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外宾访鄂(4)

作者: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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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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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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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708字

他在父亲送他诵读的《闱墨大全》上愤怒地批道“岂有此理”四个大字,却以大量的精力各种不上台面的杂书。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北京镖局的镖师大刀王五。大刀王五是个伊斯兰教徒,从小与父母失散,在浪迹江湖中长大。他武艺精熟,尤以善使大刀出名。谭嗣同与他交往,不仅从他那儿学到武功和江湖义气,也由此获知生活的艰辛及社会的复杂。


不久,谭继洵外放甘肃巩秦阶道。谭继洵在甘肃十二年,这期间谭嗣同不断往返浏阳与甘肃之间。他从名师读书,深究天人之际,又喜与边塞将士往来,纵马狩猎。在多次南来北往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的贫弱、政治的腐败和百姓的艰苦,强烈的济世救民愿望,就在这跋涉奔波、风餐露宿的日子里萌生了。


张之洞听说谭继洵派儿子谭嗣同过来答谢,满心欢喜,他早就想见见这位不寻常的后生辈了。张之洞知道谭嗣同,是听杨锐说起的。杨锐听他的那班年轻朋友说,当今天下有四大名公子。战国时期的四大名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名传颂。当今也有这等公子?杨锐怀着极大的兴趣问这四大公子分别是谁,于是朋友告诉他,这四公子即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吴长庆的儿子吴保初,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另一个便是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陈宝箴虽在武昌,但陈三立却在京师,而谭嗣同却近在咫尺,怎能失之交臂?喜交朋友的杨锐务必要结识。托人介绍,杨锐认识了谭嗣同,果然一见倾心。谭嗣同也喜欢杨锐,彼此成了知心之交。有一次闲聊时,杨锐对老师说起了谭嗣同,说谭抚台的这个公子书读得如何好,诗文作得如何好,尤其可贵的是豪侠仗义,武艺出色,堪称文武双全。张之洞听了心里一动,读书作诗文不奇怪,难得的是以一抚台公子而有武功。武功这码子事,本是八旗子弟的特长,时至今日,连八旗子弟都不习骑射了,一个汉家高官的公子居然好此道,实为罕见。想不到平庸懦弱的谭继洵,竟然会有如此卓荦不凡的儿子!张之洞真想见见,但总没有机会,不料今日他自己来了。


张之洞吩咐安排在小书房接见。张之洞与人相见通常安排在客厅或茶厅,倘若为他所喜欢,或愿与之深谈的人,则安排在小书房,至于与他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如桑治平、杨锐、辜鸿铭等人,他有时也会在签押房里直接交谈。


当下张之洞离开签押房来到小书房里。只见一个人早已在此等候着,见他来,立即起身,垂手肃立。张之洞注目看这人年纪二十七八,中等略偏矮的单薄身材,清癯的面容上镶着两只微觉凹下的双眼,那双眼睛中流露出的是忧郁思虑的目光。张之洞知道这便是谭嗣同,他丢掉素日的倨傲,主动打着招呼:“是谭公子吧,请坐,请坐。”


“张大人,晚辈向您请安。”谭嗣同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说着,同时向张之洞深深一鞠躬,然后落落大方地坐下。


“哦,你的官话说得真好,在北京住过几年?”张之洞从小在贵州长大,父亲说的又是一口南皮话,他的官话其实说得并不好。常与他打交道的人官话都说得不好,尤其是衡阳人王之春、义宁人陈宝箴,那一口带着浓厚家乡腔的官话,既难听又难懂,乍然在武昌听到这样纯正的官话,犹如久喝浑浊水,突然饮到清泉似的舒畅。


“我出生在北京,一直长到十三岁,才第一次回浏阳老家。”


“哦,怪不得。”张之洞点点头,用父辈的慈爱望着这个名气不小的年轻人,“你是老几,今年多大了,成家了吗?”


“我有两个亲哥哥,还有一个嫡堂哥哥,故家人都呼我老四。今年二十八了,早已娶妻,岳父名叫李寿蓉,署理过汉黄德道,前些年奉调去了安徽。”


“哦,你还是李道台的女婿。”张之洞随口问,“令堂身体健朗吗?”


“先母已去世十多年了。”谭嗣同一提起母亲,就想起当年家里同时摆着三口棺木的惨景,语声不由得哽咽起来。


这孩子天性纯良!张之洞心里想着,便不再问他的家事了。“令尊的病好些了吗?”


“好多了!”谭嗣同诚挚地说,“家父深谢大人遣公子问候的一片好意,特意叫我一来答谢,二来告诉大人,他今日好多了,明天便可以起床办公务了。”


“不要那么急,令尊高龄,应当多休息几天,待痊愈后再办公不迟。”


“家父说,昨日公子送的厚礼,他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特命我给大人回赠一架鹿角。这是家父做甘肃藩司时一位朋友送的。西北梅花鹿角养精提神,更要胜过他处产的鹿角。”谭嗣同说罢,从椅背后提起一个大布包来。他打开布包,露出一架二尺长的黑褐色长满绒毛的梅花鹿角,他起身双手奉上。


张之洞面对这份贵重的礼物,颇觉为难。他平生不喜欢别人送礼,尤怕送重礼,绝大部分礼品他都婉拒不接。但处于眼下情势,这份重礼,他真的不便推辞,推辞则意味着拒绝巡抚的好意,今后督抚共事便更难了。想到这里,他微笑着说:“好吧!令尊的这番厚礼我也不能拂逆,我收下了,你回去后代我多多致谢。”


“谢谢大人赏脸!”


“杨锐多次在我面前提起你,说你文武双全,豪侠仗义,我为谭抚台有你这样的佳儿感到高兴。”张之洞充满爱抚的目光和蔼地望着谭嗣同,他这话完全出自内心。本想再说一句“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大人夸奖了。杨叔峤是个实诚君子,前两天我还收到他从京师寄来的信,说是在内阁做中书感觉沉闷,还不如在武昌。武昌虽忙碌,但有生气,日子充实得多。在内阁做事,心情烦,连读书的情绪都没有了。”


提到读书,张之洞听杨锐说过,谭嗣同在名儒欧阳中鹄的指导下,已经研读完毕《船山遗书》(《船山遗书》: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作总集。又称《王船山遗书》。明亡后,王夫之隐居湖南衡阳石船山,发愤著书百余种,并自号“船山老人”,世称“船山先生”,故名。),便问:“听说你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通读了王夫之的书,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船山先生的书体大思精,晚生自以为尚未能入其门槛,不过也有点体会。晚生以为,船山先生隐居著述四十年,无非是要向世人阐述他的一个信念,即人当与时共进。”


张之洞读书,除经史外,偏重于诗文,对子书不很喜爱。曾氏兄弟在江宁刻印的《船山遗书》,他当时作为湖北学政,也蒙金陵书局赠送一部,但他只读过其中一小部分。常听人说船山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于“气”“理”“道”“器”“知”“行”方面的辨析,而船山隐于山中著书立说,最隐秘的目的乃在于伸张民族大义;甚至还有人私下里说,曾氏兄弟打下南京后,急于刻印船山的著作,实际上是想借此洗刷自己助满压汉的罪过。当然,张之洞对此类私下臆测决不相信。


至于说船山学说的宗旨是阐述人应与时代同行这个说法,倒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是船山的本意,还是这位超脱凡俗的公子的自我见解?船山有副名联:六经责我开生面(六经责我开生面:是王夫之自题画像的堂联上句,表明了他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六经”,指儒家的六部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及《乐》。这里泛称传统文化。明亡,王船山隐居深山,从事学术研究,建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思想体系,把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等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可以在六经中别开生面,年轻人也可以从船山学说中别开生面,且听他的解释吧。张之洞微笑着说:“你的领悟力真是过人。船山数百万言殚精竭思的著述,让你一句话就钩玄提要了。”


谭嗣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晚生读书是奉行五柳先生(五柳先生:陶渊明隐居,于宅边植有五柳,曾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因以五柳为号,世称五柳先生。)的榜样,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语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意思是说读书只求领会精神实质,不咬文嚼字。现指读书时不求深入,只求了解一个大概。),很可能钩提的不是船山的玄要,不过我以为当如此去理解船山的学说。”


张之洞想:研究船山的这种方法或许不可取,若论经世致用,则未尝不是通者之识。张之洞读书,历来最重这个“通”字,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恰好不懂这点,变成迂腐不通;倘若迂腐不通,读书再多也无用。这就是孟夫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四少爷,你给老夫说说你对与时同行的认识吧!”


“张大人,晚生以为,与时同行不仅仅是船山学说的宗旨,而且是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成就事业的根本之途。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倘若与天作对,与时作对,则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衡之前朝前代,此种人不胜枚举,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罢了。”


张之洞为官几十年,敢于在他面前如此大言荦荦的年轻人很少。是身为巡抚公子,一向自大惯了?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识深浅反而易于放言高论?抑或是真正不同流俗,惊异的只是别人,在他自己却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张之洞边听边默默地想着。


“就拿眼下来说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化。合肥相国虽然有些事做得不惬人意,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有一句话说得最妙不过。他说中国正处在三千年一大变局之中。一个‘变’字最是深刻地概括今日国家的局势。既然局势变了,一切也应随之而变。有句本不是晚辈应该说的话,但久蓄于胸,平素无机会一吐,今日在大人面前,尽管有可能受狂妄之讥,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


“什么话,你说吧。”张之洞和蔼地鼓励。


“大人,以晚辈所见,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因循守旧,而不知变革维新。”


“变革维新”!“变革”与“维新”本是两个古老的旧词,现在由年轻的谭嗣同加以组合吐出,让五十五岁锐意进取的湖广总督为之一震。他开始对眼前这个名公子另眼相看了。


“这一点在官场最为突出,湖北官场尤为典型。不瞒大人说,家父便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这句话,晚辈也曾当面对家父说过,家父也承认这一点,说像他这样经历和年岁的人,还是因循守旧最为保险。”


张之洞不由得笑了起来,说:“足下父子能这样倾心交谈,实不容易。”


“这种交谈太难得了,只有在他心情极为舒畅时才可偶尔言之。家父一生很少舒畅,他总在忙碌忧虑中度过。不是晚辈袒护,像家父这样的人,当今官场还不太多见,最多见的是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一类人。他们真的是曾文正公五十年前所说的推诿、颟顸式的官员。大人要在湖北办洋务大事,依晚辈愚见,最主要的还不是缺资金,最主要的是要如何对待一大批这样昏瞀的官吏。”


这番话使张之洞又是一震。他先是对谭嗣同这种狂放的姿态颇为不满。最主要的是,不是什么而是什么这一类的话,只有子青老哥、阎丹老那样的人才可以说的,作为二十多岁的子侄辈,岂可当我之面说这种话?拘谨重礼的谭敬甫,怎么生出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来?真是咄咄怪事!然而转念一想,这个年轻人说得也有道理。近来令他气闷、愤慨,甚至沮丧的两件事,又的确都是因为官吏的昏聩而造成,并不是因为银钱的缺短。张之洞不得不佩服谭嗣同目光的犀利。从心底里来说,张之洞是喜欢这种人的:玫瑰虽有刺,但有好看的花朵;蔓藤尽管柔顺可亲,却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放下架子,以一种近乎平等的姿态问:“你说得有道理。依你看,老夫来湖北办铁厂、办矿务局,湖北官场和民间究竟是支持的人多,还是不支持的人多?”


谭嗣同没有立即回答,他思索半晌后说:“大人若要听我讲实话的话,湖北省无论官场和民间对大人办的事,理解和支持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在观望。当然,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人也不多。”


张之洞凝神抚须,望着谭嗣同没有吱声,心里却在仔细掂量这几句话。


“不过,大人不必因此而有所顾虑,自古以来雄图伟业都是由少数几个先知先觉做起,然后再得到多数人的襄助,最后才有普天之下的响应,蔚成大举。比如孔夫子创立儒家学派,又比如天竺国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都是这样的。晚辈是完全赞同大人的这番事业的,只是因为家父一再要晚辈参加今年秋天的恩科乡试,不然,晚辈早就回到原籍浏阳去,仿效大人办两件大事。”


张之洞很感兴趣地问:“回浏阳办两件什么大事?”


“仿效大人在两湖书院设置西洋学问的做法,回浏阳办一西学馆,以算学、天文、测量等为主,招收几十个聪颖子弟加以培植。”


“好。”张之洞立即答道,“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先向你预订,你培养多少我接收多少,我这里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谭嗣同高兴地说:“有大人支持,我办西学馆的兴头更足了,也不愁没有人来就读了。”


“第二件呢?”


“我的老家浏阳是个山区,田少山多,老百姓生活艰难,世世代代浏阳人都认为贫苦是命,改变不了。自从大人决定在江夏开煤、在大冶采铁后,我就想起十年前看到浏阳县志上记载,普迹寺僧人从明代嘉靖年间起,便在后山下挖一种黑石块当木柴用来烧水煮饭,一直到康熙末年,黑石块用完了才烧柴。现在我想,那里的石块不就是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