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信佛的“石三伢子”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

周恩来的这段话说明，毛泽东在小时候是信佛的。

佛教由印度传入东土，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儒道两家完全不同。但是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思想与儒家道家等本土文化不断地撞击、融合和发展，早已成为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一。佛家与儒家的互补、互用趋势，中国禅宗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北宋“理学”的出现，则标志着儒、释、道三家融合的完成。所以，不懂佛学，就很难读懂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佛学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国学中最具独特色彩的一个门类。这也是近现代所有国学大师们所公认的。

幼年毛泽东的信佛，是由于深受虔诚信佛的母亲的熏陶感染。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对佛教产生信仰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893年毛泽东诞生之际。在毛泽东出生前，文氏曾先后怀过两胎，但都不幸在襁褓中夭折。

毛泽东诞生之后，文氏除了高兴之外，还千方百计地要使他“长命百岁”。为此，文七妹先后采取了四项措施：其一，是让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其二，是替儿子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答应毛泽东长大成人之后去“还愿”。其三，是让毛泽东拜“石观音”为“干娘”。其四，是自己吃“观音斋”。

毛泽东的七舅妈子女颇多，而且个头长得健壮结实。母亲要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是希望托七舅妈的福，庇荫他健康成长。在上述四项措施中，除这一项属于民间风俗之外，其他三项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都是与观音信仰有关。

毛泽东的母亲虽然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愿”，求其保佑自己的儿子平安，可是她还是觉得南岳的观音菩萨离她太远了点。因此，她又在娘家附近找了一座“石观音”，要毛泽东拜它为“干娘”。文七妹领着年幼的毛泽东拜石观音做“干娘”时，还向石观音表示，从此这个小孩就寄名石头，因他排行第三，所以就叫他“石三”。于是“石三伢子”的乳名，就在亲友中喊开了。

毛泽东童年时从两岁至八岁主要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他的外祖母也虔诚信佛。每逢观音菩萨的生日、成道日和涅槃日，他都少不了由母亲或舅父、舅母领着，去向石观音礼拜。所以“石三”的乳名和石观音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因革命斗争环境的险恶，毛泽东还曾用“石山”的化名发表文章或通信。这个“石山”显然就是从“石三”衍化而来的。例如1923年7月1日，毛泽东在《前锋》杂志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时，署名便是“石山”。同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致林伯渠、彭素民信的附语中特别交待：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951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他的表兄文运昌等人时，曾谈到拜石头为干娘的事。他说：“我小时候有个乳名叫石三伢子。那时候，我母亲信迷信，请人算八字，说我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母亲带我去唐家圫外婆家，发现路上有一块人形巨石，便叫我下地跪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此，母亲又给我取名‘石三伢子’。”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6月26日傍晚，毛泽东在韶山招待所设了几桌便宴，款待他少年时代的师长和亲友，以及当年曾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赤卫队员、老共产党员和烈士家属。

当宾主各就其位之后，工作人员轻声告诉毛泽东：“主席，客人都来齐了，可以开始了。”

毛泽东站了起来，举杯环视四周，微微笑道：“今天，各位父老乡亲都到齐了，就只差我干娘冒［没］来呢。”

顿了顿，他用商量的口气说：“是不是还等呢？”

乡亲们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感到很诧异。他们知道主席有个干娘是七舅妈赵氏，已去世30多年了，这是主席自己也知道的。怎么现在又冒出个干娘呢？

毛泽东见乡亲们迷惑不解的样子，也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只是爽朗地笑道：“大家喝吧，我们不等啦。”

席间，有几个年轻人仍想打听个究竟，便指使一个小姑娘去问毛泽东：“主席爷爷，您的干娘是哪一个呀？”

毛泽东放下杯筷，笑容可掬地抱起小姑娘，大手向西一指说：“我是那个山圫里石头的孩子，你又是哪个的孩子呀？”

原来毛泽东讲的就是“石观音”。他拜石观音为干娘，是幼年时代在外婆家生活时的事，即使是当时在座的五六十岁的韶山老人亦不知情。所以当毛泽东重提此事时，大家都感到诧异。

在虔诚信佛的母亲的影响下，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也十分真诚。他不仅和母亲一样，对父亲不信佛感到伤心，而且曾和母亲讨论，如何改变父亲不信佛的态度。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回忆说：

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资料表明，1909年，即毛泽东16岁时，他曾去南岳“朝山进香”。这次“进香”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的母亲生病时许了愿，治好之后去“还愿”。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是如此说的。但根据毛泽东童年与佛教的关系，在毛泽东幼年时代，文七妹曾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愿”，祈求保佑儿子健康成长等来看，这次“进香”可能有着双重任务：既替母亲“还愿”，也替自己“还愿”。

研经访僧究佛理

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是十分虔诚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善于独立思考的他对佛教信仰的怀疑也随之增长了。延安时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毛泽东所说的“激进派”教师指李漱清。李漱清毕业于湘潭师范学堂和地方自治法政专门学校，曾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和韶山李氏族校执教多年。由于受维新思想影响较早，所以他常在乡间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劝人们不要求神拜佛，要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他主张废除庙宇，用庙产兴办学堂，以提高农民子弟的文化科学知识。李漱清的这些主张被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们视为激进，因此得了个“激进派”的“头衔”。

1917年8月23日，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认为释迦牟尼，是老百姓自己将其神化起来的。

毛泽东还从个性解放的立场出发，认为“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此时毛泽东将教会一类的宗教组织与国家之类的法定权力机构等同起来，把它们都视为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这时对宗教，包括佛教的理论已经失去了兴趣。恰恰相反，由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即养成了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在一师读书时期，他不仅比较系统地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而且对佛教哲学亦有所研究。直到1920年6月，即毛泽东的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前夕，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还表示要研究佛学。他说：

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不仅研读过佛经，而且到一些寺院中去游历考察，与高僧交谈，亲身体验佛教文化。

据毛泽东一师时的好友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中回忆：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和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好几个县的农村里“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中藏的各种佛经，向方丈请教一些佛法问题。方丈定要留他们在寺里盘桓几日，并告诉他们，那些挂单和尚，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很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座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着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僧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还了解到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100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毛泽东和萧子升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具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印度取经的玄奘也是唐朝人。二人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

毛泽东对萧子升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青年毛泽东对于佛学研究的心得，在保留下来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可略见冰山之一角。

《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年）的著作。1909年，蔡元培将日译本译成中文。杨昌济在一师授修身课时，曾用此译本作为教材。毛泽东在精读此书时，不仅划了很多圈点、直线和波浪线，而且密密麻麻地写了15万字左右的批注。

《〈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文字表明，此时的毛泽东，佛学思想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他产生了影响。

其一，受佛教“缘起说”的影响

《杂阿含经》卷十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俱舍论》卷九：“由此有法至于缘已和合升起，是缘起义。”可见，所谓“缘起论”，就如赵朴初先生所说的：“认为所谓‘有情’，无非是种种物质和精神的要素的聚合体。”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在解释生死现象时，其观点即与这种“缘起说”和“聚合论”很相似。他说：

凡自然界无无故而成者，无无故而毁者。人类无无故而生者，无无故而死者，其死既有故，则其故即所以解释之点也。

这里说的“故”，正是强调因果联系的普遍性，认为自然界一切现象，包括人类均处于因果联系之中。毛泽东又说：

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

这里讲的“自然法则”也就是因果法则。而所谓“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与缘起论的“聚合”说，不是十分相像吗？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毛泽东又说：

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死也。

毛泽东这里强调的“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的观点，与佛教缘起说中之“无作者义”，即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也是一致的。

其二，受佛教“灵魂不灭”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过，“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表明他当时是承认灵魂不灭的。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种灵魂不灭的思想就表现为“精神不灭”。前面所引毛泽东受佛教“缘起论”思想影响的一些引文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精神不灭的观点。再如：

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

毛泽东强调“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具有“二元论”的倾向，并且《〈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物质不灭”思想的形成，是毛泽东后来向唯物论转变的重要契机。但是，就“精神不灭”这个观点本身来看，则无可否认地是受了佛教“灵魂不灭”思想的影响。而且从《〈伦理学原理〉批注》的全部论述来看，尽管毛泽东提出了“精神不灭”和“物质不灭”两个并列的命题，但他当时更重视的还是“精神不灭”。他认为精神比物质更加具有能动性。如：

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

又说：

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

这些，显然都是过于夸大了精神的能动性。

青年毛泽东既然承认精神不灭、灵魂不灭，就势必承认灵魂转世的佛教“轮回说”。佛教将“果报说”与“轮回说”结合起来，认为众生前生所作之“业”不同，所得的报应也就不同，来世也就会在不同的境界中“轮回”。

在《伦理学原理》中，泡尔生曾引用斯弥得所著《希腊伦理学》中的话：“人类之运命，至公至正，善人受赏，恶人受罚，此希腊人最确实之信仰也。”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引用《尚书·伊训》中一段话作了如下批注：

吾国人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希腊人与《尚书》中的这种观点，就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相似。不过前者主要讲的是当世报应，后者更多的是强调来世报应。

其三，受佛教“三世一念”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