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民间歌谣是最早的诗歌形式，它起源于劳动，在生产劳动中得到发展。《诗经》中的“国风”是最早的民歌选集。民歌在内容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积聚的劳动经验，是人民群众的心声，是劳动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在生产劳动中，这既可以振奋人心、激发干劲，又能够调剂精神，消除疲劳，同时，它还被用来传播各方面知识。

民歌有其独具的艺术特色，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讽刺深刻，风格多样，形式灵活，语言朴素，手法多样。正是由于民歌的特有魅力，使毛泽东对它十分看重。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同人说：

梁武帝时的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还有梁朝大将军曹景宗，打仗回来写了一首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时期著名的民歌《敕勒川》：“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些诗都是一个字不识的人作出来的。当然，我并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我是说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欢民歌，还注意运用民歌教育农民。1925年，他从上海回故乡韶山休养期间，积极组织农民运动，借用普及平民教育的名义，团结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用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民歌作为识字课本，寓政治教育于识字教育之中，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湖南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至今还保存着这样的民歌：

金花好，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要翻身，

世道才像话。

今日望，明日望，

只望老天出太阳，

太阳一出照四方，

大家喜洋洋。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1926年，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就发动学生们收集、记录和整理各地的民歌。对其中的大量作品，他都仔细地，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歌的认识。

这次收集活动在毛泽东的心中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后来他多次提及。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毛泽东说：

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

遨游诗话世界

——毛泽东品读古代诗话

在研读诗词的同时，毛泽东还常常研读圈点各类古代诗话。研读诗话是毛泽东品读古典诗词时的一项重要内容。

诗话，是北宋兴起的一种诗词评论形式，它内容丰富博大，“其中有诗品焉，有诗志焉，有诗释焉，有补正焉，有订谬焉，有类及焉，有源流焉，有弃同焉，有辨证焉。”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的多种诗话中，较多地留有毛泽东研读笔迹的有《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余话》、《随园诗话》等。

毛泽东圈阅最多的，是清代袁枚撰写的《随园诗话》。一部清版《随园诗话》共16册，每册封页上都留有他读过的圈记。另两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随园诗话》，放在他卧室内，其中一部的一至五册封面上划有读过的圈记，另一部的一至三册亦划有读过的圈记。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大字本，一共4册，每册封面上都有毛泽东读后留下的两个大圈。

毛泽东读诗话时关注较多的是：诗品及诗词创作体会，诗人的治学经历及为人处世，诗作中涉及典故及知识性的解释，咏史诗的各种不同理解，诗话中收集的一些幽默、讽喻深刻的诗词，以及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等。

《随园诗话》有一则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的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

另一则说：“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

还有一则说：“诗人爱管闲事，越没要紧则愈佳；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陈方伯德荣《七夕》诗云：‘笑问牛郎与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杨铁厓《柳花》诗云：‘飞入画楼花几点，不知杨柳在谁家？’”

这些谈论诗创作体会的内容，毛泽东都非常感兴趣，加了圈画。

毛泽东很注意读诗话中有关诗人经历、著作过程、为人处世等方面的介绍和轶闻。

《西江诗话》是按人头辑录的，对其中欧阳修、陶渊明、黄庭坚、晏殊、文天祥、杨万里、洪皓、洪迈等人的段落，毛泽东有很多圈点勾画。

特别是对王安石，《西江诗话》中《王安石》一文，讲王安石的文字锻炼过程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然力强而遽至也。”

接着，列举王安石的诗：“含凤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说“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遗，浑然天成，……读之不觉有对偶，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

《西江诗话》的作者认为，像王安石这样著名的诗人，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也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所能达到的，都要通过学习，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才能逐步臻于炉火纯青。

毛泽东在这一段加了圈和点；在“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旁，重笔画着曲线；天头上画着大圈；对所提到的四句诗，都加了圈画。

毛泽东对诗话中有关诗人作品涉及的典故及知识性的解释也很感兴趣。如白居易《琵琶行》中“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历代诗话》中有《虾蟆陵》一文，其中说：杨升庵考证，虾蟆陵在长安。且说：“《国史补》谓董仲舒墓门，人过要下马，以故号下马陵，而语讹为虾蟆陵。白公诗亦循俗之过。”并举苏东坡的诗论证自己的观点。

凡诗话中涉及此类内容的，毛泽东都有很多圈画。

毛泽东对诗话中有关咏史诗的各种不同理解，特别留意。

《历代诗话》中《焚书》一文，说的是章碣《焚书坑》这首诗。诗话的作者对“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中的“焚书坑”作了考证，指出是在骊山下，即“坑儒谷”。文中辑录了对秦始皇焚书坑儒持不同看法的两首诗：“万历中，陈眉公诗：‘雪满前山洒满觚，一编常对老潜夫。尔曹空恨咸阳火，焚后残书读尽无。’天启中，叶圣野诗：‘黄鸟歌残恨未央，可怜一夕葬三良。坑儒旧是秦家事，何独伤心怨始皇。’一诘责后人，一追咎前人。各妙！”

接着作者列举历史史实，阐述自己的观点，即“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一向推崇秦始皇的毛泽东对这些内容都加了圈点勾划。

毛泽东还以极大兴致各种诗话中搜集的一些诙谐、幽默、讽喻深刻的诗词，以及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

《随园诗话》一卷中有一则说：江南总督尹文瑞好诗，年三十，人呼之为小尹。海宁诗人杨守和，年七十。尹对杨“奖慰甚厚”。杨曾自己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尹应道：“不然，君独不见‘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画。

《随园诗话》十二卷有一则说：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戒赌、戒酒、劝世道情诗，“语虽俚，恰有意义。”徐灵胎曾写了一首《刺时文》诗：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嘴嘘唏，甘蔗喳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毛泽东在这首《刺时文》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毛泽东读诗话时的圈圈点点，向人们展示了他在古典诗词殿堂里翱游的多姿多彩的风貌的一个独特的侧面。

“诗言志”

——毛泽东论诗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便潜心大量中国史书、古典、诗词曲赋等各种形式的古典文学作品，获取了丰富的文化素养，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基。他的有关诗歌的理论便是从这个根基上生发出来的。

作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毛泽东对“何谓诗”有着独特的、系统的看法。

毛泽东认为，诗必须“言志”

《讲堂录》择记了不少有关古代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想的语录，从中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继承了传统的“言志”、“缘情”的诗文观，认为作家主观的性情、才识和精神状态，是写出好诗的先决条件，“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也是真正领悟诗文精奥所在的先决条件：“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也”。

“诗言志”，出自《尚书·虞书·舜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一段话中。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毛泽东也认为“诗言志”抓住了诗歌写作的关键。毛泽东曾几次题写“诗言志”三个字，说明他从青年到老年一直是赞同欣赏这一诗歌创作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诗必须要有“气”、“势”

关于“气”、“势”，也是我国古代吟诗著文常讲到的。自曹丕首倡“文气”之说，刘勰深研“文势”之论，历代诗文家、批评家对“气”和“势”多有论述。一般说来，“气”泛指作者的情态、才质、性格和精神状态；而“势”，大体指作品的节奏、结构、义法，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读者的感染力度。两者结合起来便是“气势”，是一种创作风格的表现。

青年毛泽东《讲堂录》中择记了绝句为“律诗之半”的观点后，在谈到如何截留律诗各联而又不留缝隙痕迹、获得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时说：“惟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强调的是主体的“气”。

《讲堂录》中同时还讲到“文章须蓄势”；诗文应如大河奔流：

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

对此，毛泽东身体力行。在他的诗文中，非常注意气势流贯和大气磅礴。论人论诗文也仍葆有以“气”为准的习惯。如他称赞友人周世钊“骏骨未凋，尚有生气”；赞扬陈毅元帅说“你的大作，大气磅礴”。

毛泽东认为，诗必须要有“诗味”

在《致臧克家等》的信中，毛泽东曾谦虚地说自己的旧体诗词“诗味不多”；在《致陈毅》论诗的信中，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