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当然难以避免不和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运动”或“第二次”跃进发生关系，但他并不是这两项运动的支持者，也没有发表与这两项运动有关的谈话。从他在天津的讲话内容来看，1960年春天，有很多时间他是在北京以外的地区考察。同时，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也很有可能占去他很多的时间。这或许也为他把大部分国内事务留给其他人去处理提供了一个借口。毛泽东在1960年1月至3月召开几次会议，讨论应如何应付中苏关系所发生的危机，邓当然一定出席了这几次会议。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及外部都始料未及的，其影响不仅深远而且范围广泛，影响到整个世界。中苏论战使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均势。它还导致毛泽东对苏联社会做出了新的判断，直接影响到他后来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场论战始于1958年，是在两国两党关系度过了历史上较好的一段时期后不久发生的。中国人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俄国人已经意识到非斯大林化的危险。中国对那些极力想摆脱莫斯科的影响以获得更加独立地位的国家的共产党的态度必须十分谨慎，因为对他们过分表示同情有可能助长“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

是通向彻底的反革命的。这个后果与赫鲁晓夫主张的非斯大林化和议会道路的结果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式时，就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

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

毛还说，苏联成功地把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成功地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表明“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他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所运用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为榜样，决不向敌人屈服。他还谈到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

他宣称，人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死绝的，一个勇敢的、新的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崛起。

但他并没有预见到当中国面临苏联不友好的政治或军事态度时所应采取的行动。

俄国人一定对毛有关核战争的观点感到不安。但他们还是决定，要满足中国人提出的帮助他们建设制造和试验核武器设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达莫斯科之前，两国已在这里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按说是两国之间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的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标志着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到达顶点，随后就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响两国两党关系的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大跃进”相继出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始终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权采用任何手段收复台湾。苏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都没有反驳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赫鲁晓夫认为，假如美国确实承诺过要帮助国民党保卫台湾，而对苏联来说，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至少应该事先告知苏联他们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意图。而这正是中国人所不愿意做的。他们并不想进一步扩大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因而，当1958年8月中国人对离大陆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国民党驻守的岛屿金门展开猛烈的炮击，并进而攻击国民党的补给船只时，中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出现了危机。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这样说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对苏联的进攻，苏联将“忠于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卫中国。但他对毛的做法非常生气，因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毛对他即将开始的这场炮击只字未提。

印度问题之所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当中印两国军队在靠近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东西段边界上发生冲突时，苏联正谋求加强同印度的密切联系。在东段边界，冲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乱（和随后不久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难民和游击队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活动引起的。在西段边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国在印度已宣布为己有并不时有印度的巡逻队出没的领土上修建了一条公路。中国在公开的声明中对苏联不站在中国一边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指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宣布中立，事实上是为了取悦印度。赫鲁晓夫1959年10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在北京和中国人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争吵。4个月后，苏联党（不是苏联政府）在给中国党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行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表现。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想让中国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从于他们把自己视为监护人的国际利益。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两个主权国家之间都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大跃进”，只有在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之间才可能出现。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对“大跃进”表示反感。因为它否定了苏联的发展模式，这个只有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国家竟然敢于声称，要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

实际上，它给负责向中国运送商品的苏联经销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给正在中国工作的1500名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

这段时间，俄国人特别是赫鲁晓夫的行为也十分粗暴和过火。从1958年秋天起，赫鲁晓夫开始以轻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包括西方的来访者谈论“大跃进”。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签署的中苏军事技术协议，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大跃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产国际那样，他要惩罚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擅自一意孤行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攻击“大跃进”几乎与彭德怀在庐山写信给毛发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和彭已经串通起来，准备对中国的事务进行干涉。实际上，并没有赫鲁晓夫和彭德怀阴谋串通的确切证据。而且与一个外国人串通，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据彭回忆，他最初并没有想上庐山。他是到庐山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定给毛写信的。然而，老谋深算的毛却从中看出了其他的问题。不久，官方的决议称，彭的干扰有力地支持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

这些问题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联二十大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的争论。中国人率先开始了争论。1960年4月，他们在列宁诞辰的那一天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四篇长篇评论文章，它们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列宁主义万岁》中，这就是：他们比俄国人更信仰列宁主义。他们谴责俄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新主张，认为俄国人已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这使俄国人很被动，他们不得不辩解说，自列宁以后，世界已发生了变化，有必要对他的一些学说进行修正，但他们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列宁主义。在中国人展开的进攻面前，苏联人首先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然后才能发起反攻。

1960年夏天，中共和苏共发生两次冲突，分别是在北京举行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进行人身攻击，骂毛是“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者”，并且说毛和斯大林一样狂妄自大，这引来中共首席代表彭真的反击。彭的发言同样具有攻击性，并且更具说服力。这番激烈的争论，引起其他国家共党代表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中共和苏共双方施压，要求双方和好，并努力达成协议。在各方调停下，最终确定，当年秋天在莫斯科举行三个会议：

中共和苏共的双边会议，26国共党代表会议，以及81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在这三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共的首席发言人。他当时发表的很多声明和演说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看出来，他当时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和立场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之间的武装停火而已；对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所拥有的核武器可以阻止美国发动核战争），但区域性的局部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对于社会主义路线，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一定会爆发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保持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正确（和安全）的做法，而鼓励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武装反抗是错误的。

从目前能够找到的材料中还看不出，邓小平是否在全球核战争的后果问题上和毛泽东持同样的看法，即认为核战争的最坏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整个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看来，在为期八个星期的会议期间，他一定很难不去提及这个问题。但如果他真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任何其他记录里，也没有看到他曾经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毛泽东的观点。看来，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抱着怀疑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