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功是唐武则天时期的执法大臣，他坚持执法不循私情，不怕诬陷，甚至不怕丧命。《新唐书》称他：“尝谓所亲曰：‘大理，人命所系，不可阿旨诡辞，以求苟免。’故有功为狱，常持平守正，以执据冤罔。凡三坐大辟，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

徐有功认为自己被朝廷用为法官，自己只能“守正行法”，这就难免坐罪而死，这就像“鹿走山林”，迟早会“命系庖厨”被人宰杀。

毛泽东不赞成徐有功这种贬低自己的观点，认为他如坚持执法而死，是“以身殉志”，是高尚的行为。不仅徐有功如此，所有“以身殉志”的古今人物，都是伟大的、高尚的。他在《徐有功传》上批道：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相反，毛泽东对清朝末年的“软骨头”武训则完全是否定的评价。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稿时，亲笔加了这样的文字：

你看，武训装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他越装得像，就越能获得些举人进士的欢心，他就越有名声。他已经很富了，还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声，也就越富。武训是一个富有机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被他骗过。旧的反动著作家则将武训的骗术有意描写为“美谈”，武训的“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这件事，在《清史稿》武训传中也是大书特书的。

其五，相信“青年人打倒老年人”

毛泽东在读史、论史中，对青年人的作用给予特别的重视，他一再提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并从历史人物中列举了大量例证说明他的观点。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第二次全国团代会主席团的谈话时，就以周瑜为例，说明选青年干部任团中央委员的重要，他说：

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

在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青年，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人，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他强调说：

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接着他一口气举出了大量历史上年轻人干大事的例子。

毛泽东读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时写了一千多字的批注，其中说：

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毛泽东进一步发挥说：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

其六，听其言，观其行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是从历史人物本身的实际行动出发，并不以当事者自己的表白为标准，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听其言，观其行”的观人标准。

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期比较特殊的一个皇帝。他原为齐朝的雍州刺史，不料“时逢昏虐，家遭冤祸”，他的哥哥萧懿被暴虐的齐朝东昏侯所杀。萧衍起兵反齐，“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终于建立了梁朝。他“制造礼乐，敦崇儒雅”，在位长达48年。但是，他“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驰于刑典”，最后造成宗室子弟互相倾轧残杀，又错误地接受东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梁武帝本人饿死于侯景的囚室。导致大权“自己而得，自己而丧”。

毛泽东对梁武帝一生从得国到失国，感慨颇多。梁武帝初期在与北魏的作战中，显示了他的军事谋略。毛泽东在《南史·曹景宗传》中批道：

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但梁武帝最后结局却是那样可悲，毛泽东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批道：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是借用唐朝诗人罗隐在《筹笔驿》中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和惋惜之情的诗句，毛泽东用以评价梁武帝，当然包含着同样的心情。但梁武帝的悲剧并不完全是“运去”，其中很大原因是咎由自取。

梁武帝晚年专听独任，听不进不同意见，最典型的是他对贺琛奏折的批驳。

贺琛在奏折中尖锐地提出了武帝晚期的各种政治弊端，希望他对官吏“严为禁制，导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梁武帝对此无法容忍，竟口授敕书，一一反驳。声称自己“有天下四十余年”，一直是注意听取大臣们意见的，而且最恨昏聩。你贺琛在朝为官，见多识广，不应和那些庸碌之辈一样讲话。

读到此，毛泽东想起孙权批驳陆逊的话与此很类似，他在《贺琛传》中批道：

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

梁武帝针对贺琛提出的“导之以节俭”，反驳说：“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梁武帝还说他常常三更天出来理事，如果事情繁忙，到下午才能吃饭，而且经常只吃一顿饭。过去“腰过于十围”，现在削瘦许多，起码有二尺多。

毛泽东对梁武帝这大段诉苦似的自我表白并不同情，他批道：

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还为自己不能听取正确意见辩解，表明自己不能“专听生奸，独任成乱”，而实际上他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毛泽东又批道：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毛泽东这些批语，揭穿了梁武帝掩饰自己过错的各种表白，指出了导致他“自己而得，自己而丧”的原因。

其七，“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资治通鉴》第67卷记载了诸葛亮正确对待法正的事迹。法正是刘备的谋士，是辅佐刘备的核心人物之一。但他“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向诸葛亮提出，法正如此纵横，应该向主公反映，抑制他的威福。

诸葛亮没有急于行动，他说：主公之所以在公安，正是由于“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正是主公的辅翼，正应该让他“翻然翱翔”，发挥作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对他加以制裁，使其不能发挥作用呢？

毛泽东认为诸葛亮的作法是对的。他写道：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这也是他评价所有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的准则。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过一句话：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毛泽东这里所阐述的原则，不仅适合于孙中山这样的历史人物，也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种对历史有过贡献的人物。

毛泽东读史论人，往往只是表达自己的见解与个人的情感，感情色彩显得很突出。由于这种因素的作用，就难免对某些人物产生偏爱，而对另一些人物又有所厌弃。如他特别喜欢乱世中的英雄，就是一种个人感情。实际上战乱时代的人物与和平时代的人物都对历史有所贡献，不可偏废。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也会受到特殊的政治形势的影响。特别是1958年之后，毛泽东往往会以“左”的观点看待政治形势，看待社会现象，这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甚至可能出现以评价历史人物来为现实服务的现象。而毛泽东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恰恰是在1958年之后，这样，就不能不导致在对历史人物评价上的某些偏颇。

史籍的“古为今用”

毛泽东读史治史旨趣不在为历史而研究历史，他更注重史学的“致用”。他认为，学习历史知识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953年，他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毛泽东读史书，其着眼点是为了今天，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在，即他所说的“古为今用”。

毛泽东独特的“古为今用”，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重经世致用，让历史为现实服务

历史与现实紧密相关。经世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讲求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宗旨。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并且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将这一史学传统发扬光大。

毛泽东研读历史，总是密切联系现实，读的是古书，想的是今天，为的是今天，以求指导和服务于现实。

毛泽东借鉴历史知识为现实服务的事例很多。如1958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大概正读到《三国志》。这年，在许多场合，他都向干部们讲起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为了帮助与会者，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12月7日的批语中说：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民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为什么毛泽东要在中央全会印发《张鲁传》，并写了两大段批语？如果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不难发现，毛泽东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读《张鲁传》，是有其现实背景的。

1958年，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中央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有的地区宣布社员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实行“十包”、“八包”。这些情况表明初期人民公社所实行的一些政策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对历史上张鲁政权所实行的纲领和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的五斗米道“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希望以此来推动当时的人民公社运动，这是毛泽东批注《张鲁传》的核心思想，也是他批注《张鲁传》的主要动机。毛泽东之所以从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中选中了张鲁，因为他认为张鲁政权的许多做法与人民公社十分相似。“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一语道出了毛泽东批注《张鲁传》的现实目的，即从中寻找人民公社的历史根据，这是毛泽东借鉴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典型事例。

晚年毛泽东要求印制“大字本”史籍更充分地反映了毛泽东借助历史反思现实，从历史中获得启示，让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特点。

1971年“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是个极为沉重的打击。据说，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后来又大病一场（1972年1月突然休克），虽然抢救了过来，身体却从此垮了。然而，毛泽东毕竟经历过无数大风浪，是意志坚强的人。“九一三”事件的沉重打击，使他终于能静下心来反省一下“文化大革命”和相关的许多问题。印制“大字本”史籍就是“九一三”事件一年后的产物。

1972年10月1日毛泽东布置注释的《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带有反思的特定意义。这四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分不开的。当时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等人，由于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毛泽东显然是用《晋书》史传昭示当时领导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力图促进上层团结一致的一片苦心的表现。

鉴于“文化大革命”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曾打倒一批老干部，毛泽东也从历史中吸取某些教训，并要求极“左”派正确对待“解放”出来的老干部。1972年12月31日毛泽东布置注释《史记·项羽本纪》，一个重要意图是：项羽之所以在楚汉战争中失败，原因之一是他在战争中不断地杀降，杀掉了人心。争取敌人营垒中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1973年2月7日布置《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郃传》也反映了毛泽东这一意图。张辽和张郃都是曹操麾下有战功的大将，但他们原来分别是吕布、袁绍手下的人，曹操对他们不咎既往，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加以重用，为成就大业找到了得力助手。毛泽东用这些史例昭示极“左”派：要争取和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样才能取得胜利。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重新复出，被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似乎可以理解为这种反思和告诫的实质性落实。

第二，以史为鉴，汲取经验教训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研究历史，带有鲜明的毛泽东特色，那就是以政治家的目光去评点历史，关注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成败，关注历史上的重大政治谋略，重视从政治得失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而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