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主动搜捕共产党人，然后再把抓到的嫌疑犯交给上海的国民党警察。

中共中央机关及其下属部门附属机关在上海分布很广。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部门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苏省委机关设在闸北和虹口的工业区内；青年团的部分单位则设在法租界。周恩来当时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工作，他规定，政治局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至少要有一至二人缺席，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袭时不至于全体被捕。政治局会议常常在公共场所比如医院等相对安全的地方召开。据周恩来的传记记载，邓小平经常前往市中心威海路的一家医院开会。1929年8月，大约是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往西南的同一个时间，两名政治局委员被出卖后遭到逮捕和杀害。总的来讲，在邓小平做地下工作的两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好。

大约在1928年的某个时候或1929年年初，邓小平结婚了。新娘子叫张锡瑗，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她曾经在江西与福建交界处的某个地处山区的地方党组织任过职。邓小平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她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位于云南路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这张照片是1946年拍摄的。

相识，目前仍不得而知，很可能是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时两人相遇的。

不管邓小平和张锡瑗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相识和结婚的，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便悲剧性地结束了。张锡瑗因难产去世。关于她去世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当时邓小平不在上海。有关邓小平在1928年和1929年间活动的记录很少。但作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员，他不可能经常离开上海。因此，合理的推论是，张锡瑗去世时，邓小平已离开上海，调任新的工作了。这个重大的打击，一定在他的心中留下很深的伤痛。但邓小平一向闭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也从不对外人谈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传记里甚至没有提到这次婚姻。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1928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由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允许几十名中共代表集中在一起，这次大会选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李维1979年3月16日，应上海市民政局革委会的要求，邓小平口述的张锡瑗的简况。

汉留在上海没有参加，邓小平也和他一起留在上海。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出尽风头。布哈林曾与斯大林一起批判托洛茨基的对华政策，但不久就因其“右倾”

和“富农路线”受到批判。布哈林性情怪异，有时身穿猎装出现在主席台上，有时他的手腕上甚至会站着一只猎鹰。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与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的决议口径完全一致。

经过整个6月的争论，大会总结认为，中国革命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全国的形势处于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陈独秀未到会），同时也批判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大会通过了十大纲领，其中的三大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后来，当毛泽东自己总结出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时，肯定了这一纲领的正确性，但应该强调革命的持久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1929年年中，邓小平的工作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央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派他前往地处西南的广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这项特殊任务的主要工作有三个：一、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建立联系，这两个人虽然都是蒋介石任命的，但他们当时正在策划反蒋的军事行动，并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二、接管和主持广西省的党务工作；三、准备武装起义。这些都是极其艰巨而危险的任务。虽然俞作柏和李明瑞都同情共产党，但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很弱。而且，如果他们采取反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况且广西地处偏僻，仅与法属印度支那和广州有来往，而广州当时却控制在坚定的***势力手中。由此可见，广西当时远离共产党军队所活动的任何地区。难怪当俞作柏和李明瑞极力邀请共产党派人前往广西协助他们时，当时在上海秘密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支局坚决反对接受他们的倡议和邀请。

然而，邓小平还是奉党中央之命，于9月初抵达广西省省会南宁。邓小平是从上海经海路到达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然后由陆路进入广西的。在他之后，又有几位党的干部陆续进入广西，其中包括曾经在苏联受过军事训练的张云逸。邓小平见到省主席俞作柏后，立即说服他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警备大队的大队长和教导总队的队长，专门培训初级军官。之后，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静候俞作柏出征反蒋。果然，俞作柏很快出兵，并带着李明瑞和他一同行动。他们一出发，邓小平和张云逸就命令南宁警备部队的一个营进驻广西的西北山区待命，另一个营镇守南宁通往河内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的必经之地。他们还派出可靠的部队占领了省军械库，库里有5000支步枪，一些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几台无线电装置和大量的弹药。这些战利品是当时率领两三千人在江西南部一带活动、极度缺乏武器装备的毛泽东做梦都想不到的。

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军事行动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军队在广西、广东交界处被打败，溃不成军，他们两人仓皇逃走。邓小平和张云逸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将军械库的全部军火转移到早已在南宁港准备好的汽船上，并命令部队撤出南宁。邓小平率领一支部队乘船溯右江而上，在平马（现在的田东）等待同张云逸率领的部队会合。两支部队会合后，继续向广西省西部一个偏远的小镇百色进发。在那里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谋划起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苏维埃运动扩展到了中国一个新的地区。

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的纪念日，邓小平和张云逸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名义在百色镇中心升起了镰刀和斧头交叉的旗帜。在右江下游的平马，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集会，选举出了工农苏维埃政府。

在这两个镇，他们都没有遇到武装抵抗。邓小平出任红七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不久后，他又前往龙州地区，组织第二次起义，因为早在这年秋天，由邓斌（邓小平）和张云逸署名发布的红七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布告。

邓小平就派南宁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占领了这一地区。

1930年2月1日，在临近印度支那边界的龙州，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突然神秘地回到了上海。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可能是通过无线电（经香港中转）收到了上海的指示，也可能是他自行决定回去的，而且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党中央不太可能在两个新建的根据地尚待巩固的时刻把他召回去。另一方面，他很可能还面临着一个政治上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安排李明瑞。李明瑞在广西东部吃了败仗后逃回了龙州，并一直在龙州协助邓小平组织起义。李明瑞当然想在新建的军队中担任某项职位，邓小平也许是想同中央商量这件事。更富人情味的原因也许是他在为当时留在上海的妻子担心。

邓小平在上海待了两个月，直到4月才回广西。

在上海，党中央决定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为政委。这一方面解决了李明瑞的安排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示中央对邓小平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当时党中央的工作并不是由总书记向忠发负责，而是由组织部长李立三掌管。

邓小平从上海回到广西后发现，广西的形势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急转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在1926年参加北伐之前统治广西的军阀，此时已经回到南宁，并迅速出兵进攻红八军。红八军只有大约不到2000人，战败后被赶出根据地。红七军立即赶往南宁驰援红八军，但也被打败，被迫撤退到百色城外偏僻的山区里。

当年的春天和夏天，邓小平冒着生命危险在当地几乎没有红军存在的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协助他实施这项计划的是韦拔群和李明瑞。韦拔群是共产党员，也是当地农民运动的领袖，几年前他就开始带领一支农民部队在山区活动。邓小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相当大胆的行动，完全是贯彻当时中央的精神。

这一做法比毛泽东当时在江西实行的土地政策还要过激，邓小平后来转而支持并采纳毛泽东的做法。也许他意识到，彻底的土地革命往往造成土地收成减产，使农民的处境更加艰难，而农民正是红军主要的政治支柱和经济支柱。

1930年6月，红七军离开山区，再次回到百色，开展革命活动并建立根据地。邓小平也在这时重返红七军，开始积极地抓部队的训练工作。他还着手政治和行政工作，帮助创建了几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到夏末，百色根据地已经扩大到约20个县，总人口超过100万。

如果党中央能够允许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百色根据地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只是边界会不断发生一些变化。然而，他们三人和所有其他在前线战斗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样，最后都成为所谓的“立三路线”的受害者，李立三所推行的是共产党“一省或几省”首先夺取政权的大胆计划。

“立三路线”最完整的表述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世界革命会紧随中国革命而爆发。而且蒋介石正忙于与冯玉祥和另一位北方军阀阎锡山作战，共产党在三大根据地和许多小根据地内已拥有了五万名武装力量。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据此李立三天真地认为共产党已拥有足够的实力攻占武汉、广州和其他大城市。攻占大城市成了他主要的军事目标。

按照李立三的军事行动计划，红七军的任务是占领广西东北部的两座大城市柳州和桂林，进而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以阻止该省的反动势力向北进攻共产党军队），最终占领广州。8月，中央代表邓岗带着李立三的命令来到广西。据邓小平的官方传广西百色红七军军部旧址内邓小平与张云逸的住室。

记记载，邓小平“认为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又说“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随军行动”。这一说法有待考证。

从邓小平以后的性格来看，他是不会遵从自认为是错误的指示的。而在广西，除了上海代表，他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1930年9月底，在收编了红八军的残余部队以后，红七军离开了根据地。

红七军共有三个师，但出发后不久就损失了一个师，由于韦拔群率领的这个师掉头西行，很快就被消灭，韦拔群被出卖后遭杀害。

另外两个师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的带领下继续向东征战。后来表明，这次征战是五年后长征的一次预演。

起初，邓小平和张云逸尽量按照李立三的指示行动。他们率领部队向柳州进军，但当他们听说白崇禧正率增援部队前往柳州时，只好放弃攻占柳州的计划。

后来因为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才不得不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一行动造成了他们与李立三的代表邓岗的决裂，很快邓岗便离开了他们。

红八军军部旧址。

这里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即邓小平和张云逸是何时认定他们唯一可行的进军路线就是到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去寻找毛泽东的。据红七军的一名老兵记述，那一年秋末冬初，他们的队伍在湖南西部的山区里转战了好几个星期，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不过，他们最终还是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最初有一万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到四千人，经过重新整编后，红七军决定到井冈山去。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大多数士兵都穿着单衣草鞋，难以抵御寒冷的袭击，粮食也极度匮乏。1931年2月，红七军幸存下来的两三千人在广东北部山区乐昌渡河时，又遭到敌人袭击。乐昌河河面宽广，河水湍急，当时，红七军的大部分队伍已经乘船先行到达了对岸，还有一小部分人渡河时受到炮火攻击，无法过河。红七军因此被分成了两部分，几个月后，部队才重新会合。邓小平在先行渡河的部队中，他和李明瑞率领这部分队伍进入江西，到达了离毛泽东最初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不远的地方。

这时，邓小平离开了他的部队。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被派至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然而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却在他们创办的刊物上撰文指控他当时叛离了红军队伍。刊物上有篇文章写道，当邓小平巡察回来的时候，听到营地上枪声大作，便决定逃往“香港花花世界”。而当时的情形很可能是，他必须作出选择，离开部队或是冒着死亡和被捕的危险去参加战斗，邓小平选择了前者，但是他的选择并不是不体面的，因为他不是红七军的指挥官，而且他的确是受红七军前委委派前往上海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当他后来在1931年8月回到江西时，曾经有一个审查委员会调查了此事，结果证明邓小平是清白的。

红七军最后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在井冈山附近征战了几个月后，红七军终于在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并被编入中央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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