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洽谈，央视从ecm公司买进了《gobingo》的节目播出权、使用权，以及全部节目制作资源和技能，以40万英镑成交。预付5万，余款在节目播出三个月后付清。您看好这几个字，“节目播出三个月后”，有故事，我这儿先打个伏笔。

头回引进这么大型的娱乐节目，台里格外重视，专门组建了一个重量级的班子——男女搭配，共计三人——郭艳、孙吉、詹未，担任新节目的导演。巧的是，我跟这三位都熟，他们是我和哈文的大学同学。

这几个人在料理节目的同时，开始找主持人。我听说，他们拉了一张单子，甭管老的少的，都有头有脸，候选者多达五十几位。

图61：十几年前，我这样当主持人。

那时中华世纪坛还没建成，梅地亚中心北边是一溜儿家常小饭馆，很便宜。一天，我和三位老同学聚在一起吃饭，他们一个个都苦着脸，不吱声儿，低头“呼噜呼噜”喝粥。

“咋了这是？”我问。

“找主持人呢。”忘了是他们中间谁哀怨地说。

“找呗，找着了吗？”

“哎……”一声长叹后说，“挺多的，不好选。”

反正帮不上忙，得，我甭多嘴了。

我夹起一块土豆，正往嘴里送，哎？怎么突然没声了？再一看好嘛，对面仨人六只眼睛，都直不楞登盯着我。

“李咏，你现在是主持《欢聚一堂》？”先开口的是郭艳。

“是啊。”我嘴里包着半口米饭，土豆悬在半空中。

“周播？”孙吉追问。

“两周一播。”

“提前录制？”詹未又问。

“是啊。”

“那……挺闲的吧？”

这问题，问得忒敏感，我心里发毛，但话还得照实说：“除了配音挣点儿外快，基本上挺闲的，也就是平时看看稿子。”

“要不你来试试？”仨人几乎异口同声。

哦，我试试……什么？我试试？！

别看这节目前期是我帮着牵线搭桥，当主持人，还真没敢想。

犹豫了犹豫，扭脸在旁边窗玻璃上照照——咱也不失为英俊少年一名，试试就试试！

“行！”我答应着，把土豆塞进了嘴里。

我们一行四人，来到梅地亚中心酒店外的一片空场里。当时那儿还种着好多小树苗，现在已经改成停车场了。

孙吉在我对面架起了机器。我问他：“说啥？”

“想说啥说啥。”

“说多长时间？”

“三四分钟吧。最好按着节目的路数讲个故事，反正那节目你也看过。”

我何止“看过”啊？每次上报样片都被退回来，一退回来，我那同学就来找我，一找我我就在家又看一遍，琢磨这节目到底好在哪儿，怎么才能说服领导。为此我还专门刻了张盘。所以，我对原版节目里那位主持人的形象、风格简直熟悉透顶。

面对镜头，我开始编故事，自由发挥，还越俎代庖指挥导演，“孙吉，你得把机器摇摇晃晃的，这样，这样，哎对喽！别老这么端着。”

摇摇晃晃录了七分多钟，拍完了。我就当是给朋友帮忙，没多想，接下来该干吗还干吗去。

图62：要的就是没正形儿

随后这盘录像带被送到了中心，中心领导和ecm派来的英国专家负责审片子。据说当时情形是这样的：英国专家审了很多主持人的样片，当看到一个叫李咏的张牙舞爪出现在屏幕上，他示意“停一下”。

问：“他是从哪儿来的？”

答：“中央电视台的。”

问：“是主持吗？”

答：“是学主持的，他没好好干。”

问：“他现在的年龄？”

答：“29。”补充，“虚岁30。”

英国专家沉吟片刻，示意：“再看看。”

又看一遍以后，果断拍板，“就是他。”

与此同时，谭希松主任也在百十个候选者中，独独相中了我。她找到我们的部门主管，说：“你们别瞎耽误工夫啦，划拉那么多人。通知李咏，让他主持这个节目。”

然后就有人直接给我打电话：“哥们儿，你当上《幸运52》的主持人啦！”

哦，不对，那时候节目还没名字呢。

第二章工作，那点事儿：将来你火了，得把哥儿几个名字印恤上

在今天看来，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大好的消息，但在当时不是。很多人劝我，包括我的长官，老长官。

“别去，为你好，真的。”

“这个节目啊，风险太大，保不齐哪天就被毙了。”

我很简单，喜怒形于色，十句话你就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很好奇，永远想尝试新鲜事物，为了兴趣可以不管不顾。所以，我没有任何深谋远虑地，毅然决然地退出对外部，调到了《幸运52》节目组。

刚刚加入节目组，我兴奋得不得了，将a型血的特质发挥到极致，什么都管，什么都干。好奇！好玩儿！

当时，也有几家地方台购买了《gobingo》的使用权，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当然要与众不同。所以我们不但改，而且大刀阔斧地改。ecm公司派出一位英国程序师，根据我们的流程专门设置程序，薪水是每小时1000英镑。

原版节目的模式是数字背景墙，数字的排列组合经过严密推算，以确保游戏公平。我们将数字改成了商标，4排13列共52个，和原版设计原理相似，形式不同。

到今天我也没想通，为什么商标非得是52个，而不是53个，55个？据英国程序师说，跟概率有关系。节目的中文名字由此定为《幸运52》。

《幸运52》从诞生之初，就意味着多项突破：节目的形态、利益、传播、整体制作，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制播分离”。

节目组只负责制作。招商引资、后期推广、广告交易等任务，都由ccv独家授权制片公司——其欣然广告公司承担。当然，赚了也都是人家的，没我们什么事儿。

其欣然也不欣然了，上哪儿去招这52个商标？节目还在拍样片，拍完样片才能上报编委会，编委会许可才能正式录制播出。而商标意味着什么？真金白银啊。谁愿意平白无故把钱扔给一个连“准生证”都没有的节目？

这时候我就发现，做任何事情，只要长官认可、支持，那简直就太容易啦。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多么地有力度！谭希松女士为此召开紧急会议，雷厉风行，一呼百应。一下午时间，52个商标全部招满！

这52家厂商就偷着乐吧，他们哪里想到，仅仅3个月以后，《幸运52》火啦！广告位爆满，您削尖了脑袋都挤不进来！

“其欣然”也跟着火了。老板原先开着一辆“不起眼儿”，来年就换成了“宝马”。

图63：标准——有话不好好说！

与我几乎同时加入节目组的就是关正文。我看过老关写的东西，通过朋友介绍，请他出山担任总撰稿。节目要本土化嘛，文字统筹也是不可忽视的。

每小时1000英镑的英国程序师对节目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形式一定要活跃，耍得开；第二，主持人非常关键，是这台节目的灵魂。只要他一出现，现场节奏完全由他把握，谁都挡不住。

我跟老关说，咱俩得找个地儿，我这个“节目的灵魂”需要您包装包装。

上文提到过，因为是首次引进如此大型的娱乐节目，台里非常重视，但在物资方面却不十分慷慨。组里只有五个人，倒是配备了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围坐七八个人都绰绰有余。问题是我们五个人也不能老坐一块儿啊。三位导演讨论舞美、灯光、流程，我和老关得讨论节目的灵魂啊。怎么办？还是没地儿。

我就瞄上了播音组组长赵赫那间屋子。等啊等，等到了下班的点儿，我蹭过去笑眯眯地讨好赵赫：“赤赤啊，该下班了，你也老大不小了，赶紧回家吧，造个小孩儿玩玩。”

“你什么意思？”赵赫疑惑地看着我。

“我就是想借用一下你的办公室。”我嬉皮笑脸地说。

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大办公桌。说是大办公桌，其实是两个窄桌拼起来的。

我和老关一人坐一头，开始海聊，每个环节都聊到了，开始怎么说，中间怎么说，结尾怎么说，才能让观众爱听、爱看。

和我们俩隔着半截人工墙的，是三位导演，头碰头坐一起，夜以继日，捋节目流程。

在赵赤赤的办公室里，和老关围绕着“以何种状态操纵节目”谈了三天，不断推翻既有的思路，又将其中真正可行的重新立起来。立了推，推了立。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我的语言要达到一个总体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有话不好好说。

怎么个意思？打个比方，武松不说武松，非说是“潘金莲她小叔子”。丈母娘不说丈母娘，非说是“我老婆她妈”。

谈工作之余，我们也扯点儿闲篇儿。说得最多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节目红了什么样。哥儿几个说：“李咏，到时候光你一人出名可不行，得把我们的名字都印在你恤上，一出门就穿上！”

有一天我在梅地亚一层的西餐厅还碰到了谭希松主任。为了感谢她这位伯乐，我说：“谭总，我请您吃饭！”

“得了，别跟我玩儿虚的。等你将来红了，请我吃顿大的！”

这顿饭我欠到今天还没还呢。

录制第一期节目就很有意思。节目时间不长，只有35分钟，可是我光热场就热了40分钟不止。因为整个环节推演得非常严密，科技含量还挺高。主持人“砰”一拍，出什么商标，什么音乐，都是自带的程序。观众不理解。我就拼命给他们讲解，不断做演示，讲笑话，用力过猛，逗得我自己满头大汗。

但是观众很快就跟我一路high起来了，群情激昂，沸反盈天。原来还有这么好玩儿的电视节目！还有这么没正形儿的主持人！还可以这么轻松愉快地赚奖品，赢奖金！

在一片沸腾、起哄、欢呼声中，我这个不像主持人的主持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价值。

1998年11月22日，星期日，早上7：15，《幸运52》偷偷地开播了。

我们心里没底，怕万一开播，某位大人物看不惯这份闹腾，或者说看不惯我，“啪”地给毙了。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个点儿，除了老人和孩子，大多数人都还沉浸在梦乡。大家伙儿都捏着一把汗，要是真被毙了，我们就偷偷地来，偷偷地走。

我压根儿没想到的是，每周日早上“偷偷开播”的《幸运52》，居然引起了很大反响，收视率一路飙升。长官中间，也出乎意料地没有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当时，收视率还算不上“硬指标”，却足以决定一个节目能否继续生存。

三个月后，当我们终于获批正式的“准生证”，播出时间调整到了中午11:15——这个点儿，不说黄金，至少也是18k白金吧——观众反倒不习惯了，纷纷打电话给总编室问：“早上七点一刻那《幸运52》呢？”

图64：永远记得《幸运52》的最初，朴素而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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