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清流砥柱(13)

作者: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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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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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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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774字

第三,这又是一个抗粮的案子。完粮交赋,自古以来就是做老百姓的天职。没有百姓的粮赋,朝廷吃什么?官府吃什么?八旗绿营吃什么?国家缺了粮赋,还能维持得下去吗?盘古开天地以来,哪朝哪代不是把向百姓征粮征赋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同样,也把百姓的抗粮抗赋当作头等大案来镇压。抗粮,这是个多么可怕的罪名!聚众抗粮闹事,简直如同反叛,镇压讨伐,理所当然。杀一儆百,镇压东乡的目的就是要稳住整个四川,甚至全国。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丁宝桢的话并没有错,身为朝廷命官的张之洞也知道此中的关系。


那么,东乡这个案子就不要去翻了?抑或是自己不去插手,让别人去做?


张之洞背着手在书房里缓缓地踱来踱去。夫人亲手端来的银耳羹摆在书案上很久了,他也没有心思去喝一口。他焦急着,心里烦躁不安,脑子里思绪纷杂,一团乱麻似的难以理清。


“不,不能!”张之洞突然发狂一样的在心里喊叫。儒家信徒的“民本”思想、言官史家的职守使命、前任学政的道义责任、热血男儿的天理良心,所有这些都告诫他、敦促他,决不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冷漠淡然,决不能因个人得失而放弃人间公道!


张之洞停止踱步,毅然坐到书案前,将已冷了的银耳羹一口吞下,决心义无反顾地为东乡冤民上疏请命。


他托腮凝思。


东乡一案的关键是属性。若属聚众抗粮闹事,则派兵镇压并无大错,失误只在杀人过多。显然,光绪元年的定案之所以对当事人处理过轻,光绪四年的复审之所以维持原判不变,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事情原本不是这样。


案发的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到绥定府考试生童,东乡县属绥定府管辖。考试中,有十多份试卷不是按题作答,而是向学台诉说东乡的冤情。张之洞确信此案一定冤情甚重,否则生童不会做出此种违规之举。出于同情,张之洞没有斥责这些生童;限于身份,他也没有将此事告诉抚台和两司(两司:明、清两代对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的合称,最高长官分别为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主管全省财政与民政等事务,从二品,因其衙门简称藩司,所以也称藩台,或沿用明代的叫法,尊称为“方伯”。按察使,主管全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正三品,因其衙门简称“臬司”,所以又称“臬台”或“廉访”)。他只希望朝廷能秉公办理,早安人心。这些天,听了杨锐、何燃等人的叙说,他心里更有底了,此案不是抗粮闹事,而是对苛政的不满。


做过三年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对蜀中官吏的苛征勒索深有了解。是的,现在就借为东乡人民申冤叫屈的机会,向太后和皇上奏报四川赋税的实情。他提起笔,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写了出来——四川的赋税与他省不同。咸丰中叶,军饷紧缺,朝中大臣议定四川于钱粮之外再加津贴。所谓津贴,即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额外再征收一两。咸丰末年,则又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所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四川全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为贫苦的二十多个州县外,其他各州各县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全是藩司决定。每县地丁五六千金的,捐输则派到万金之上,这笔银子都摊到各人头上,不能少出。而所有这些,才只是报部完饷的正款,至于州县府各级的耗羡(耗羡:在赋税外另征加耗抵补实际耗损后的盈余。又称火耗,即地丁漕粮及其他杂税,以折耗为名另外征收的附加税。如征粮,借口雀鼠损耗在正赋外另增收耗米;征粮改征银后,除借口熔化银两增收火耗外,对原增收的耗米也折银照征,亦未因无耗而减征)、运费还不算在内。不仅仅这些,四川省还有许多杂派,其中杂派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局,如伕马局(伕马局:相当于驿站,清同治初年在四川各州县设立。由地方官委派乡绅设局,按粮派钱,以备随时支应军需。初为镇压人民起义而设,随后各厅州县积习相沿,仍借支应兵差名目任意苛派,伕马盈千累万,多于正供数倍,成为地方官绅与伕马局绅敛财的工具)、三费局(三费局:晚清四川规制司法费用的机构。三费指官府受理命盗案件所需的招解、勘验、缉捕等费。其费自道光以来皆苛派于地邻,书役里胥借此敲诈勒索,每出一案,祸延数十户,扰及数十里。一家发案,邻户皆逃,乡民多有因此倾家荡产者。同治初,各州县纷纷实行按粮摊派,专用作三费供支)等等,此等局员的开支皆取之于民。各种杂费加起来,农人上缴的多于正款的钱粮,多则十倍,少的也到了五六倍。更可恨者,川省官吏还规定,农人必须先完杂费再完正款,一切完清后官府才发串票。若不缴杂费,即使完清正款的也不发串票。无串票,官府可视为未完钱粮而拘捕。川省官吏的这种手段,可谓狠毒。


他省捐输,不过偶一为之,即有勒派,也只加累富室而已,而川省捐输之数,一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从前历次奏报中所说的东乡农人于正赋外每两加钱五百文,并非向富室勒捐,而是向每个人头加派;也并非为国家增收财富,而是州县府各级官府用来肥私利己。东乡乡民的愤怒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


此外,东乡从同治八年以来,六七年间向乡民征收数万银子,而县衙门从未有一纸清账向乡民公布。乡民要求公布账目清单,这也是合理的举动,不为过分。东乡乡民愤恨加赋,请求清账,这两件事合起来,被县令孙定扬诬告为聚众抗粮闹事,派兵镇压,造成了大血案。


张之洞写完这段话后,放下笔来,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口气已经憋了很多年了。


在四川做学政期间,眼看川民为官府的敲诈勒索而怨声载道时,他就憋了一肚子气,回京师几年来这口气也一直没有机会吐出。现在借东乡之案上此奏章,既为东乡的翻案找到了依据,又为川民说了话,出了这股多年的闷气。自己的俸禄,名为朝廷发给,而朝廷并不种田织布,还不都是百姓的血汗?因此,当官要为民做主乃天经地义。身为言官,为民请命,正是本职所在。今天的这份奏章,才是名副其实的言官之折。想到这里,张之洞颇为兴奋起来。


“懿娴!”他突然高声叫起夫人的芳名来。


王夫人正在东厢房里与春兰逗女儿玩,猛听得丈夫呼她的闺名,甚是惊奇,春兰也感到意外。通常,张之洞都不叫夫人的名字,当着夫人的面说话时也从不称呼,对下人说话则用“夫人”二字代替。出了什么事儿?王夫人忙不迭地跑出东厢房,春兰牵着小姐跟在后面。


“怎么啦,四爷!”


还未踏进门槛,王夫人便气喘吁吁地问。踏进门后,却见丈夫满脸得意地站在书案边。


“你吩咐春兰,今天中午包饺子吃!”


“有什么喜事了?”见丈夫高兴,王夫人也高兴地笑起来。


这几天,张之洞为东乡的事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王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但他知道丈夫的脾性,不敢多问。张之洞虽然生长在贵州,但家里一直保持着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经常吃面食,逢年过节或来了北方籍的客人,则包饺子以示郑重。张之洞继承这个家风,遇到喜庆,则安排家里包饺子。王夫人和大根、春兰都是北方人,一听包饺子,更是满心欢喜。


张之洞对夫人说:“我张某人做了三年四川学政,总觉得欠了蜀中父老一笔很大的情,今天总算还了一点,故先来个自我庆贺。”


看着丈夫脸上绽开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夫人甚是快慰。她忙叫大根上街去割肉买韭菜,然后带着春兰亲自下厨张罗。


张之洞继续构思他的奏章。


东乡乡民不是无理取闹,而遭到如此惨毒的杀害,这就是冤案。冤案不雪,民心不服。民心、民心,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兴义府长大的张之洞,经常亲眼看到贫病交加的贵州老乡流落街头、逃荒讨饭的情景。一年到头,光倒毙在知府衙门外的饿殍就数以百计。兴义府所属各县的苗民常常闹事,身为知府的父亲一面弹压,一面也同情,在饭桌边对家人说:“苗民没饭吃、没衣穿,受苦受罪,闹事也是逼出来的。”父亲的这些叹息,深深地印在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中。


青年时代回直隶老家参加乡试,后又去河南巡抚衙门做幕僚,再后来又去浙江、湖北、四川,从西南到京畿,从江南到荆楚,张之洞所到之处,民不聊生的多,富裕小康的少;人心浮动的多,安居乐业的少;怨声载道的多,歌功颂德的少。真的是国本松动,民心可虑呀!


身为大清詹事府(詹事府:国家管理皇后和太子事务的机构。清自康熙后虽不设太子,但仍沿置詹事府,作为翰林官迁转之地。詹事府掌经史文章之事,凡充日讲官,纂修书籍,典试、提学等差,均与翰林官同。凡秋审、朝审及下九卿翰詹科道会议之事,均有詹事府官员参加。)官员,理所当然应该借东乡一案的典型事例,将“民心”二字的重要向太后、皇上指出,这实在是关系到大清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也是身沐皇恩的大清臣子对朝廷的最大忠诚。张之洞想到这里,凛然提起笔来继续写下去。丰厚的学养、过人的记诵能力,使得他在引经据典这方面一向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我朝深仁厚泽,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二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顺治元年,世祖告诫群臣,凡官吏蒙混倍征者杀无赦。十三年又下令严禁加派。康熙五十二年,圣祖特颁“永不加赋”之谕。此为古今数千年所无之善政。至于好生恶杀,慎重刑辟,乃列圣相传之心。顺治十年,圣谕告诫:死者不可复生,误者不可复改,务必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敕刑部,所押罪犯,凡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省释。康熙二十四年又规定,凡官吏犯有贪污之罪,概不宽免。


接下来,张之洞又列举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朝对几个大案件的慎重处理事例。因为惩治了贪官污吏,故而赢得民心,在史册上留下美誉。这些先例应是这次处理东乡冤案的借鉴。最后,张之洞倾注满腔之情,为这道奏章收了尾:


臣来自蜀中,实有见闻,若不发言,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四川通省之士民。愿皇太后、皇上深唯祖训至严,人命至重,民心可畏,天鉴难欺,关系至大,不独一蜀。应如何核议之处,恭候圣裁!


搁下笔,张之洞这才发觉肚子已饿了,对着窗外大叫“开饭”。王夫人笑吟吟地走过来告诉丈夫,全家人为等他吃饺子,中饭已足足推迟一个时辰了。


吃完饭后,张之洞在小庭院里散着步,思维仍没有从东乡案件中解脱出来。东乡发生的这一起四百多条人命的重大惨案完全是人为的,县令孙定扬、提督李有恒负有主要责任,不杀这两个人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达到为这起冤案平反昭雪的目的。上午的奏章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一点,而这个体现四川通省士民的要求必须上达天听,请求圣旨批准。因此,很有必要再附一片。


张之洞匆匆结束散步,走进书房,又拿起笔来。正要动笔时,关于东乡之案的另一方面的情况突然浮出脑海。而这,又恰恰是这几年来无论定案还是复审时都被各方忽视了。张之洞在四川时就听说过,前两天杨锐、何燃、黄奇祥也说到了。原来,此案发生前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光绪元年春天,一股对苛政不满的情绪开始在东乡县四乡农人中蔓延,大有酿成事端的可能。绥定府知府易荫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县令孙定扬下乡察访实情,并主张减轻勒索,缓解民怨。孙定扬拒不执行,反而向川北镇请求派兵镇压。易荫芝派人飞驰川北镇,止其发兵。又派署太平县令祝士棻前往东乡。祝士棻与四乡农人和谈,并签字画押,遵守共同订下的条款。东乡民情有所缓和。不料,孙定扬向省垣告易、祝二人的状。于是总督文格派出总兵谢思友带兵前往东乡。谢思友到了东乡后知道农人并非叛逆,遂施行安抚之策。后来,易、祝、谢三人均遭弹劾,由提督李有恒、县令孙定扬一手造成了那场惨祸。


张之洞认为,这个惨痛的教训应该给人们以重大的启示,即负有地方之责的官员,必须时刻关注民情,应制止事件于刚萌芽的时候。如此,则不易出现难以收拾的大变。东乡之事,若按易荫芝的办法去做,早减捐勒,则不会恶化。另外,同一件事情,处理方式不同,也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若遵照祝士棻的方式去做,与乡民相约画押,各自信守,则将会平静地解决纷争。若按谢思友之法,安抚闹事之人,则能消去怨气,也不会使事端激发。可惜的是,三个有识的官员却被无知的庸吏给排挤了。


张之洞想,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向朝廷报告,一定要表彰在东乡事件中那三个见识卓越而遭到不公平弹劾的好官。这对各省各级官吏都是极好的教育,从提高办事才能、整顿吏治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比平反一个东乡冤案更显得重要。


张之洞提起笔来,为附片拟了一个《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的题目,然后笔走龙蛇,把自己的这段认识急速地草拟出来。


掌灯时光,杨锐风尘仆仆地回到张府,向老师禀报了两天来外出活动的情况。


这两天,杨锐拜访了一位川籍御史、两位川籍内阁中书,又在一个中书的引导下,拜访了一位川籍户部侍郎。这些官员对东乡冤案都予以同情,但鉴于复审仍维持原判,又都认为要翻过来是件棘手的事,不能急,只能慢慢寻找机会。


“香师,我们怎么能不急呢,我们不能在北京久住呀!若此案无一点进展,如何回川见父老乡亲呢?”杨锐满是稚气的圆胖脸上流露出几分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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