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家破人未亡

作者:王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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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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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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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734字

这回该轮到我家出事了。


这说着说着就到了58年的大跃进。出事的就是我父亲。原因则是姥姥说的“拧筋斗”。


这时,也许会有读者问我:57年反右那么大的运动,你们家(族)没出事吗?若是按照一般的艺术结构,我也许要虚构点事来,但是,没有就没有,我不想硬编。不过,之所以没有,也与我们家的情况有关,先说我二姨夫,自称老运动员,说对连绵不绝的运动早已看透了,“祸从口出”,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还不行吗。俺有汉奸嫌疑啊,俺给鬼子干过事啊,俺算什么玩意,俺当缩头乌龟还不行吗?除了生产上,技术上的事你找俺,别的俺一概不问。就这样,他居然躲过了反右(他的助手可真倒霉,一个刚从矿业学院毕业的23岁的大学生,因领导借了自己20元钱老不还,就给那那领导提了条意见,立马成了右派。自杀死了一月了,都无人知道,尸体肿得像头河马)。


至于我爸,告诉你,像他这样的人,只能是左派,不会是右派。他是那种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要咱反右就反右呗。


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却在大跃进中犯了右倾错误,可见当年的大跃进狂热到了什么程度。


那时我还小,但依稀记得一些事,一是些标评语,什么15年起上英国,一天等于20年,今天吃饭不要钱,明天就是共产主义;还有就是赶麻雀,很多麻雀都被赶得实在飞不动了,一头栽下来就死了,满嘴都是血,生性善良的我曾握着一只小麻雀哭了大半天。


那是一个最高领袖发高烧亿万百姓打摆子的年代。全国各地到处充斥着“亩产10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声。当时的《人民日报》一天到晚连篇累牍的就是这些特大喜讯,如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就报道了“山东寿光县一亩地密植四五十万株”的消息。还有就是“福建荣湖社再夺高产冠军,花生亩产13241斤”,什么“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亩,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等等消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亩产十万斤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时,农民出身的我爸反而清醒了。当逆行和谎言超出了一定范围时,最先觉醒的往往是那些原来最坚定的支持者:


“亩产10万斤?牛比吧……老子从小种水稻,我们那块弄好了产二季,最多打400斤稻!亩产10万?掘地三尺的土也没10万斤啊?疯了,疯了,全疯了……”


当然,矿上的大跃进是以另一种形式进行的,一开始的时候,大伙还适应得了,最普通的就是创高产,要求工人加班,有的工人一连三天两夜不上井,称为“连轴转”,最后口吐鲜血,气绝而亡。死后,小肚鼓胀如篮球般大小,什么东西,屎呗。人在井下光干啃馒头咸菜,喝凉水,不见一点蔬菜,岂能不便秘?


这时,我父亲已调任枣滕三矿任副矿长。这个矿是新矿,隶属关系归枣庄矿务局,但行政规划却在滕县地界(今滕州市)距枣庄约40公里。


上级是这样明确给我爸谈的,好好干,新矿要出新产量。一旦走正规,矿长一职由你担任。我爸是那种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为党干事业的人,二话没说,就带着全家来了新矿。


新矿的生活很不方便,起码是不能天天看电影了。在枣庄那可是天天有电影,还有篮球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最高兴的就是晚上去看电影,去矿俱乐部或矿务局的那座老体育馆。而且从来不买票,都是爬墙头或钻厕所。再就是不能常跟大发、国庆一块玩啦。妈妈从心里也不想来,但为了支持爸爸的工作也来了,在矿医务所当所长。


我姥姥更不用说,自然得跟着来。“俺是预备队,哪儿急往哪里跑呀……”多亏了姥姥跟了来,才在不久降临的大饥饿中,带领我们在下了马的矿上垦荒种地,渡过了难关。


……


……


事情远不像我爸想象得那样,他很快就同上级顶了牛。因为上级给这个新矿的指示太高。该矿设计生产能力70万吨,可上级却要求到增至130万吨,几乎超出了实际能力的一倍。


当时矿工大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进行有效的技术培训,生产技能和安全知识,几乎是个零,但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们付出了宝贵的汗水与生命。那时的人们满脑子的就是增产增产再增产,跃进跃进再跃进。


由于只抓产量了,安全肯定成了大问题,第一个月,矿上死伤10人,第二个月,死伤20人,第三个月死伤30人,对,就是这么巧,不信可查矿产档案。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每次发生事故后,矿上不是找问题,查原因,进行改正,而是狠抓阶级斗争上纲上线,硬说是阶级敌人破坏!每次都要抓几个替罪羊,打完揍完送公安局,这样一来领导就推掉了自己的责任,然后再树几个抢险救灾的典型,最后则变成了隆重的英雄模范表彰大会。


终于在59年的“四、一二”大矿难后,我父亲坚决不干了,他公开在矿党委会上跟书记闹翻了天。老枣庄的人都知道“412大矿难”,矿上因瓦斯爆炸死亡48人,伤69人。


“这不叫大跃进,这叫大杀人!”我爸吼道,他的安徽话此刻成了其它人的笑谈。其它领导背地都喊他“蛮子”。


“说话要注意影响,同志。”矿党委书记很年轻,有消息说,很快将升任为矿务局副书记。


“娘了个歪x,什么主意影响不影响?死了这么多人你们很舒坦是吧。”


“搞社会主义建设嘛,总是要有牺牲的,现在各条战线不都这样吗?”


“那你亲自下到第一线干两个班行吧?你去干干试试,别光在办公室里耍嘴皮子。耍嘴皮子谁不会,赶明儿我也可以打报告说,枣滕三矿有能力实现翻三番,三天后实现共产主义。问题是能行吗?”我爸的话显然是有所指的。


“义和同志,你身为副矿长,说话要注意影响,也别忘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别看书记年轻,却极有政治涵养。


一听这话,我爸更急了:“你不就是说我当主管矿长的事吗?告诉你,老子不感兴趣,这种沾了血腥味的官我不当。”接下来的话,让在坐的其它党委领导成员更加惊诧:“老子这副矿长也不干了,我要回老家种地去!娘了个歪x。”


此语一出,举座皆惊。还是书记沉稳,笑眯眯地说:“张矿长今天很激动,难免说个玩笑话。今天的事到此为止,散会后任何人不得乱讲,这是党的纪律。”


不料,我爸根本不买帐,他拍案而起:“不对,我说的是实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虽然没有能力阻止这种蛮干,但却可以使自己决不参与,我是共产党员,首先要对得起良心。战争年代,队伍里一有伤亡,大家成几天的吃不下饭,现在倒好,搞和平建设了,反而不把人命当人命了。这是共产党干的事吗?呜呜……”我爸竟在党委会上失声恸哭起来。


这事当然不能任我爸的性子来干。领导们纷纷找他谈话,意思是你肯定是一时冲动,说着玩的,所以……不料,我爸是越劝越醉,铁了心了。


为这事我妈跟我爸吵了好几次,也是埋怨他太草率,置家、置孩子于不顾。那时矿上的宿舍就是些干打垒,即一些十分简陋的泥土房。我依移稀记得我们家住了三间这样的小平房。房子中央就能挖出当年没刨的地瓜来。那年的庄稼都烂在了地里,因为农民都去大炼钢铁了。这种房子质量极差,隔音效果也很差。有一天半夜我听到我爸在向我妈说求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爸哭:


“爱玲,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咱辛辛苦苦的妈,对不起两个孩子。”爸爸的举动使我永远只有了一个弟弟。


“你说,你这驴脾气吃了多少亏呀……”是我妈嘤嘤的哭声。


爸爸好像跪下了,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俗话说山难改性难移,我这辈子怕是改不了。我是个男人,更是共产党员,要说话算数……下辈子吧,下辈子我当个好丈夫,什么事不干专门在家里伺候你和孩子,照顾这个家!”


这时,妈妈只是小声地哭,什么也不说,肯定很伤心,但是又无奈。慢慢地,我就睡着了。


好像这事还没有完。不几天,几个市局的大官坐小轿车又来到了矿上,打头的是总要揣着负了伤的右胳膊的王强爷爷。那个时候王强爷爷已因健康原因处于养病状态,没有实职(他的最高职务是枣庄市总工会主席),但各级领导们都很尊重他。


显然在矿上没有谈好,这些人最后来到了我家,来找我姥姥来了。打头的自然是王强:


“哎呀,老嫂子呀,这回可惹了大麻烦了。你这老革命得劝劝他呀。1个17级的领导干部怎么能这样对待大跃进哩。”当时我爸正在杠杠上,即副团级(现在好称副处)17级工资9793元。这笔钱对我们全家来说,可是笔不小的数目。


当时的情景我依然历历在目。我在帮姥姥给客人倒茶时,我4岁的弟弟二林,则在一旁诈唬:


“我爸是好人,不是电影里的坏蛋……”


这话缓和了当时紧张气氛,但我弟弟毕竟太小,最后还是哇哇大哭起来。我弟弟小名“小面瓜”,随我姥爷和小舅。连模样也随我小舅。故当地的人说“外甥随舅”。我姥姥不动声色地说:


“义和的脾气我知道,他当初追俺三妮,就是这股劲。认真,认死理。也许他有些后悔,但是让他改变主意恐怕没门。”


王强哭丧着脸说:“要不……不你老再试一次?你是老革命,又是他的丈母娘,唉,这事影响大呀……”


姥姥叹喟一声说:“难啊,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这样就等于古戏里唱的尸谏,扛着棺材闯宫见皇上,他也这是为了社稷江山啊。”


这时,市里一位领导发话了:“老嫂子,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跃进啊,思想要跟上形势才行啊。”


我姥姥连连摆手说别给我说这个:“共产主义我懂,自打鬼子时就喊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过好日子,顿顿有猪头肉。但不能一顿吃下一个猪头,吃多了要滑肠拉稀的。给你们说吧,我正想上北京找罗政委哩,找他说说话,我想东进了……”


那位市委领导同志说,罗政委现在是元帅了,开国元帅,一共才10名。


我姥姥说,我懂,跟穆桂英他对象杨宗保同级,再往上就是皇上……


谈来扯去,我姥姥始终没应答应再劝劝我爸。多年以后我在争取为爸爸落实政策而奔波时,我姥姥说,因为我知道你爸的脾气,劝也没用。


几天后,爸爸还是走了,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皖南小乡村。


临走,他跑到矿北边的石岭上,跪在一片矿工的坟墓前嚎啕大哭,说对不起他们,让他们把命都丢了。说他们的命不该只值170元钱外加100斤山东粮票(当时实行的抚恤标准)。


以后我们才知道,当年,此类矿难层出不穷。中国成为吨煤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最大的矿难发生在山西大同老白洞煤矿。60年5月19日该矿发生大爆炸,死677人,被救出的228人中又死亡5人,共死亡682人,当时被列为绝密级惨案。其原因皆因左倾冒进盲目蛮干,该矿设计生产能力90万吨,被大跃进要求增至152万吨,超出实际能力的52%。


爸爸是从官桥火车站坐上的车,我还记得是青岛到浦口的慢车,那车是站站都停,能把活人颠晕,在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站上,爸爸抚摸着我和弟弟的脑袋,让我俩听妈妈、姥姥的话,好好学文化,将来好有出息。


我只是默默地哭,把爸爸的交待一遍又一遍地记下来。当时我发誓,爸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要当全班的优等生,全校的优等生,为你争光。爸,你不是坏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我弟弟死死拉住爸爸的衣角不放。翻来覆去一句话:“爸爸您不是电影里的坏蛋!爸爸您不是……呜……呜……”


当时所有送站的人无不为之恸容,个个潸然泪下。以至于列车晚点一分钟。


矿务局对我爸爸的最后结论是:自动离职。


说明一下,我们党内几乎没有这种处分!为了给爸爸“平反”,我费尽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