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再后来我明白了，我们这样的知青农场，关于井的麻烦是很多的：那些从哈尔滨来的知青，没有几个人懂得水井的奥妙，而浙江上海知青对于摆弄北方的水桶，更是笨拙无知。反正水桶都是公家的，多一只少一只没人在乎。因而，无论冬夏，水桶总是三天两头争先恐后地往井里跳，水桶永远是不够用的。经过反复侦查，我发现，除了连队宿舍的那一小块高地，周围大多数地号都是低洼地改造的农田，几乎所有浇地用的土水井，水位都相对偏高。这就意味着，总有一天会有人想起来那些不算深的井里窝藏的水桶，并企图把它们打捞上来。这对于我来说是危险的诱惑。因此，我自从到达这块辽阔的黑土地，对于自己捞桶的一手绝活，始终小心翼翼地深藏不露。

然而我还是这么快就被“暴露”了。我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紧张还是兴奋。

祝排带我走到菜地的尽头。那一大片被匆匆开垦的洼地里，种着一垄一垄的大葱、一畦一畦的菠菜、一片一片的水萝卜，黄绿色的叶子发蔫，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在菜叶和黑色的土地中央，露出一个土洞，仅用砖头草草地围了一圈算作井沿，略略高出地面。井台四边放着几块垫脚用的草垫子，垫子是用高粱秆编的，一脚踩上去，咕咕地冒出些湿印子。我往土洞里探头看了一眼，四壁黑黢黢的，只在底部闪过一星半点的亮。

我暗暗松了口气，说：这也叫个井么？

祝排说：不是井是个啥？整个菜排的水桶，都在里头了。

我当然知道这是一口浇地用的水井——井壁用一层层秫秸围起来，代替了砖头或石头，底大口小，打上来的水浑浊可疑。在我看来，根本不能算作一口真正的井。

此刻我尽管对面前这口土井充满了不屑，我的眼睛却已经像两只空空的水桶，急慌慌往井里扎下去。我粗粗估算了井的深度，从地面到井底，至少应该在5—6米以上。

我说：拿什么捞哇？你想让我跳井呀？

身后无人应答，回头看，只见一道长长的黑影，在阳光下如一把长剑朝我劈来。祝排气喘吁吁地托着一根雪白细长的木杆跑来，像撑竿运动员一般划破蓝天，落在我脚下。那当然不是竹竿，而是一根异常直挺、修长的白桦树杆子，它仅有锄头把粗细、长度却至少有5米以上，握在手里恰到好处。我没有想到，在北大荒原来是可以用桦木杆子来代替竹竿的。看来祝排真是费了不少力气，才能从十几里地外水库边的树林里，找到如此细长笔直的桦木杆。那根桦木杆上的小枝桠都已被砍磨掉了，杆子一头粗一头细，茬口露出崭新而潮湿的碎木；木杆的细头，拴着一只打磨得十分精巧的铁钩，并用铁丝绑得严丝合缝，无比结实。

一切准备工作都无可挑剔。我别无退路。面对如此精心准备的打捞工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绑架、或是把武器硬塞到你怀里、被迫上战场的人。那个瞬间我脑子里跳过一个问号，我不知道这个祝排长对捞桶这个事，为何如此上心？

在一个凉风习习的上午，我就这样重操旧业，在一口土井边开始捞桶了。

细长的木杆被高高举起，然后笨重地一点点地朝井下探去。以前握惯了轻滑的竹竿，便觉得这木杆有些发沉，不那么顺手。渐渐地，似有水气从温暖的木杆上传导过来，我仅仅凭着手指上的感觉，就知道钩子是否已经接触到了水面，然后没入水下，探到水底。我必须灵活地操纵木杆，让它在我的手掌里自由旋转；稍顷，木杆明显地触到了井底的一个硬物，水中似乎传来铁器互相碰击的细微声响，我欣喜若狂——水底果然有桶，钩子已经遇到了它的同类；我的脚跟离地、身子凌空，像一只停在悬崖上的老鹰，饥饿地俯瞰着大地；钩子在幽暗的井底触寻水桶的铁环，稳稳地钩住它，再把钩子移动到铁环的中部，使它的力量能够平衡；那个时刻就像鹰爪猛然捕获了它的猎物，必须死死抓紧不放，然后换手，一把接一把地“捣腾”；水桶死沉，全靠胳膊上的力气，才能将木杆一点点垂直地提升上来，就像一台人力升降机。我憋住了呼吸，一口气都不能换错。木杆露出地面的部分越来越长，斜着搭靠在我的肩膀上。有一双胖乎乎的手伸过来帮忙，他使的力气之大之猛，几乎要把我推到井里去。祝排，我喊道，你松手！我憋红了脸。他退了几步，天下的重任都让给我一人扛着了。我的脸憋到紫胀，井口终于出现了一只沾着泥浆的水桶，直统统圆乎乎的一个浑物，它被轻轻放在干裂的地面上，像一个丑陋的海底魔怪，水花四溅，白沫飞舞，似乎马上会醒过来咬人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