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清查库款(4)

作者: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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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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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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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448字

阎敬铭把这一段往事说出后,特为强调:“这事虽然加重了文忠的病情,但还不是致死之由,真正把文忠送上绝路的是洋人。”


“洋人?”张之洞颇为惊讶地说,“恩师并没有跟洋人直接打过交道,此话从何说起?”


“是的,文忠并没有直接与洋人打过交道,但那时的武昌城里已有洋人在活动。”阎敬铭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那是咸丰十一年八月份,文忠去安庆看望曾文正公,恰好咸丰爷晏驾哀诏下达安庆,文忠悲伤,急着要回武昌主持祭奠事。文正送文忠到长江码头。二人说起咸丰爷盛年驾崩,说起长毛猖獗时局严重,都为国家的前景忧愁不已。正在这时,文忠停止了说话,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江面。”


张之洞发觉阎敬铭两眼死盯着漆黑的窗外,仿佛窗外便是安庆城下那条奔涌不息的大江。


“文正顺着文忠的眼光向江面望去。原来,大江中流,正有一艘高扬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由东向西,迎着滚滚波涛逆江而上。在英国轮船的前面,有两艘湘军水师的长龙在划行。长龙是湘军水师的大船,上面可坐百十来个人,气势宏大,甚是威武,长毛水军见到长龙便胆怯。二人都注目看着。一瞬间工夫,英国的海轮便追上长龙。它所激起的巨大水波,冲击着那两艘长龙左右晃荡,扬起的水花纷纷落在长龙的甲板上。甲板上的水手在抱头逃窜,有的人已在卸风帆了。长龙上出现一片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的场面。这时,水师统领彭玉麟也来到他们二人的身边。见此情景,彭玉麟气得骂了一句:‘这些洋鬼子可恶!’他瞥了一眼文忠,只见他双眼发直,脸色铁青。一种不祥之兆在彭玉麟的心里冒了出来。”


张之洞也感受到了一股气氛上的冷酷,下意识地说:“彭公当时要是劝恩师回去就好了。”


“这是不可能的。”阎敬铭立即说,“作为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与他的水师将士是血肉相连的,见到英国船在我们的大江上如此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他早就气得咬牙切齿了。他是一定要看个究竟的,怎么会劝文忠回去呢?”


说得也是。张之洞想,假设换上自己,也是会要看个究竟的。


“就在彭玉麟再将目光投向江面时,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两艘长龙的前方,有一条舢板也正在江面上操练,来不及躲避,被后面劈波斩浪气势汹汹的英国轮船所激起的浪涛打翻了,舢板上的十几个湘军全部掉到江里。英轮甲板上的水手拍手跳跃,幸灾乐祸。转眼间,这只轮船便开出一两里之外,将湘军水师的长龙和舢板远远地甩在后面。彭玉麟气得正要再骂的时候,猛听得‘哇’的一声,文忠口吐鲜血,晕厥在地。急得文正和彭玉麟忙叫士兵们把他抬进附近的民房。文忠醒来后,一手握着文正,一手握着彭玉麟,气势微弱地说:‘洋鬼子欺人太甚,我大清今后真正的敌人,不是长毛而是洋人。长毛成不了气候,要不了几年便可削平。洋人有坚船利炮,我们现在还不是敌手。洋人可恶,但洋人的船炮可爱。不学洋人造船炮的技艺,大清难以强大。’他转脸对着彭玉麟说,‘雪芹,湘军水师的强大,要靠涤丈和你了。’文忠说完这句话后又昏迷过去了,没过几天便溘然长逝。文忠是的的确确被洋人气得呕血而死的。”


深夜的榆次驿馆,一片沉寂,张之洞感到浑身凉飕飕的。胡林翼临终前的这段话,久久地在他的脑中盘旋。龙树寺吴大澂砸俄国怀表,众清流发誓不与洋货沾边的悲愤情景又在眼前浮现着。一时间,他仿佛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突然有了新的领悟。他喃喃自语似的说着:“恩师在世上所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是金玉良言,值得我们深思。”


“老朽今夜之所以要郑重其事地把这事告诉你,也就是希望能引起你的深思。”阎敬铭把夹衣上的布扣扣上,“老朽后来做湖北藩司、山东巡抚,接触过不少洋人,又有幸和郭嵩焘星使[郭嵩焘星使:星使,清朝时对钦察大臣或钦差官员的尊称。古天文家认为天节八星主使臣持节,故将天子的使者称为星使。郭嵩焘(1818—1891),清末外交官,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节。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助曾国藩办湘勇平定太平天国。1875年(光绪元年)8月奉诏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1877年元月抵伦敦。次年,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在使英途经新加坡、锡兰等地时,了解各地政教、军备、民情风俗等,将见闻逐日记载。热心洋务,极力主张学习西方。著有《养知书屋遗集》《郭侍郎奏疏》《英轺纪程》和《郭嵩焘日记》等。]长谈过,听他说起英、法等国许多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事。看来,泰西之所以国强民富,自有他们的长处,值得我们效法。文忠可惜死早了,不然的话,他在这方面应会有一番大的兴作。老朽现在虽蒙太后特达之恩,但已是桑榆暮年,做不了多少事。抚台年富力强,国家的事情要靠你这样的人来做。”


张之洞被阎敬铭这最后一句话所打动,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是有一番新的事业在等待有识之士去做。这番事业就是所谓的夷务吗?这可是要受官场士林众多攻讦的事!见新添的蜡烛又将燃尽,知夜已经很深了,明天都还得有一番旅途劳累,便起身对阎敬铭说:“丹老,您今夜所讲的恩师如何处世为政,对我的启益很大,尤其恩师呕血而死的这桩事,对我更是一个震动。您也很累了,应该休息了。到了太原后,我再向您请教。”


阎敬铭也起身说:“今夜就说到这里吧,到太原后我们还可以再详谈。同治六年,陶夫人将文忠生前文稿付梓,刷印了三百部。承蒙陶夫人看得起,送了我一部。这些年来,我每年都要通读一遍,并随时写点感受在上面。原想为小儿存一份资政借鉴,怎奈他们不成器,老朽也不想明珠弃暗,将它从解州带了出来。以抚台与胡家之关系,陶夫人自然会寄赠的,想必你对老师的遗集也会认真去读。但老朽的那一套,上面写了十来万字的札记,都是有感而发,或许多少能对抚台有点启示。”


阎敬铭从随身的樟木箱子里取出一个蓝色粗布包,打开蓝布,露出整整齐齐的十余册书来。阎敬铭双手托起这套书,神色庄重地对张之洞说:“老朽感激抚台多次荐举之情,无物酬谢,现将乃师的遗著转送给你。这是乃师一生心血的结晶,不识者只把它当成一部普通书看待,识者便知此乃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愿抚台公务之暇随时披览,莫辜负乃师生前对你的恩惠和老朽对你的期望。”


张之洞郑重地接过这叠厚重的书册,突然有一种佛教徒接受衣钵似的感觉。他轻轻地翻开封面,赫然见扉页上写着一段话:


润芝兄多次说过“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话,这或许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根本所在,亦或许是此遗集的精髓所在。阎敬铭光绪八年第十五次通读后记。


他再翻开后面几页,只见每页的天头地脚上都有密密麻麻的字迹。张之洞合上书,激动地说:“这部书不仅是恩师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您一生心血的结晶。您没有将它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送给了我。此情此谊,我会终生铭刻在心。恩师的遗集虽多遍诵读过,但先前不负实责,读来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今后再读,心将会与恩师贴得更近。何况这上面有丹老您的许多认津识渡的指教,将更会使我获事半功倍的收益。我初为疆吏,虽有满腔为三晋父老办事之心,却苦无良方,今后尚望丹老时常赐教。山西穷苦,银钱极匮。丹老寓居解州十余年,对山西之困苦,会比我知道更多、同情更烈。此番进京执掌户部,还望老前辈今后在下拨银钱、周济贫困、减免赋税等方面,对山西略存悯恻之念。我今夜以山西巡抚的身份,代三晋一千万父老乡亲向丹老恳求了。”


说罢,双手抱拳,深深地一鞠躬。阎敬铭双手抚着张之洞的肩头:“抚台免礼,老朽自会尽力而为。”


三、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


阎敬铭在太原城住了五天后,在侄孙和山西巡抚衙门专门派出的一名武巡捕的陪同下,离开太原径赴北京履任。张之洞指示清查局按照阎敬铭所教方法办事。


马丕瑶将光绪三年赈灾时期的虚衔执照全部调出来。两千张执照发出了一千五百余张,其中捐六品至四品中级品衔的有三百余张,占全部捐款的一半,约二百五十万两。这中间捐四品和从四品两种品衔的有四十二人,共一百三十八万两。这四十二人全是票号的老板。


票号亦称票庄,又称汇兑庄,是银行业在中国出现之前,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种信用机构,经营汇兑、存款、放款等业务。据说此种机构明末清初时首创于山西,又说是乾隆嘉庆年间,由山西平遥籍商人在天津所设的日升昌颜料号改组而成。总之,票号多为山西人经营,故有“山西票号”之称。在咸丰、同治年间,山西票号业务十分兴隆。光绪年间又有新的发展,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有几家大的票号正准备在东京、莫斯科开办海外分号。山西穷苦,山西的金融业却这样发达,这真是一件令人深味的趣事。


“信任”二字是票号的生命。雄厚的资本、经营者守信义重诺言等等,都是票号获取信任的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在中国,一切行业都必须和官府拉上亲密的关系,有官府做后台,官府给脸面,才能在百姓的眼中有地位。依傍官府,则是票号换取信任的重要手段。故而,票号老板都加强与官府的联络,不但要与抚、藩、臬这三个实权在握的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还得支持官府所提倡的事情。所以,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对于官府号召的捐款赈灾不敢怠慢。这是其一。


其二,票号老板尽管有金山银垛,日食山珍海味,夜宿豪华宅院,出则前呼后拥,入则妻妾成群,但他们终究是民而不是官。在翎顶辉煌的会议酒宴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衣冠衮衮的公众场合,主持者也不知把票号老板摆在哪个座位上。这些腰缠万贯的阔佬,常常会因此而尴尬、而沮丧、而脸上无光。所以,他们要用银子来买顶子,银子多的票号老板则希望买一个品级高的顶子。只是因为朝廷有规定,用钱买官的,最高不能超过四品,若没有这个限制的话,他们中也有人宁愿出几十万、上百万两去买个一二品的红顶冠在自己的头上。他们为的不是权,而是争个社会地位,取得社会的认可,好让芸芸众生知道,读书从政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经营票号也同样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样也可以达到人生的高峰,赢得荣耀和风光。这也是所有发达的票号老板乐于用银子来换取虚衔执照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因此为票号争得了更大的信任。可以设想下,一个票号的老板是四品衔的官员,一个票号的老板是无品无级的布衣,有钱人对哪家票号更信任?他的银子更愿意存入哪家票号?在中国,这是个答案很简单的问题。


这些票号的老板,尽管本人在全国各大分号来回巡视,但他们的根子都还扎在原籍。通常在原籍都有大庄院和大片的田土,或由父亲、或由兄弟、或由嫡妻掌管家政,虚衔执照这种朝廷颁发的重要文书,照例都保存于原籍的老家。因此,查核正本并不是一件难事。


清查局派出六名委员,分头到这四十二家票号老板的原籍去查核。两个月后,这些委员都相继回到太原。果然如阎敬铭所料的,此行收获巨大。四十二个老板家中所保留的正本,上面所书写的捐银数量,除七人与副本相符外,其余三十五名的正本均与副本不符,正本的银数一律多于副本,相差大的达三千两,相差小的也有八百两,总共有七万余两,约占四十二名老板所捐款的二十分之一。一千五百余张虚衔执照共换来五百余万两银子,照此推算,当有二十五万两左右的出入。


杨深秀所提供的原始记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只记录了两个半月的捐款细目,将这张细目与保存在藩库里的,由徐时霖签名的一千二百余张军功牌副本上的银数相比,有二万两银子的出入。


现在情况大致明白了。在光绪三年赈灾期间,由藩司葆庚主持、冀宁道员王定安为副手,以阳曲县令徐时霖为主要办事人的善后局,在接受捐款一项中,有确凿证据的贪污银子为九万两,怀疑贪污银子三十万两左右。


张之洞看到清查局送上来的这份禀帖,不由得怒火中烧。这可不是寻常的贪污,它贪污的是救灾的银子。在那大灾大荒的年月,一两银子就是一条人命呀!身为朝廷命官,手握朝廷授予的权力,处于百姓父母官的地位,掌管着百姓的生死命运,却利用权力去中饱私囊,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真正是良心丧尽,天理不容!张之洞恨不得即刻就将葆庚、王定安等人抓起来,绑赴街市,杀头示众,以平民愤而大快民心。但他们身为司道大员,不能如此简单从事。他和桑治平商量着。


桑治平说:“阎丹初先生明知山西赈灾款里出了事,也明知葆庚、王定安等人有贪污嫌疑,但他就是不出声。既不向朝廷奏报,也不向曾国荃、卫荣光揭发,假若这次若不是去京师任户部尚书,他可能还会缄默不语。这是为什么?”


张之洞说:“你这个疑问提得好。依我看,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身处客位,虽有怀疑,不便去一一查实,手中没有真凭实据,则不便挑明;二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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