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红一方面军就是在离那不远的地方陷入埋伏的。

第二野战军这次的任务是“解放”整个西南地区。这个任务很快就完成了。虽然国民党把重庆和成都作为他们坚守大陆政权的最后堡垒，但在四川及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战斗，几位国民党将领纷纷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还有两个省的地方长官也投向了共产党。同年12月，共产党军队进驻重庆。很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邓小平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

邓小平乘火车经过郑州，向西南进发。

29年前，年轻的邓小平离开这座城市赴法国学习，并且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邓小平一定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在他离开之后的岁月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受到日本人的轰炸，这座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坏。邓小平一定看到了这些，因为他就要出任重庆市市长了，他有责任使这座城市重放光彩。以邓小平这样老的资历，如果不是他本人坚持，中央是不会任命他去做这项职位较低且十分艰苦的工作的。

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的近700名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描绘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蓝图。根据纲领，全国共分为6个大区，其中4个大区都是由各区的军事与行政委员会管理，邓小平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伯承任主席。他同时还是西南军区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这后一个职务最为重要，这使邓小平的职务高过了刘伯承和西南地区的其他任何人。他掌握了西南地区的所有党政军机构，并就该区所有事务直接向北平的中央书记处负责。

西南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4个省，这4个省有很大的不同。四川最大，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但在过去20年间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先是军阀统治，接着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又把它作为主要的征兵征税基地；贵州贫穷多山；位于缅甸（有许多国民党残兵败将在缅甸避难）和印度支那边缘的云南省也是这样；西康从种族上或自然地理上来说，是西藏的一部分。在这4个省里，尤其是云南和西康，大部分地区住着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他们过去一直认为汉人是他们的敌人。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将近15亿，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

在西南，邓小平、刘伯承和他们的同事们为自己制定了三项基本任务：建立法律秩序，促进经济复苏，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军阀主义的遗毒，以及这个地区地理上及种族上的种种特殊情况，使这三项任务完成起来相当困难。山区活动着各种土匪武装，其中包括不少前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尤其是贵州和云南，人们常以此为生。除了四川中心地区以外，其他的地方通信条件十分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寿命很短。然而1952年7月1日，邓小平出席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并在纪念册上签名。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和解放军清剿了这一地区的土匪，并以北方根据地为榜样建立了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由于在此之前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只建立过临时根据地，同时部队里只有少数干部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国民党的不少管理人员被继续留用，同时又从当地中学和大学毕业生中吸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充实干部队伍。

要促进经济复苏，首先要建立法律秩序，抑制通货膨胀。像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能从两方面着手，就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就是通过发行公债积极鼓励储蓄。同时，强制所有企、事业单位，各种行政、军事机构将手中的现金存到新建的中国人民银行去，这样就限制了私人银行的贷款能力。从供给方面看，在恢复了交通之后，成立了国有公司，经营食品和农业产品的批发贸易。在新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措施势在必行，并且很快产生了效果。到1951年，全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骤然下降到20％，1952年进一步降至10％以下。

在四川，邓小平童年时代发生的“保路运动”虽然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但是并没有使四川建造任何铁路。直到1949年，整个四川省仍旧没有一公里的标准铁轨。从现在能看到的公开的资料中，也看不出邓小平、刘伯承这两个四川人觉得没有铁路是他们故乡的一种耻辱。不过，他们两人进入四川后很快就决定从并不宽裕的经费中拨款用于修建从重庆到成都的一段近一千里的铁路线。这段铁路在1952年7月，也就是邓小平即将离开四川之前正式启用了。铁路开通典礼那天所拍摄的3张照片被收录到了邓小平的官方传记里，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邓小平为自己能参与完成的这项事业而骄傲。

在这三项任务中，邓小平和其他人推动的“土改”

最具有革命特性。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土改的目的，即“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中共云南省委给西南局的报告和邓小平对云南省委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进行“三反”规定的批示。

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进行一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革命。过去的千百年来，地主阶级控制了中国农村，包括乡镇的社会生活，他们同时也控制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活。因为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在县以下设立政权。所以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村庄里，行政的管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公路、河流水利系统的保养，全都控制在地主阶级手中，他们甚至能操纵县长及其幕僚作为其代言人。他们通过地方自治会，从事大量诸如修建庙宇、农产品交易以及在遇到灾难时分发救济粮等工作。而今，从1950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两年的时间里，地主阶级被消灭，地主分子（包括其家属在内）也许有1500万人被剥夺了大部分财产，只留下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或到工厂、商店中去做工。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被处死了。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社会革命。

土地改革使中共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村庄。在土改期间，共产党派出土改工作组去动员那些无地的雇农和其他贫农起来控诉地主，对地主进行批判和斗争。结果是：传统上被奴役的农民获得了解放，并树立起了革命的责任感。在这之后，共产党的力量并未撤走，而是建立起农村党支部，把许多在土改中走在前面的农民积极分子发展到党内来。这些农村党支部成为政治管理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它们深深地扎根于农村社会之中，这是人们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经济上，土地改革建立了相当新型的所有制体系。贫苦农民，也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的或者仅拥有一点不足以为生的土地的人得益最多，而前地主阶级则失去最多。无论是从土地的占有还是土地的耕种两方面来看，土改都达到了均贫富的效果。

邓小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积极地推动土地改革运动，尽管这意味着他的亲属，包括他的二弟邓蜀平，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亲属也要被剥夺。但邓小平把邓蜀平、继母夏伯根、继母的女儿邓先芙和他的姐姐邓先烈都接到重庆，安排他们和自己住在一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为此遭受了猛烈的攻击。由于邓文明在广安小有名气，同时地方的党政干部也知道邓蜀平及其他一些人是邓小平的亲属，如果他们留在当地，那么在土改中他们也许不会受到激烈、粗暴的对待。

但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更为高明，他这样做既保证了其亲属的安全，同时也救了他自己。因为一旦他的亲属受到威胁而求救于他，或者如果地方党的领导向他请示如何处理他的亲属时，他将会面临十分尴尬的选择，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由他圆满地解决了。

1952年7月，或许他事先得到了通知，邓小平被调往北京。他在西南地区工作了仅两年半的时间。

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在西南的这段经历使得他那本来就已经丰富的经历更加充实了。这段经历以及他在那些年建立的功绩，使得毛泽东及其同事决定把他调进北京。对邓小平来说，这次调动在其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在此前的整整15年间，他一直在地方工作，有人认为他同毛泽东的私人关系影响到他的这次调动，这个推测无疑是错误的。如果说有私人关系影响的话，邓小平同毛泽东最重要的副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关系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