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七岁左右的时候，有幸接受了启蒙教育。这完全是沾了吴四爷几个孩子的光，他的几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就让我姥姥作了“陪读”。

那是吴村镇的第一座正式学堂。新式学堂“受蒙学四年”（即只到四年级），堂长就是吴四爷。注意，不叫校长，叫堂长。这座新学堂在当时的枣庄地区来讲，也不算是落后的。

那时的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伴随着西方各发达国家的隆隆炮声，各种新潮思想、观念、做法横扫整个大清疆土。1904年，清朝政府适时颁发了《奏定学堂章程》，规定：

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4年，10岁入寻常小学修业3年。埃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7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

于是，吴四爷自己出资办了这么座新式学堂。吴四爷严格地说是个旧派人物，这从他找老婆的问题上就能看出。他找老婆不论丑俊，只要脚小。所以，他的一妻二妾的脚那叫一个小。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旧派人物，还是架不住新风潮的冲击。这是他创办吴村镇新式学堂的初衷。堂长是他兼任，自然办学的一切费用也就由他出。学堂就选在那个破旧的老教堂里。吴四爷差人将其整修一番，就成了一座不错的校舍。

当年的吴四爷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座二十世纪初的学堂，居然一直存活了近一个世纪（包括鬼子时期及解放后）。当我大四那年在姥姥的建议下，将自己得到的一部中篇的稿费750元，捐给这座希望小学时，所有的孩子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直到1999年当地政府才盖了三排平房作校舍）。

吴四爷还亲自为学堂题写了八个字的校训“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学校的“先生”，也是吴四爷亲自挑选的。那时，虽是新学，但还是称“先生”。直到民国后多年，先生才改成老师。新学就不仅仅是《三字经》、《四书五经》、《诗韵》之类的子乎者也了，它分国语（语文）、历史、修身、算学（算术）等等。最新奇的是歌唱（音乐）及国术（体育）。当时的老师是三人，其中教国语的老师李仲文成了枣庄地区较早的共产党人。后任铁道游击队副政委。1948年随大军南下，49年3月留任浙江某地委书记。

镇上的富家子弟大都入了学，因为他们家境富裕。当时还没有“义务教育”一说，上学纳费是天经地义的事。好在吴四爷是大方人，一般的学费不让出。但所有上学的孩子家必须管老师的饭。一家管一天，一天三顿饭。这种“派饭制”一直实行到1958年大跃进。那时我大姨家的大表哥毛大发正好上四年级。

别小看这三顿饭，一般的人家也管不起。即使管得起的，也想让孩子早早下地干活当劳力使，故穷人家的孩子上学的很少。但姥姥却因“陪读”而有幸上了学。

吴四爷的几个孩子中，以吴四爷的长子吴玉臣为首，他大我姥姥二、三岁；下边是两个姨太太所生，都是女孩，旧时代女孩是不上学的，但受新学的影响，吴四爷也破例让她们上了学。她们几个同我姥姥差不多大，但都不如我姥姥“壮实”，因为她们缠了小脚。每年春暖开花后，孩子们贪玩，过河偏偏不走桥，专爱涉那水没脚脖的龙泉河，走那铺满了细沙的河床，这时，我姥姥的作用就大了，牵这个扶那个。稳稳当当。

姥姥的任务就是把吴家的几个孩子护送到学校，放学后再护送回家。这个时间以后呢？随便。但姥姥不是那种贪玩的孩子。她知道分担刘家夫妇的负担。于是，她不是去后边的坡上放那几只羊，就是下到下边的地里帮着大人干活。

朗朗的读书声顺风飘来、飘过山坡，飘过田野，像阵风一样撞击着姥姥的耳膜，撞击着姥姥的心扉。久而久之，姥姥会背了很多文章、诗句。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什么“关公重义，刘备重情，白脸曹操是奸雄……”“地球是圆的，天地是大的，不光有大清，还有法兰西，东洋有日本，西有英吉利……”什么“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满山跑，大羊去喝水，小羊啃青草……”有的还富有诗意“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有的则纯是介绍自然知识，如：水仙得信早，遇水不嫌凉，梅苞关不住，迎春满枝黄。山荼红似火，闭门郁金香。樱桃嫣然笑，芭蕉穿绿袄。

姥姥的脑子特别好用，常常是蹲在课堂上的正式学生还没有学会的，她这个旁听的，却已朗朗上口了。遗憾的是，她没有机会去认那黑板上的字，更没有机会手握毛笔一笔一划去书写。但就这样，也使教书的先生欣喜若狂了。李仲文先生就曾感叹地说：“大脚妮啊，可惜你了，你要是个男孩，那就是个秀才……”李先生把我姥姥的遗憾补在了我大姨身上，她16岁时，就发展她成了共产党员，1945年7月被鬼子杀害。

姥姥的启蒙教育的第二个渠道是“戏文”（即唱戏的）。当然也包括那些说书的。那个时候即没有广播，也没有电影、电视。人们的娱乐只有靠那些走城串庄的戏班子。在鲁南农村一带流行的是豫剧、柳琴和拉魂腔。但吴村镇最爱听的是柳琴。那多是滕县的“红梅班”和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的“青檀班”。给戏班的赏钱自然又是吴四爷出，包括饭、茶费，吴四爷是个戏迷，众人皆知。

戏台就在吴家宗祠前的那个场院上，用几块大木板搭垒起来。有一间堂屋那么宽大，离地有一米高。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镇上总要请戏班子。这个时候是镇上最热闹的时候，天不黑，孩子们就要去戏台前“占窝”。谁占上就是谁的。占窝时只去一人，带上个几个小板凳，有的连小板凳也不带，只需带几块砖头或手绢之类，往那一放，就算是你家的了。天一擦黑，戏台上的汽灯一亮，戏班子招人的锣鼓声一响，家里的人便准时来到，高高兴兴地看起戏里。

给全家“占窝”的任务就落在姥姥的身上。一放学或一从坡里回来，姥姥便卷上一个煎饼卷子，带上两个小板凳去戏台了。到了那里，少不了一番争执，凭着那双大脚，姥姥是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很多男孩都怕她。就这样，姥姥常常为全家占个好窝。这个位置即不是很靠前，看戏时还需仰起脖子；又不是很靠后，以至于看不清。汽灯亮，锣鼓响，刘家大叔和大婶就领着我那个未来的姥爷来了，于是，全家便沉浸在美好的戏文里。

至于说书的，那更是方便，镇上有好几处说的，常年不走，什么《杨家将》、《十二寡妇征西》、《薜仁贵征东》等等。刘家大叔是个听书迷，一没事就抽空去了。去的时候要准备好几文零钱。每当说到精彩处，说书的便不是喝茶就是尿尿。要不就是眯眼了。这当儿便有他的同伴端着个破碗来到每个人面前，这是在收钱。人们便三文五文的往碗里丢钱。那时的钱多是“同治通宝”。三、四枚钱就可以听一下午。这往里丢钱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姥姥。她常常不等收钱的赶到，便主动跑上去交。咚咚地脚步声引来了大伙的赞赏：“你看，还是咱大脚妮……”直到60年代中期我上小学了，还见过姥姥收藏的这种钱。不过，已经不值钱了，只能拿来玩。

在这种教育的氛围下，姥姥满脑子是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旧传统道德，旧传统观念就不奇怪了。她满脑子的“忠君爱国”、“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张口就是“上忠君王，下孝父母”。岳飞是好的，秦桧是坏的。大清国是大爷，周围的都是蛮夷，是猴子。福贵在天，生死由命，所以，当以后的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一边吃着她烙得菜煎饼一边说劝她闹革命、要斗富人，要分他们的地；穷人闹翻身、富人剥削穷人时，她老长时间都不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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