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人想从确定性开始，那么，他就会以怀疑告终。

——培根

我在央视对外部的第一个职务，是《北美卫视》记者。具体工作就是每天晚上23:10，将10分钟前刚刚出炉的新华社通稿以及当天的《新闻联播》内容，选择最有中国特色最富生活气息的，比如“北京居民抢购冬储大白菜”这类，发到美国“世界华语电视台”。

这儿必须加上一段小插曲。其实那时候，我的名字还叫“李勇”，这是我爹给我起的。他一辈子老实胆小，希望儿子将来能勇往直前。

每一条新闻下面都要打上记者的名字，字号很小，还是繁体。又要说到我的老领导吕斌主任了，他眼睛不好，看什么都是圆的。

“李勇啊，你这个‘勇’字，能不能换个别的？”一边说，一边在字幕机上敲来敲去。“呗儿”，敲上去一个“咏”，“我看这个言字边的‘咏’就挺好，反正你的工作就是说话。”

我当时挺不情愿，“我爹给我起的名儿，您说改就改啦？”

“那怎么办？你这个‘勇’字，看起来就是一团嘛。”

“什么啊？就您看着是一团。”

为这事，我郁闷了好长时间，怕我爹知道了不高兴。我爹却很大度，“领导让改就改吧。”

后来，《新华字典》修订，取消了“咏”字，以“咏”代之。我的名字就成了“李咏”。

别说，这名字还真把我的职业给规划了，混到今天全凭一张嘴。

图53：当年的我，颇有新闻范儿。

在《北美卫视》干了一段时间，表现挺好，长官又把我调到《中国报道》栏目专题部，做导演助理。

我的老师们都是大导演：曾获“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大师戴维宇，中国纪录片元老陈汉元、专拍辽金文化纪录片的屠国璧、1949年为《开国大典》拍摄16毫米纪录片的曹兴成……

刚去也挺茫然，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

戴维宇老师正在拍一部大型纪录片，我的任务就是拿着场记本，记录每个镜头的详细情况，便于后期剪辑。

这部纪录片的主持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那天上午，他站在背景墙前面开始说词。刚说一半，戴老师就打断他，“停，重来！”总导演的权威不可小觑。于是主持人重来。说到一半，又被导演打断：“停，重来！”

我挺奇怪，对着手里的稿子看了看，他没说错什么呀，就是换了个词，意思完全没变。

但是导演愣让他“重来”了十几次，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虚心请教：“戴导，上午怎么ng那么多回啊？”

“我是总导演，他是主持人，主持人就必须服从总导演！他凭什么改我的词？”

“可是意思一点儿没变啊，他可能那么说更顺吧。”在我看来，这完全可以理解。

戴老师停下来，直视我，语出铿锵，“他无权动我任何一个字！”

我也停下来，仰视他，惊诧莫名。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抽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这个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的，将来不也得奔着主持人去吗？看见了吧，“着名主持人”尚且如此，我又算得了什么？做别人规定的动作，背别人写好的台词，还一字不许改。

那一刻我打定主意：坚决不当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