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4)

作者:卢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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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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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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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888字

诸葛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智慧的象征。毛泽东肯定诸葛亮的聪明才智。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毛泽东还常以诸葛亮作为智慧力量的象征激励干部和战士。在红军时代,他就多次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只要我们有诚心,有耐心,湘粤赣边就能有千个万个“诸葛亮”。动员起来,参加我们的斗争,那我们干出来的事业就一定比当年的诸葛亮不知要伟大多少倍。


客观地讲,历史上的诸葛亮并非塑造中的那样全美全能。1959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上就说:人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样,事先安排定锦囊妙计。毛泽东还说: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他在读宋苏洵《权书·项籍》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历来史家皆大颂特颂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思路,但毛泽东却奇语惊人,别树一帜,言之成理,堪称卓见。


陈庆之:“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陈庆之传》载于《南史》第六十一卷。毛泽东在该书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划了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划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划四个大圈,又用他苍劲的笔迹,醒目地标写着“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富含深情地批注: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文内许多地方,毛泽东又圈又点,划满了着重线,足见他之专注和倾情。


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时出身寒门的著名武将。为人忠正耿直,有胆,有识,有才,建有赫赫武功。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魏徐州刺史元法侩降梁,梁武帝派陈庆之去接应,又让他率军队护送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十万大军抗拒,都被陈庆之挫败了。后豫章王投奔了魏,陈庆之及时地“斩关夜退”,保全了军队的实力。


大通元年(527年),陈庆之攻打魏国的涡阳,魏派兵增援。有人说:派来的前锋必定是精锐,打胜了算不上功劳,打败了挫伤自己部队的锐气,不如不打。陈庆之说:魏兵是远道而来,征途疲惫,只要我们敢打,没有打不败的道理。他亲自率领五百余兵卒奔击,魏前锋被破。陈庆之迅速占领了涡阳城,与攻城的魏兵,自春至冬,打了“数十百战”。有人想退兵,陈庆之坚决反对。魏在城周围修筑起十三座堡垒,被陈庆之先破了四垒,他把这四座堡垒的俘虏,全都割去了耳朵,让其他九座堡垒的敌兵看,加强威慑力量。又鸣金击鼓,奋勇进击,魏兵大败,涡水为之塞流。陈庆之乘胜又占领了城父。


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国大乱,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陈庆之又屡挫魏军。魏军将领丘大千以精兵七万,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陈庆之从早到午仅半天的时间就攻陷了三垒,魏兵退。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被陈庆之击败,晖业被擒。魏又派出大量援军,据守荥阳。陈庆之军中很恐慌,他对众人说:“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意不图存,须平其城垒。”在他鼓动下,战士们勇敢地攻下城池。入城后,又被围,陈庆之率精兵三千人大破之,魏军逃散降服。陈庆之护送北海王元颢以来,“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


陈庆之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英雄战绩,充分体现了他的果敢机智和军事才能。这是军事家毛泽东多次他的传记的根本原因。


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二十年,他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威武雄壮的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古战场,产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千古共鸣。难怪他对“此传”要反复呢!


“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和《新唐书》时,对于《马周传》都十分重视,在许多地方划了浓密的圈点,有的地方加旁圈,有的地方在天头上加三个圈。


唐太宗贞观年间,是被史家谀为太平盛世的时代,但是马周却以犀利的政治眼光,于太平中看到潜伏的危机,并敢于上疏直陈于皇帝面前。毛泽东读了《新唐书》上这篇奏疏,于书上批道: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马周的奏疏所以不是“纸上空谈”,在于他针对时弊,指出了切实的问题。


马周指出当时国家形势并不稳定,百姓负担沉重,劝谏唐太宗吸取隋炀帝的教训,才能长治久安。他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马周指出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马周的这番话,不啻于向唐太宗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


马周以历史为鉴,指出“夏、商、周、汉之有天下”,多者八百余年,少也四五百年,主要由于“积德累业,恩结于人”,而“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主要由于“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所以“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他直陈太宗“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所以应“隆禹、汤、文、武之道”,“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才能“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马周对当时的吏治也提出了尖锐批评,要求改革只重内官,忽视县令、刺史的选官的弊病。他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他批评当时选官,“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这样必然会使“百姓未安”。


马周的政见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赏,也得到同僚的称许。唐太宗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中书侍郎岑文本则说:“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亡倦。”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把马周的奏疏视为“第一奇文”的原因吧!


马周出身比较低微,“少孤,家寠狭”,“落拓不为州里所敬”。后辗转到京师,借住中郎将常何家,由于替常何代拟了二十余条评论政治得失的意见而被唐太宗发现,从此成为备受信任的股肱之臣,为开创“贞观之治”贡献了重要力量。


毛泽东对马周的才德评价很高。《新唐书》作者欧阳修评论说:“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毛泽东却认为商王武丁时的相傅说和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吕望(即姜太公)比不了马周。他说: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马周饮酒有海量,青年时期曾“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他在48岁时便因病而死,毛泽东认为他所以不能长寿,是由于“饮酒过量,使不永年”,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的英年早逝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


毛式历史人才观


毛泽东在批注史籍和谈论历史时,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那么,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能引起毛泽东的瞩目呢?或者说,毛泽东对历史人物褒贬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一,不以出身地位论英雄


毛泽东曾多次把项羽和刘邦两人并提,并进行比较。在读《史记》时,毛泽东曾在《高祖本纪》中写了这样的批语: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在毛泽东看来,刘邦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其政治才能最为重要,而这种才能的形成,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


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讲过: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毛泽东还认为,刘邦之所以成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主要是因为他善于用人,善于纳谏。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生动地讲述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他借这个故事教育干部: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刘邦是个小吏出身。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可以说是“老粗”出身。毛泽东从刘邦这个典型中总结出“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


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1964年3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阐述他的这种观点,他说: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对贵族出身的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评价都不高,尽管他们是开国皇帝,但是缺乏政治才能。毛泽东在《隋书·高祖本记》上的批语是“蕴藏大乱”,对唐高祖李渊的批语是“遇事无断制”。


其二,欣赏能文能武的人


毛泽东称赞过的许多人物,如曹操、周瑜、诸葛亮、李世民、张说、朱敬则、范仲淹等,都是能文能武的人物。他年轻时,“独服曾文正”,也正是曾国藩能文能武。


1958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路途中读《三国志·吕蒙传》。毛泽东说:


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


1973年7月,毛泽东布置校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史记·灌婴列传》、《晋书·刘元海载记》等,是大有深意的。周勃、灌婴是跟随汉高祖刘邦起兵的武将,虽然他们功劳卓著,但由于没有文化,常遭后人鄙视。匈奴贵族刘渊(即刘元海)曾说过:“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意思是说,通过他翻阅史书,像随何、陆贾这样的人,只有文才不懂军事;而周勃、灌婴只会打仗,没有文才,这都是他所不佩服的。


毛泽东所以要让高级干部读《刘元海载记》,正表明他比较赞赏刘渊的话,只文不武或只武不文,都是不行的。


其三,赞赏于乱世中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


青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就曾写过这样的批语: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


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乱世英雄豪杰的赞美之情。从毛泽东一生的读史实践来看,他是始终遵循着这一观点,认为“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即使是在晚年,他最赞赏的也是那些乱世中的英雄。


例如,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是靠长期艰苦征战取得帝位的。尽管在他取得帝位后,由于信任伶人、残酷搜刮等弊政导致了“祸乱”,使他成了短命的皇帝,但他为夺取天下而英勇作战的事迹,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光彩的一页,受到毛泽东的特别瞩目和赞许。


毛泽东对《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一篇,读得很仔细,并写了几条批语。毛泽东十分称赞后唐灭梁过程中的三个关键人物:李存勖本人和他的两个谋士康延孝、郭崇韬。毛泽东批语道:


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


在后唐与后梁为夺取中原统治权而进行的长期战争中,李存勖继承其父李克用的事业,“不栉沐,不解甲,十五余年”。由于战争十分艰苦,有人建议“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李存勖“审机独断”,坚持执行康延孝、郭崇韬的积极进攻的战略,终于获胜。


毛泽东的批语说:


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在进攻汴州准备灭梁的最后战役前,李存勖和其他将士一样,遣送家属到兴唐,准备与梁决一死战。李存勖告别家属说:“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对此,毛泽东很是感佩,批了一句:


生子当如李亚子。


“李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这句话本是朱温败于李存勖时的感叹之词,毛泽东借引来,可见他对李存勖的赞许。


也许就是在这次读完关于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史籍以后,毛泽东想起年轻时读过的一首歌颂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咏史诗《三垂冈》,他虽然已记不清“是何代何人所作”,但诗的内容他还背得下来。诗云: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泽东通过他的秘书田家英查出了这是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诗。


毛泽东对于史籍中记载的那些以儒术治国,或者只是守成并无作为的人物似乎不太感兴趣。被很多史家赞誉为“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景帝,毛泽东却并不以为然。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说:


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


这表明毛泽东对“维持会”式的历史人物是不太感兴趣的。他还和人说,《后汉书》只有光武可读,这也正是由于汉光武帝刘秀是从征战中承续汉家基业的“中兴之帝”,所以读起来才有点意思。


其四,尊崇硬汉子,鄙弃“软骨头”


毛泽东对于历史上那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以身殉志的人总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而对于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甚至妥协投降的人则给予鄙视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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