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稍早出版的《类纂》高明，是很有眼光、很有见地的。曾国藩的《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认为辞章源自经史。在编辑思想上，除了有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外，还增加了经世济民的“经济”一项，并使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令读者不仅能从这个选本里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术。毛泽东认为曾氏的《杂钞》文与道“二者兼之”，“孕群籍而抱万有”。

在体格锻炼方面，青年毛泽东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谈道，体育运动一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认为，曾国藩是比“略有本源”的康有为更彻底地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的人。康有为的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而曾国藩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臻摇摇无着”，绝无“墙上草，风来两边倒”的毛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毛泽东思想急遽转变的1920年6月，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还标举：“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缅怀先贤之深情，溢于言表。

1921年建党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实现了根本转变。1926年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里所肯定的是曾国藩“手段”高明。

曾国藩成功地打造出了湘军，毛泽东成功地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文化育军、以纪律管军、以训练强军这些方面，毛泽东都有向曾国藩借鉴的地方。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1853年）起，筹建湘勇，改革军制，在短期内将湘军练成劲旅，又在以后长期的残酷斗争中，屡败屡战，愈战愈强，最终竟将烧及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烈焰扑灭，这在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

曾国藩练湘军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最不寻常之举，是他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将政治宣传教育贯彻在平时的训练和作战之中，不仅将湘军训连成一支有一定政治目标的军事集团，也开创了近代史上在军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先河。

曾国藩深知军民关系维系着战争的胜负，在编练湘军之始就特别注重军纪教育，并且身体力行，当作头等大事。在练兵时，“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较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曾文正公书札》第二卷）

曾国藩还十分注重运用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歌谣，来教育文化很少的湘勇，如《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和《爱民歌》等，用浅近的歌谣向官兵宣讲战争形势，传授军事知识，灌输纪律观念。这应该说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

在曾国藩所创作的歌谣中，以《爱民歌》最具特点。《爱民歌》作于咸丰八年。歌的一开始就指出了“爱民”的主题，明白如话：“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虽是平平道来，但声势不凡。

歌中有详细的规定，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话，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歌的最后作一归结，既以自赞以联系感情，又鼓动起大家的荣誉：“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概括了军民关系的实质，“军士与民如一家”这一名言，对后世影响甚广，让人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很显然，曾国藩将儒家的“仁爱”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军队教育和政治宣传之中，这实在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创举。

日本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竹内实认为，毛泽东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让士兵传唱，振奋精神，保持纪律，这种做法乃是仿效了曾国藩为湘军士兵作的《爱民歌》、《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

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继续找笑话书”

——毛泽东读古代笑话书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就连古代笑话书这类不为常人重视的读物，他都读过许多。据担任过毛泽东报刊图书管理员的忻中回忆，晚年毛泽东对笑话书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1974年这一年里，他读得最多的便是笑话书。

笑话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是国学中鲜为人知的一个门类。《史记》中记载的淳于髡、东方朔等，就擅长用说笑话的方式，来达到讽谏劝喻目的。两汉以来，我国各种笔记和杂谈、杂记等诸多的书籍中都记载着种种笑话。唐宋以来，搜集成编的笑话专集有数十种之多。新中国建立后，全国各家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一批笑话书。

1974年1月1日上午11时30分，毛泽东秘书张玉凤给忻中打来电话，说首长要看《太平广记》和笑话方面的书，并且要线装大字本的，要马上找出送来。

《太平广记》送给毛泽东后，忻中又翻《线装图书总目》找笑话书。最终从书柜里找出来4种共9册。忻中马上将找出的《笑府》、《笑典》等4种9册笑话书即刻送到游泳池。

忻中翻阅毛泽东读书登记簿后，才知道，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要看笑话书。在此之前，毛泽东有两次比较集中地读过笑话书。一次是1966年1月。另一次是1970年8月。据有关记录，8月25日这天，从北京图书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现为北京文物局）及有关同志的个人图书中找出20种笑话书送给了毛泽东。

忻中首次找到的笑话书送去后，毛泽东发话说“再找一找”，也没再强调要找大字线装本。1月2日这一天，忻中首先跑到北京图书馆，又到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泽东自己的存书中，线装、平装的笑话书一下子又找出14种21册。与忻中第一次送的4种9册相比，这14种21册全是新的。新是新，可是线装本、平装本都是小字的，其中有好几种还是毛泽东以前看过的。不过这一次，毛泽东收到书之后没有很快就说“不理想”，而是从中选出《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两种要求给他联系重新排印大字本。

1月2日送给毛泽东的笑话书，以及从中选出印大字本的《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等毛泽东不久全都看完了。这一次，虽然没说“不理想”，但是，2月23日毛泽东又发出指示：“继续找笑话书。”

忻中去请教北京图书馆的同志，他们告诉忻中，这类图书可以去北京几所名牌大学找一找。这一次，忻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2月25日上午，他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去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找出来的笑话书有11种，还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代管的个人图书和琉璃厂中国书店旧书当中又找到了4种。

4月15日、17日下午，忻中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借来了11种笑话书。

这样一来，先后合计找出25种49册笑话书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从中选出《时代笑话五百首》、《笑话三千篇》、《哈哈笑》3种，要求重新排印大字线装本。

《新笑林一千种》、《时代笑话五百首》，加上《笑话三千篇》，还有别的笑话书，加在一起，笑话可能已过5000个了。可是，6月4日晚饭后，毛泽东在看完新印的《笑话三千篇》等一批笑话书之后又说：新印的“《笑话三千篇》也不理想”。要他们再找一找有关笑话方面的书。

忻中等研究，决定“全面出击”，除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书店和北大、清华、北师大等老牌大学的图书馆外，还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中央宣传部图书馆等等，凡是估计能存有笑话书的图书馆，都进行了联系。通过“全面出击”，广泛联系，各方查找，又找出了20种共55册笑话书。

这些书分别从有关图书馆借来后，工作人员于6月14日下午送给了毛泽东。一个星期后，即在6月21日晚上，毛泽东翻看完这批笑话书之后说：“最近所借的笑话书，没有多少新鲜的，就不用重印了。”

京城大小图书馆忻中都跑遍了，能找的笑话书差不多也都找出来了。可是毛泽东认为“没有多少新鲜的”。北京城的笑话书，毛泽东几乎都读遍了！

根据毛泽东“再找一找”的指示，除在北京地区工作人员再进一步查找外，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有关领导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上海和杭州。从1974年6月下旬以后，“兵分两路”（北京、上海两地）继续努力为毛泽东查找笑话书。

6月26日上午，北京市委文化小组特派专人与忻中一起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该处负责人说明了来意。当时他们都还不知道是毛泽东要看笑话书。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临时组织人力，翻箱倒柜，从他们收存的图书中仔细查找，第二天就找出60多种笑话书。后来又相继找出几种，能找到的他们差不多全找出来了，这些书既有平装本，也有线装本，与以前送毛泽东的笑话书相比，大部分还都是新的。

因找出来的笑话书过多，当时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要求将这次找出的笑话书分为平装和线装两大类，先做出一份“笑话书目”送给毛泽东，忻中很快照办了。

8月26日，毛泽东在《笑话书目》中圈选了10种。9月19日，又圈选了10种。

在众多笑话书中，毛泽东对《新笑林一千种》很喜欢，书中所收的笑话，有不少曾让毛泽东开怀大笑，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送印《新笑林一千种》时，封面上有一幅彩色幽默画。毛泽东对这幅画很感兴趣。送印前，嘱咐说，封面上彩色幽默画和书前的四幅黑白幽默画照印。

毛泽东很爱读《笑林广记》。该书所收的300多个笑话，大都使他读后开怀大笑。一次，他独自在游泳池书房里看笑话书，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这时候，秘书徐业夫正好从外边进来。一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发笑，便轻轻地走到他身边，这才知道毛泽东在看《笑林广记》。

笑话书给毛泽东精神上带来了无限的乐趣，通过毛泽东博览笑话书的这一个侧面，也可以领略到他国学知识的广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