从《水浒传》这部的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的所感所评，也不失为精炼明快的一家之言。尽管后来毛泽东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将他对《水浒传》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关于《水浒传》的评论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等等，但很难说这意味着毛泽东的评论是具体针对当时中央的政治斗争，更不能说具有针对具体人物的影射含义。

而野心勃勃的姚文元、江青等人，无中生有地胡乱发挥和运用，使毛泽东原本对这一部古典的评论，一下子上升到无比高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例如江青到处叫嚣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等等，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篇政治阴谋文章，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毛泽东洞彻到了他们的阴谋，斥责江青道：“放屁，文不对题”，又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于是，别有用心者满以为可以大大热闹一番的“运动”，又出乎意料地匆匆落幕了！

“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

——毛泽东品读《西游记》

在明、清、民国时期，《西游记》对于那时千千万万中国小孩子来说，就如同今日的《哈利·波特》，其精彩的神话故事，深得他们的喜爱。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把《西游记》列入他童年最喜欢的古典之一。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长篇神话。明代吴承恩以唐太宗贞观年间名僧玄奘赴印度取经故事为题材，广泛搜集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加工、创作而成。

《西游记》讲述的唐僧取经故事，是由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发展、演化而来的。早在《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唐人笔记中，取经故事已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南宋时期，出现了第一本形态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标志着玄奘天竺取经已由历史故事向佛教神魔故事过渡的完成；也标志着西游故事的主角，由唐僧转化为孙行者。大约在元末明初出现了《西游记平话》和关于西游故事的杂剧，它们从内容、情节、结构、人物诸方面，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艺术启迪。

吴承恩的《西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郑振铎在其论著《西游记的演变》中指出：“唯那么古拙的《西游记》，被吴改造的那么神骏丰腴，逸趣横生，几乎另外成了一部新作，其功力的壮健，文采的秀丽，言谈的幽默，却远在罗氏改作‘三国’、冯氏改作‘列国志传’之上。”

毛泽东对《西游记》的兴趣，至年老而未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得到一部1891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线装本《绘图增像西游记》，他在过程中写下了批注。如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者降魔》中高老向唐僧诉苦，埋怨猪八戒“食肠却又甚大，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老拙这些家产几时早也罄净”。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毛泽东表示赞同，批注说：

只因做得，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

再如，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中，孙悟空回花果山消灭了入侵者，说：“他（唐僧）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

毛泽东对此批注道：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毛泽东在讲话、报告、谈话时经常引用《西游记》里的人物和故事，有一个有趣而看似矛盾的现象，就是他时而把孙悟空作为反面形象，时而又作为正面人物，但总的来说是作为正面形象来肯定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讲演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指出：

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

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讲话时说：

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以上几条，毛泽东都是把孙悟空作为反面形象说的。他把孙悟空当作正面形象来引用相较而言就更多了。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二大队学员讲话时说：

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1957年2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的同志们谈话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干部经受锻炼时说：“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烧一烧。”“孙悟空在太上老君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

1961年国庆节前后，浙江省绍剧团来北京汇报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于10月1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演出。这一时期看过此剧的郭沫若，写作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读到这首诗后，于1961年11月17日写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毛泽东和诗，于当天依韵和诗一首《再赞〈三打白骨精〉》：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

九千万里明真谛，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警惕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亿次来！

毛泽东于1月12日看到这首诗，批注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毛泽东在自己的诗中激情洋溢地“欢呼”着孙大圣，使其成为自己的“反修”诗作的主要英雄人物，渴望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样的雄壮激越的乐观景象。其内在的意蕴在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共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

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曾对一些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说过：

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

薄一波发表感想说，毛泽东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不要怕不同意见，不要怕有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最后总是会成功的。

“《红楼梦》的老祖宗”

——毛泽东品读《金瓶梅》

毛泽东一生酷好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那些优秀的古典。他习惯于体会的细节描写，重视作者的生活经验。他认为，描绘生活细节，扩而言之，就是反映社会生活。毛泽东常常从这一角度对一些古典做出提纲挈领的评价，对“第一奇书”《金瓶梅》也是如此。

《金瓶梅》是中国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以描摹世态人情为主的长篇世情，全书100回，约100万字，成书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作者为笑笑生，兰陵人，这是一个化名，其真实身份，迄今仍无定说。目前学术界已考证出一个长长的60多人的名单，影响较大的有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渚说，但均无确据。

《金瓶梅》的故事，表面上写的是北宋末年，实际上反映的是明代中晚期（嘉靖至万历年间）的现实社会生活，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已作过详细考证。它的故事由《水浒传》第23回至第26回“武松杀嫂”一段推衍而成。全书以土豪、恶霸、商人、官僚西门庆为中心，以他的发迹变迁的线索，并联系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上至朝廷奸臣权相，下至官绅市井无赖，组合成全书的情节。

《金瓶梅》是一部很难读的书。在明代，它与《三国》、《水浒》、《西游》一起，被列为“四大奇书”，到了清代，又被冠以奇书之首，称“第一奇书”。至于它的创作主旨，明清两代认为它“指斥时事”，“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写世之丑婆、净婆。”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们更予之以高度的评价。鲁迅先生把它列为“世情书”之最。郑振铎先生则认为它是“一部很伟大的”，“一部第一流的”。

酷爱古典的毛泽东，很显然仔细过《金瓶梅》这部“第一奇书”。1956年2月20日在听取汇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

《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说：

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泽东如此看重《金瓶梅》，很明显，是因为《金瓶梅》的确反映了历史最本质的一面。《金瓶梅》对主角西门庆经商致富的过程、资金运转情况、商业经营的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作了极为详细的描绘，如果把《金瓶梅》说成是嘉靖、万历朝的经济史，也不为过。所以，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论断，可谓一针见血。

毛泽东说《金瓶梅》“暴露了封建统治”。的确，在《金瓶梅》世界里，几乎没有一个正直廉洁的官吏，从上到下，都是贪赃卖法，徇情枉法。这种统治自然是黑暗的统治。

毛泽东还认为，《金瓶梅》“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其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西门庆在迫害他的忠实家奴来旺及其妻宋惠莲的事件上。

西门庆不但奸占了来旺的妻子宋惠莲，还设下圈套，陷害了来旺。结果使来旺不仅遭受了重责和苦打，最终还被递解回原籍徐州。宋惠莲忍辱不过，上吊自杀。她的父亲宋仁，要到县里告状，结果被西门庆使了银钱，抓到县衙，不上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在《金瓶梅》里，这些奴隶们，根本就没有人身自由。他（她）们与统治者的矛盾很尖锐。来旺对西门庆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宋惠莲在临死前，也敢于痛快淋漓地揭露西门庆，“你原来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

《金瓶梅》暴露了那时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价值选择和伦理关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一个去朴尚华、穷奢极欲，“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乃不以纵谈闺帏之事为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