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邓小平当时所传达给美国的信息，也比周恩来时代更为严厉。例如，邓小平警告美国，美国想从中国和苏联的和解中捞到好处的想法，是很危险的；而且，美国也并未兑现稍早所承诺的台湾与贸易关系。此外，激进派也在一旁虎视眈眈，看看邓小平有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指责他是帝国主义者的朋友的表现，或是崇洋媚外。

邓小平担当新角色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率团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召开的讨论国际合作与发展的特别大会上发言。他没有对国际合作与发展发表任何看法，而是借机宣示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理论，“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的这个理论表现出他一向特有而且愈老愈明显的大中国主义。这个理论不是来自列宁主义，反而同它相矛盾。这个理论来自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分析。正如他过去看到的，在中国有三个阵营（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间的）。他现在觉得全球有三个世界。

美国着名外交家基辛格。

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势力都强大，有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虽然中国有能力成为和美国、苏联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野心称霸世界，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

相反，超级大国野心难以掩盖，他们相互为敌。的确，战争大概只会在它们之间爆发。如果美苏真的打起来，全世界都将被卷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

邓小平的演说吸引了很多听众和观众，并在国际间广受宣传。他回到北京时，受到热烈隆重的欢迎，很像他1963年在莫斯科和苏斯洛夫激辩5天后回到北京时所受到的欢迎。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包括他的政敌在内，都前往机场迎接他。他被安排坐上第一辆小轿车，领着长长的欢迎车队，风风光光地驶入北京。三个星期后，在毛泽东与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会谈时，尽管周恩来也同时在场，邓小平却被安排坐在毛泽东和巴基斯坦总理之间的座位上。这个位置一向保留给毛泽东最重要的顾问。这样的安排很明显是要向全世界明白表示，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联合国的演说相当满意。

纽约之行，对邓小平还有两方面重要意义：这使得国际社会增加了对他的认识，同时也让他首次见识到现代西方世界的繁荣景象。在1974年之前，非共党国家的政治领袖、外交官和新闻人员对邓小平还没有什么特殊印象。对日抗战期间及结束后，有少数几位美国军官跟邓小平有过接触，其中有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伊文思·卡尔逊曾经撰文赞扬他博学多闻，而且思维敏捷、机智。但在他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只有外国共产党党员和共党的支持者跟他见过面，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大陆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共的书籍，但书中提到他的内容却很少。

邓小平对这次纽约之行有何心得，并没有正式文件可以参考。但他一定对纽约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在巴黎待过，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也曾经多次访问莫斯科，但这些经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纽约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纽约曼哈顿闹市区待了4天之后，他一定很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必须要经过一段很漫长的努力与奋斗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

在出席了毛泽东与巴基斯坦总理会谈之后两周，周恩来离开中南海，住进北京医院的一间套房。他这样做可能有他策略上的考虑，希望借此摆脱激进派对他的监视。但事实上，这时候他已经病得相当重。从1974年4月他在机场和邓小平合影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两人的健康情况呈现相当强烈的对比。仅比周恩来年轻6岁的邓小平，脸圆圆的，皮肤光滑。

周恩来却是形容憔悴，脸上从太阳穴到下巴有多处深色斑点，而且全身瘦得只剩皮包骨，一身衣服松垮垮地套在身上。

周恩来还有一项尚待实现的计划，就是整顿党和政府，特别是后来者；尽快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战略目标。

然而他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上，毛泽东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把这个理念看作阶级斗争的代名词。激进派则把它看作对他们的挑战与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这时候已经撤销书记处等具有协调性质的单位，只剩下中央办公厅和宣传部，而这两个单位都由“文革”

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门是由临时人员充数，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的人选。由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太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的过程中，并没有和激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为中心的少数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泽东对他计划的支持。这原来是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现在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周恩来和他的盟友们这时又得到了一项有利的条件。毛泽东改变了对激进派的态度，尤其是对江青。

早在1974年3月，毛泽东就已经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要再见面，并说江青多年来并未听从他的指示，同时也未研读他交给她的马克思、列宁及他自己的着作。在7月间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伴的面，说他们是“四人帮”。

结果，“四人帮”就此成了他们千古洗刷不掉的恶名。

大约在同一时候，他告诉一些来访的外国客人，江青有“很大的野心”，所以，她没有权力以他的名义发言。这项改变使得周恩来有机会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这本来是“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他同时设法使毛泽东接受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定，谴责激进派提出的“反潮流”口号。接着以维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理由，谴责反对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泽东1974年7月做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这对周恩来也相当有利。尽管毛泽东出席了当年夏天党的一些会议，但他愈来愈消沉。他因为视力极度衰退而沮丧，同时也似乎已经发现，江青等人已经成为他的政治负担，而且负担愈来愈重。

毛泽东不在北京，也表示周恩来有权力决定政治局何时开会，以及讨论些什么，同时，他也可以放手指挥政府的运作。这也表示，“四人帮”只能通过周恩来与毛泽东接触，或是特别大老远地跑去求见。

这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吓坏了。

因为这个消息只能解释为，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最有资格接替周恩来出任总理，而且，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和邓小平发生争执，江青对邓小平出言不逊。会后，“四人帮”派王洪文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是张春桥的，然而毛泽东已认定王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是一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而且，四人帮还犯了更严重的一项错误，他们指示王洪文对毛泽东说，周恩来故意装病躲在医院里。毛泽东当时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他仍然可以看出“四人帮”是在说谎，而且很痛恨他们竟然会认为他会相信他们的谎话。

“四人帮”的诡计产生了反效果。毛泽东告诉王洪文，要他在跟江青打交道时应该小心，避免和江青“勾结”。毛泽东还派遣自己的特使——他的侄女王海容，前去告诉周恩来，他希望周恩来继续留任总理，并希望安排邓小平出任中委会副主席及第一副总理。

更令“四人帮”觉得不妙的是，毛泽东再度提议，应该安排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同时出任中央军委会副主席。12月，毛泽东再度向周恩来及王洪文提出这些建议，并且赞扬邓小平“政治思想强”。“四人帮”

的这次反扑完全失败了。

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了毛泽东要他担任的所有职位。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小平，但他已经被剥夺了自1974年以来主持党中央日常事务的权力。在军委会里，叶剑英的排名高于邓小平，但叶愿意放手让邓小平全力去处理跟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权力。对于一位70岁的人来说，他在此后的9个月当中所表现的充沛活力令人称奇。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社会经济等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

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做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小平首先处理组织上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很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在铁路系统和钢铁企业，这种现象最为严重。他向各地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要加强“集中和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755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88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他说：

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

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小平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小平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小平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20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恩来最早是在1965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的，但当时显然未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且毛泽东当时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其他项目上。这一次，邓小平先设法取得1975年的邓小平。毛泽东的支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三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后来在80年代成为着名的政治保守派。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小平的参谋的角色。

邓小平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泽东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而他的政敌“四人帮”，却在这时又犯了两项重大的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

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泽东的心思。毛泽东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又误解了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泽东。毛泽东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做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权”，首先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

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积极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击。

在随后召开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爆发了政治冲突。在第一次会议上，在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支持下，邓小平批评“四人帮”滥用毛泽东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直接批评“四人帮”。他说，他们忽视他的“三要三不”指示（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要他们不要再结帮派，而且由于事实上他们已经组成一个帮派，所以，政治局应该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批评使“四人帮”完全落于守势。王洪文甚至因此退回上海，江青也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短文。从那年夏天到秋天，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可说志得意满，事事顺心。

但到了1975年10月底、11月初，情势发生了逆转。原因很简单，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各种计划已经开始威胁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毛泽东的眼中，邓小平有两项做法令他最为不满。其中之一是他使用代表“重要环节”的“纲”这个字来形容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毛泽东强调，要安定与团结，要加速经济发展）。这犯了毛泽东的大忌。因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纲”只能用来形容阶级斗争，例如“阶级斗争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