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公关上门，昏暗的油灯哆嗦了一下，房间完全黑暗下来，当我的眼睛适应黑暗，发现魔公已经在上桌正襟危坐了。

“你坐。”魔公幽幽地说。

我坐在下手，与魔公面对面。魔公突然说：“那个导游不是导游，是个密探。”不等我表达惊讶，魔公又说：

“是公安派来的密探，想知道那个干尸是不是我赶的。”

这下我就不仅是惊讶，而是震惊了。魔公一定是识破了我的震惊，他接下来的话就是针对我说的：

“公安不敢公开调查我，因为我什么也不会说。我收钱赶尸，他们领薪水破案，各干各的。我说太多，就坏了规矩了。”

“他们不抓你？”

“不会的。人对不可知的事物都有畏惧感，赶尸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可知的事物，所以他们对我有畏惧感。”

“真是你赶的尸？”

“真不是。我整夜在绿毛家念经作法给绿大超度，绿毛可以证明我没有出门。但是，我晓得是谁在装扮我。还有什么问题？”

“我很好奇，尸体怎么可以赶着走？”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魔公站起身，不满地说，“我对你说实话，你却对我撒谎。”

“我有一段记忆丢失了，听说魔公会扶乩，希望能把记忆捡回来。”

魔公重新坐好，埋头掐指思索良久，抬头说：“好吧，但是你要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说清楚。记住，不能撒谎。”

魔公啊，人人都有病，只是有的病你看得出来，有的病你看不出来；有的病自己说得出来，有的病自己说不出来。我得的就是这样的病，别人看不出来，自己又说不清道不明，它叫“红色恐惧症”。

我不知道红色恐惧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我的历史有一段被丢失了，我甚至回忆不起母亲的音容笑貌，与母亲有关的任何生活细节都彻底消失，哪怕是一鳞半爪。我没有受过重伤，没有出过车祸，更没有从高空坠落之类的，怎么会失忆呢？蹊跷啊！更加费解的是，父亲对我的失忆似乎有难言的苦衷，失忆是可以通过心理治疗痊愈的，但是，如果我没有判断失误的话，父亲根本不愿意看到我康复。想到这一点，我的脚趾头就阵阵发冷。

沿着时间隧道摸索，终点就是父亲带我去学校注册。再往前就一片黑暗了，好比分段停电的街道，明知道前面不是空的，却是漆黑一片。

注册那天，几个老师笑容可掬地围过来，其中一个用手挡住嘴巴侧向另一个耳根嘀咕：“听说失忆了，治了好几年。”

我戴着墨镜，他们以为看不见我的眼睛就等于我没有长眼睛，其实我什么都看在眼里。一个年长的女老师牵起我的手，但是我不认识他们，连女老师姓什么都忘了。我是不应该忘记的，于是就拼命地想啊想。女老师的手是温柔而潮湿的，她牵着我穿过长长的走廊，墙上新挂的标语“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迅速掠过耳旁。父亲迈着碎步跟在身后，急促的喘息让我锋芒在背。进了办公室，老师拉一张藤椅请父亲坐下，自己也坐下，我就站在他们之间了。老师拢一拢她灰白的剪发，拉过我的手掌捏一捏，语重心长地问：

“告诉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她是谁？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虽然老师觉察不到被问题难住的我两眼茫然，但老师发现我皱起眉头面无表情，嘴里嗫嚅着，说不出话。

老师的笑容一点一点地变成忧虑，一松劲，我的手蛇似的从她掌心滑落。“还没断根吧？”老师问父亲，“几年没上学了？”

“五年多了。”父亲牙缝咝咝地吸气，“不对呀，他在家很正常的。”

女老师张开五指摸我的脑袋，一点一点地掐，好像要摸清我的智力。“先注册吧，能不能参加学大寨劳动就要观察了。”

父亲用白纸做书皮，将领回家的课本细细包好，甚至粘死语文书的封面，因为有一面鲜艳的红旗。

突如其来的危机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扭转了父亲对我前途的谨慎构想。那时候的父亲虽然还留在滨海大学革委会，却被红卫兵夺了权，早就扫了往日的威风。第二天，父亲骑单车载我到校门口，他气喘吁吁地向我挥手告别，准确地说是挥手了但没有告别。我被值日老师拦住了。值日老师执意要我摘下墨镜：

“资产阶级的墨镜是从哪里来的，必须交代清楚，否则就不要进校门。”

我屈身蹲下，死死护住墨镜。好奇的老师和学生围了过来，逐步恶化的局面逼得父亲团团转，他支好单车，拨开人群与值日老师交涉。

“他身体不好，医生要求戴墨镜的。”父亲说。

“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还能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值日老师说。

“我是滨海大学革委会的，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父亲说。

“革委会的？革委会的更应该懂学校的规矩。”值日老师质问父亲，“学生进校门不准长头发、长胡子、长指甲，不准穿拖鞋、穿背心、戴墨镜，你没听说吗？”

“知道知道。”父亲抹一把脸上的虚汗，艰难地弯下腰扶我站直，以同样艰难的口吻向我求援：

“讨食客，摘下墨镜看看行不行，勇敢一点，啊？”

父亲颤抖着手慢慢移开墨镜，比医生为伤口拆线还要慎重。映入我眼帘的是什么？天哪，是鲜红的光荣榜。我别过脸去，抬臂挡住眼睛，但是来不及了，好比一个中弹的士兵，摁住创口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心脏开始猛烈跳动，浑身冒汗，虚弱得像风暴中的芦苇，战栗哆嗦，手指和脚趾由于恐惧而阵阵发痒。我的骨架灰烬般坍塌，躯体软软地盘在地上，看客“轰”的一声散开。父亲企图背起我，可是他连屈膝弯腰都困难重重，怎么能让松软的儿子上肩呢。父亲一把攥住值日老师的红袖章，绝望地说：

“快，送他上医院！”

刚才还伶牙俐齿的值日老师早被突发事故吓呆了，父亲的求救一瓢冷水那样浇醒了他，顺手一捞就背起我冲向医院。

除了心率过快，医生检查不出我有其他疾病。医院白色的世界安慰了我，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大褂，白色的器械，连镇定的药片都是白色的，真叫我喜欢。父亲还用白纸剪了一个大大的羊头贴在墙上，让我感到特别安心。

这次住院彻底粉碎了父亲希望我康复成正常人的梦想，然而，除了买几本教材辅导我自学之外，他又能帮我做什么呢？打那以后，我家就没有贴过对联，没有挂过年画，没有屠宰过动物，没有买过任何带红颜色的东西。父亲细致到一种程度，将他所有封面带红色的书籍都用报纸包死，假如供销社提供不了其他颜色的包装袋，宁可不买东西。我是一个活人，一个活人就不可能整天待在家，于是父亲就为我配了一副深色墨镜。当我戴上墨镜，走在校园里东张西望的时候，认识我的人就会对身边的人说：

“看哪，那就是杨教授的疯儿子。”

这种话让我感到深深的紧张和恐惧，我不禁要问自己：“我会不会慢慢变成疯子呢？”每当这个时候，我便急匆匆地赶回家问父亲：

“我是一个正常人吗？”

父亲合上《红旗》杂志，摘下老花镜，严肃地回答我：“你是正常的。”

父亲告诉我，恐惧是一种由于感觉面临危险而引起的令人不快的情绪。每一个人都有恐惧感，比如有的人恐高，有的人恐血，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那么，我的红色恐惧症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这跟你的一段记忆有关。”

“哪一段记忆？”

“好了，你该背书了。来，先复习一遍《为人民服务》。”

我从季杆和丁阿姨的嘴里得知，母亲是个百里挑一的美人，那个端庄娴淑，那个风情万种是他们在别的地方从未见过的。我的母亲，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一个中国南方最著名的女人类学家，一个资本家的臭小姐。对父亲而言，母亲的最后一个身份至关重要，正是由于母亲罪恶的血统，才会下嫁给我父亲：一个南下干部出身的行政科长。

奇怪的是，母亲没有任何遗物，我翻过所有的角落一无所得。我常悲哀地仰望天空，纵然思念能够穿透宇宙，我的脑海里也找不到她的遗痕。我问过季红姐姐母亲的事，她除了皱起眉头发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文革”结束后，父亲让我把那些红宝书当废纸卖了，我戴起墨镜淘书，每一本都翻一翻再淘汰。当翻到一本特殊的《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它粗糙又参差不齐的纸质让我心中一沉，我迅速抽掉红色塑料封面，“水漂萍著”四个字赫然醒目。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了，但我敏锐地意识到，绝不能让父亲知道这本书，绝对不能。父亲在另一个房间搬那些尘封已久的《红旗》杂志，听到哭声紧张地挪着肥胖的身体过来，摊开沾满尘土的手问：

“怎么了？讨食客你怎么了？”

我已经把书塞进柜底，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对父亲说：“没事，是尘埃刺痛了我的眼睛。”

父亲的眼里除了疑惑还有警惕，直觉告诉他，事情恐怕没有尘埃刺痛眼睛这么简单。“你出去玩，我来整理吧。”父亲的口吻可不是商量，而是命令，不容违抗的命令。我洗洗手就出门了，玩到很迟才回家。那一天，父亲忙了个通宵，他不但把我淘汰过的书重新检查一遍，还将圆滚的身躯横在地上，四处搜查可疑的物品。

这本套装在《毛泽东选集》红色塑料皮里的书是母亲的一部论文，叫《桃盘寨考察报告》，这是一部手抄本，靠手工剪裁装订成32开的书。借助字典，我一遍又一遍母亲的论文。

母亲留给我的东西除了一部论文，就是一面羊皮鼓。论文是我自己找到的，羊皮鼓也是，而且羊皮鼓来得比论文蹊跷。就在找到论文的第二天，我百无聊赖地在校园漫步，这时候的滨海大学很不平静，传说要恢复高考，各种整顿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原来的图书馆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占为武器库，如今拨乱反正，图书馆还要重建为图书馆。正是这一天，羊皮鼓同那些潮湿锈死的枪支弹药一起被清理出来。路过的我见到它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在《桃盘寨考察报告》中多次看到它的画图。往外搬箱子的正是季红的爸爸季杆，我的老邻居。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死党”，“文革”中季杆原先靠边站，后来被斗得半死，现在学校百废待兴，老头子又派上了用场。见我围绕羊皮鼓端详半天迟迟不愿离去，头上肩上挂满蜘蛛网的季杆停止了搬运，用一种神秘的口气问我：

“你知道这面鼓的来历吗？”

我肯定地回答：“这是我母亲的羊皮鼓，但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季杆嘿嘿一笑：“你父亲杨仁杰为了巴结造反派，主动把它送给‘卫红司令部’，让它成为造反派战斗的工具。”停顿了一下，季杆又说：

“造反派嫌羊皮鼓太小了，敲打起来不够雄壮有力，随手丢在弹药库里。我记得是有一根刺木鼓槌装在鼓里的，哪里去了呢？”

“羊皮鼓你能送我吗？”

“什么叫送？”季杆说，“本来就是你们家的东西，你拿回家就是了。”

“我不能拿回家。”我不懂该怎么跟季杆表明我的意思，“我父亲不喜欢鼓，不喜欢羊皮鼓。”

一只蜘蛛爬上他瘦弱的左肩，季杆不动声色，伸出右手，绷紧细长的中指，使劲一弹，蜘蛛抛出老远。由于蜘蛛落得太远，我看不清它是跑了还是死了，可是季杆的话我是听得一清二楚的：

“你母亲的东西，你父亲都不喜欢。”

这是什么意思？我有点头晕，一屁股坐在草地上，眼前的羊皮鼓猛然变大了，大到一种程度：它的边界甚至超过了我的视野。季杆的声音鼓点那样传进我的耳膜：

“羊皮鼓我替你保管，用得上的时候，随时来拿。”

我因此成为一个职业鼓手，一个无所适从的专业鼓手。当我戴着墨镜在楼下击鼓跳跃的时候，邻居们都会应声而起。——他们不是来围观我的，而是义愤填膺地找到父亲，他们众口一词认定我没有病，是装的。我在楼上听到他们这样跟父亲说：

“一个男孩子那么大了还会怕什么红色？肯定是装的，不是装也是夸张。老杨啊，你要让你的儿子振作起来，干脆强迫他控制自己，要不然将来怎么办？说难听一点，吃屎都抢不到热的。”

我震惊了，因为说这个话的也是老教授，我不是震惊他对恐惧症的不理解，而是震惊他的后一句话。“吃屎都抢不到热的。”这是一个教授说的话吗？父亲拖着肥胖的身体下楼来了，他从来不认为我是没病装病，更不会强迫我要控制自己。上气不接下气的父亲用肥嘟嘟的食指点一点后山说：

“讨食客，到那边去敲吧。”

父亲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我敲响的这面鼓是母亲遗留下来的羊皮鼓，是他巴结造反派的羊皮鼓，是他一辈子都不想看到的羊皮鼓。

从此，我每天去图书馆取出羊皮鼓，然后上山敲鼓，沿着崎岖的山路边走边敲，直到认识黄泉路，有一天，就一直敲到殡仪馆了。

中国是一个红色的国度，红色代表喜庆、热闹、辉煌、吉祥，红色的光荣榜，红色的新娘妆，红色的对联，红色的灯笼，红旗，红包，红蛋，红领巾，连请柬、贺卡、挂历、毕业证书都用红色。真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啊。那么，我一个红色恐惧症患者能干什么呢？有什么工作，在什么场合完全没有红色？

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