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了，快回去。我没有手电，工房里没电，再不走就摸不到路了。好在离开工房没多远，虽然深一脚浅一脚，还是顺利地走回去了。推开木门，羊圈里的山羊已经非常安静，不知是不是睡着了。卧室里，七斤的床头点起一盏马灯，大福坐在床边，头趴在床上鼾声如雷。我慢慢踱到床头，伸手探一探七斤的额头，让我大惊失色的是，我的手突然被七斤抓住了！

“儿子啊，你不要离开我，我还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七斤的手冰凉而干枯，我的手像是被冬眠的蛇咬住那样难受，我想，再难受也不能强行抽出来。七斤感受到了我的驯服，渐渐平静下来，抓紧我的手也慢慢松开。七斤问我：

“我讲到哪里了？”

“你讲到我们三个离开了滨海大学。”

“对。水漂萍在那几张盖有公章的空白信纸上写介绍信，靠它们我们来到桃盘寨。真是一路顺风啊。”马灯下的七斤挤出一丝笑容，看不出是苦涩还是甜蜜，但至少是勉强。就在这一刹那，七斤的笑容消失了。“好景不长哪，”他说。

“杨仁杰很快就带人来把我们抓回去了，我被绑了绳子，水漂萍被戴了手铐，连你的小手也用红领巾绑住，因为你对杨仁杰又抓又咬。水漂萍写给杨仁杰的信和那本手抄的《蛊惑真相》一直由我保管，我当时做对了一件事，见到杨仁杰带人远远走过来，我把信撕碎吞下了肚子。《蛊惑真相》我就不在意了，塞进内衣紧贴肚皮，因为水漂萍说过，《蛊惑真相》是反对迷信的，让他们看不要紧。

这时候的滨海大学，党委改为革委会，建立了劳改队，把几百个牛鬼蛇神关在一块。杨仁杰再也没有胆量抚养你了，你是劳改队里最小的坏分子，跟我们一起劳动改造。他们都说，劳改队的做法是从北京大学学来的。最漂亮的女助教跟食堂伙夫私奔，这是多过瘾的新闻哪，水漂萍一夜之间成为滨海大学的新闻人物。水漂萍剃了阴阳头，在脖子上挂一双破鞋，唱一首《我是牛鬼蛇神》的歌，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门前拾捡垃圾。经过这里的红卫兵特别多，他们爱怎么骂就怎么骂，爱怎么打就怎么打，爱怎么斗就怎么斗。有一次，水漂萍从劳改队拉出来批斗，穿过学生宿舍的时候，甬道两边站满了学生，他们手里都拿着棍棒皮鞭痛打她，一个比一个狠。

当时有大量的外地红卫兵来滨海大学串连，商店门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我扫地的时候都能看见，他们看到水漂萍那么漂亮，脖子上又挂着一双破鞋，天天都有人拦住她，命令她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自报罪行，逼她交代自己是如何成为破鞋的。每次开水漂萍的批斗会，我都要拉去陪斗，胸前挂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上‘强奸犯七斤’，然后打一个大红叉。他们强迫我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叫‘坐喷气式’。水漂萍真是生不如死啊，假如不是为了你，她早就跳楼了，上吊了。

押送回滨海大学后，我再也没有进过食堂的门，本来很密的头发中间被剃去了一个十字型的沟。我吃住在公共厕所的工具房里，天天扫地板，洗厕所。住在厕所最大的好处就是掩护了你，你特别懂事，我让你别出来你就真的没有出来。听到脚步声，你经常用粪桶把自己扣得严严实实，有时候连我都找不到你。

这些都能忍受，我不能忍受的是他们叫我交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男女关系问题，跟水漂萍的那一点男女之事说了一遍又一遍。他们总是不满足，每一次都嫌我说得不够细，让我跪着回忆，还有红卫兵强迫我喝阴沟里的污水。他们经常叫我抱树，就是整半天站在树前，张开双臂装作抱树，其实手不能接触到树。大中午的叫我睁眼看太阳，如果闭上眼，就要遭打。有时候几天几夜不准睡觉，有时候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哎呀呀，他们说的那个粗话哪里像人说的，就是一条狗也说不出口。”

说到这里，我以为七斤会有更激烈的控诉，没想到他话锋一转，突然声泪俱下地忏悔起来：“我有罪，我有罪。儿子啊，我死后是真的要被阎罗王千刀万剐的。”

我这就糊涂了：“你有什么罪？你是受害者呀？”

“我是受害者没错，可是我也害人。”七斤流着眼泪说。

“后来，学校越来越乱，红字派与新字派天天打来打去，刚开始用棍棒打，后来用刀斧打，最后用机关枪扫射。学校天天死人，死人不再是新鲜事了。有一天，水漂萍不见了，我假装弯腰扫地到处找她，校园里不见她的踪影。难道她被打死了？什么时候打死的？谁打死了她？死在哪里？我不能问别人，不能告诉你，你太小了，告诉你也没用。我想啊想，头都想疼了也想不出一个结果。隐隐约约地，我听说水漂萍因为不肯认错，已经由历史反革命定为现行反革命，关了禁闭。在禁闭里，水漂萍受到牛马不如的折磨，还遭到多次轮奸，她绝食两个星期，被强行打葡萄糖才没有死成。

有一天，我正在厕所冲水，两个红卫兵进来揪起我就走，不说什么事，也不说去哪里。他们把我推进图书馆的地下室，里面很暗，大白天也亮着一盏大灯泡，一个人被吊在水泥大梁上，披头散发，我以为是水漂萍，仔细一看不是，他胡子长得老长，只是低着头，长头发披落下来挡住了胡子。我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容，不懂他是谁，更猜不出他的年龄，只看到他身上流下来的血染红了粗壮的锁链，在地上积了一摊。我站在那里发呆，不知道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要我干什么。这时，一个红卫兵提出来一个竹篮子，天哪，那不是我的工具篮吗？菜刀、砍刀、剥皮刀、剔骨刀等，都在里面。我更蒙了，不懂他们什么意思。可是，等他们把意思告诉我时，我晕了过去。儿子，人心怎么会变成这样，比石头更硬，比蝎子更毒，他们要我做什么你知道吗？猜不出来吧。他们要我把这个人的皮剥下来，做成人皮鼓。”

讲到这里，七斤泣不成声。也许是他的哭泣过于夸张，把酣睡的大福惊醒了。大福不满地瞪我一眼，责备我不该把他师傅弄哭。大福找来一条毛巾给七斤擦脸，又趴在床头沉沉睡去。马灯的亮光下，七斤的眼睛呈现出可怕的猩红色，那是血丝爆裂染红了眼白，他呆呆地盯着蚊帐顶，牙齿上沾满了血。根据我的经验，这是死亡的前兆。我观察七斤好一阵子，竭力辨认他是否还在呼吸，可我听到的却是秋风的呼啸声和暴雨抽打墙体的噼啪声——下雨了。

“叫大福去沙发上睡。”

七斤微弱的吩咐唤起我对一个疑问的浓厚兴趣：大福是个聋子，七斤是个文盲，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呢？七斤也许看懂了我的疑问，提高声调对我说：

“他的左耳上有一小块肉可以掀开，掀开说话他就能听到。”

天哪，大福的左脸与耳朵拧成丑陋的一堆，打死我也不敢去掀开什么一小块肉。我站着不动，七斤挥手一扫，指甲划过大福的脸，大福醒了。七斤指指堆着烂衣服的沙发，大福看看我，点点头朝沙发走去。七斤说：

“大福比牛更吃苦，比马更快捷，比狗更听话，天天跟我一起睡。今晚，我要你跟我睡，他睡沙发。”

我乖乖地躺在七斤身边，虽然没有脱衣服，也没有洗脸洗脚，但我的感受却相当复杂。我的胃发酸，好像刚刚吐过一样，好像有什么东西被身体挤了出来。那东西是我不愿舍弃的，也许是悲哀，也许是愤怒。七斤问我：

“桃盘的经历，想起来多少？”

“我们在桃盘寨种了枇杷，我给枇杷树浇水，绕着树边跳边唱《植树歌》。”犹豫一下，我说，“水漂萍牵着我的手在地窖摸索，给我讲地下水网的好处，我听到地下水网暗藏的流水声。”为什么犹豫？此时此刻，我很难将水漂萍称呼为“我妈”，叫了“我妈”，如何称呼七斤就成为一个难处。

“还有呢？”

“我们给枇杷树疏花的时候山洪暴发，水漂萍为了保护我被洪水卷走，是你跳下岷江救了她一命。”

“滨海大学劳改队的事呢？”

“滨海大学的记忆失落了，完全想不起来。”

“不对呀，”七斤沉吟片刻，“桃盘寨的经历只是一小段，之前之后都在滨海大学，怎么会想不起来呢？”

“那是因为我敲起了羊皮鼓。释比说，羊皮鼓能唤起人的记忆。”

“你在滨海大学敲过羊皮鼓吗？”

“敲鼓是我的职业。”我实话实说，“我在学校图书馆的仓库找到了释比送给水漂萍的羊皮鼓，我天天披挂它去殡仪馆招魂，赚生活费。”

“这就更不对了。”七斤提了一个让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羊皮鼓能唤起记忆，你天天敲羊皮鼓怎么就没有回忆起滨海大学的经历呢？”

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我们都沉默下来，只有大福的鼾声从角落传来。我猛然意识到，我记忆的乱麻将会在这里、在今晚找到头绪，并慢慢抽开，直到我要寻找的那一段清晰地露出来。对我来讲，一直以来困扰着我的噩梦，笼罩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死亡纠缠，也许能得到答案。

七斤哭了，说是哭，其实没有出声，只是流泪。“报应呀，”七斤女人那样抽泣，“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剥了大头的皮做人皮鼓。”

我没听懂：“哪一个大头？”

“就是食堂里跟我一起做饭的大头。”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什么，你剥了大头的人皮？”

“造孽呀！”七斤的脸在抽搐，嘴在发抖，“我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醒来，其他人都跑光了，就剩我和那个披头散发的人。我躺着朝上看他，他吊着低头看我，他满脸是血，又逆光，我还是感觉到有一点脸熟。他叫我七斤，我吓了一跳，这时我才认出来，天哪，他就是大头啊。我问大头你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大头说他这次死定了，他犯了死罪，他上厕所拉稀，用报纸揩屁股，报纸上有林副统帅的头像。大头说他活不久了，指甲被刺了竹尖，肛门被灌了辣椒水，牙打掉了，肋骨打断了，肚子里还吃进去一碗沙。大头说，看在我们兄弟一场的分上，你可怜可怜我，让我死个痛快，一刀捅了我吧。”

我发觉这时候七斤说话的声音明显改变了，苍老，凄凉，穿透我的鼓膜，一直到心脏的位置。七斤的眼神也直了，空洞，什么内容也没有。当我的眼神从他的脸上掠过，我一阵心悸，我感受到刺骨的凉意和死亡的窒息。我想，在他还没有被危险袭击之前，在他还没有被死亡吞噬之前，在他还没有在这个世界里消失之前，我应当获取尽量多的信息。因此我急切地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