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一切成功学都是伪科学导演,没什么稀奇!

作者:李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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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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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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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386字

我做过四年编导,我的作品年年都获政府奖。特别是1994~1995年,对外部启动了大型系列节目《中国西部》,涉及9个省及自治区。我主动请缨,要去新疆。


长官同意了,但一开始只让我做主持人。吕主任说:“你一个学播音的,老不主持节目,一天到晚编片子,扛角架。你想好了啊,主持人这职业,方方面面来讲都不差。”


我说:“吕主任,这回我不光编片子了,我要当导演!您要是信得过我,就给我一次机会。”


吕主任看我半天,“我凭什么信得过你?”


我的理由太充分了。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着名导演——当年在广播学院开设第一期“电视电影导演培训班”,我是30名学生之一。“拍电视的拍不了电影,可是拍电影的拍起电视来,跟玩儿似的。”这是司徒老师的名言。


我从司徒老师的课上知道了什么叫“蒙太奇”,怎样通过这种有逻辑或无逻辑的剪辑,在90分钟里实现长达百年的跨越。


司徒老师告诉我:“导演,没什么稀奇!别被他们那些理论唬住了。摄像机的状态,不外乎“推拉摇移甩跟”。你看上100部好片子,只要肯琢磨,有洞察力、领悟力,就能成一个好导演。剩下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好故事,你得会听,会选。”


司徒老师的导演课,我做了详细的笔记,反复琢磨过很久。


谁比李咏更了解新疆?谁比李咏更熟悉新疆?谁比李咏更热爱新疆?没有第二人选。


图57:新疆,我们来了!


第一年,我的专题片名叫《看新疆》,第二年深入一步,叫《在新疆》。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当导演,做派很新鲜——先把摄影师发到新疆去打前站,找感觉,拍空镜头。我远程操控,在家撰稿,设计好素材,确定好主题,写分镜头本。11平米的小房间,梳妆台就是书桌,我趴在上面奋笔疾书,哈文没地儿呆,只好躺在床上看书。


一个月以后,对节目架构基本上成竹在胸了,我才和摄制组其他人一同启程。


阔别多年,再回家乡,我突然感到它太美了。除了美丽,还是美丽。蓝天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我完全想不通自己少年时为何那么厌恶这里,想逃离这里。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绿色的杨树叶上泛着阳光。我突然吟起诗来,不知道是谁的诗。我的制片主任焦林走过来,坐在床边诧异地看着我,“李咏,你没问题吧?”


我也坐起来了,“没问题啊,怎么了?”


“你是在读诗吗?”


我又“咚”地躺倒,恢复刚才的姿势,“是啊,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今天什么都不想拍,就想躺在这儿读诗。”


我这人特形式主义。在北京时,我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独立摄制组。第一件事是自掏腰包,给组里每人买一件摄影背心,出门都必须穿上,这叫精神面貌。


去新疆,我不但带监视器,还要带“回放附加器”,一个跟dvd机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儿。因为我拍的是宽银幕纪录片,监视器太小,而且是黑白的,看不出比例和是否偏色。回放附加器这头接摄像机,另一头接电视,问题就解决了。


往监视器前面一坐,动辄“重来”!这是我导演的派头。


我甚至动用了新疆军区的“黑鹰”,玩儿航拍。


2004年夏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日本女士赴西藏阿里旅游,突发食道大出血,生命垂危,旅行团向中国政府发出求救信息。新疆军区特级飞行员陈殿起受命紧急救援,架“黑鹰”克服恶劣天气,多次迫降又重新果断起飞,最后将日本游客救至喀什。


时间向前倒推10年,1994年,就是这位英雄飞行员陈殿起驾驶“黑鹰”,带着我的摄像师,完成了半径800公里的航拍镜头——翻越天山。


图57a:天高地阔,信马由缰


我恐高。在乌鲁木齐的北京南路找了一家烤羊肉串的摊,旁边扯过把椅子来半躺半坐,仰面朝天,架着二郎腿,左手持对讲机,右手拿着一串羊腰子,旁边桌上放着一打啤酒。


“飞低点儿!再低点儿!听见没有?”


“别老在我眼前转悠,拍你该拍的镜头去!”


“看见我没?拿望远镜看!眼神儿差啊!”


我对着对讲机不停地指挥,言辞粗鲁,挺装。我觉得当导演,不厉害点儿不行。


周围老百姓不看飞机,全看我。大家伙心想,这小孩儿也就20岁出头,什么来头?还指挥飞机?


摆谱儿的事儿还不止这一桩呢。第二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这个会议,那个颁奖,都跑到新疆来办,乱得一塌糊涂。我们要去地州拍片,没有车了。我跟当时的自治区主席阿卜来提·阿卜都热西提关系十分融洽,他慷慨地将自己的牛头越野车借给了我,后面跟着一辆黑色道奇公羊越野车。“公羊”现在不稀奇了,那会儿可是乌鲁木齐唯一一辆。


天热路远,为了省油,车里不开空调,车窗大开。我光着膀子坐在副驾驶座上,听着黑豹。“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


途中警察无不惊诧侧目,这小子谁呀?坐着自治区主席的车,竟敢不穿衣服,还听摇滚?


第一次当导演,我挺单纯,也不懂拉赞助,想要什么,就实打实地去跟人家交换。为了让摄制组哥儿几个过得舒服一点儿,我带他们住的是新疆最好的两家酒店之一,四星级,每人都是单间。伙食就比较凑合了,在房间里用电饭煲熬点儿羊排汤,撒上辣椒末,就着烧饼,就是一顿饭。基本上相当于今天吃的泡面吧。


毕竟年轻,苦中作乐,也挺开心。大家都拍我马屁:“跟你算跟对人了!”


他们不知道这福利是我怎么弄来的。我接连熬了好几个晚上,到一个小闭路电视台去给酒店做宣传片。我自己拍摄酒店的各项设施:客房、餐厅、酒廊、健身房、会议室……自己编辑、自己配乐,自己写解说词,自己配音。然后这段片子就在酒店大堂里从早到晚地放。这就是当时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交换条件。


图58:重回家乡,她是那么美丽。


我很能吃苦,所以也很自负。后来文艺中心主任张晓海打电话找我,想借用“翻越天山”的航拍镜头。我不认识他,傲慢且爱答不理地说:“先找我们领导签字,然后再看我有没有工夫,我这儿正用着呢。”


我丝毫不觉得我应该恭维谁,或看谁脸色。我认为一切所得都是应得,都是流血流汗换来的。


在新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了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墓。现在知道他的人很少了,通俗地讲,他就相当于维吾尔族的孔子,生活在11世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


他的着作《福乐智慧》,以13290行长诗表达了对社会、法制、伦理、道德、哲学等问题的看法,直到现在仍有各种语言的版本在流传。他将此作献给了当时喀喇王朝的国王布格拉汗。布格拉汗因此赐予他“哈斯·哈吉甫”之称号,意为“特别御侍官”。


在一个距离喀什75公里、名叫阿图什的城市里,我的向导——喀什行署文化处处长——对我说起了这部传世之作,并告诉我圣人的陵墓已不知何所在。我深为所动。


我以ccv的名义,向喀什行署提出口头请求,请协助我找到这位智者最后的长眠之处。


连续寻访了三个月之久,我终于在喀什市体育路十二小学找到了他的陵园。我又一次借ccv之名,提交一份报告,请求当地政府对陵园进行整修,供他灵魂安息。


今天若您再去喀什,会看到修葺一新的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陵园。他的名言都铭刻在四周墙壁上。我的镜头360度回转,以电影的拍摄手法拍下了这个场景,维吾尔语念诵的《福乐智慧》作为旁白。


作为新疆人,做了这样一件事,我想我对得起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