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26）

邓小平在开始职业革命生涯后不久，就赢得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给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被冠以“油印博士”的雅号，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邓小平赴法乘坐的“盎特莱蓬”号邮船。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和邓绍圣以及其他近200名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当中大约有一半人来自四川，从上海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船赴法。他们乘坐的是价位最低的四等舱，没有自己的客舱，也不能到餐厅吃饭。他们只能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风条件很差的货舱里，而且要自己找地方准备一日三餐。从几位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这次航行吃尽了苦头，有很多人晕船，还有很多人开始想家，以至于还没有到马赛，很多人就已经在自问：这辈子是否还能回到祖国？

邓和他的同伴们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随即前往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官员把这些来自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每20人左右分为一组，并按组把他们分送到一些省的中学就读。邓小平和他的巴耶中学旧址。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邓小平在这里求学。

叔叔邓绍圣被分在同一个组，他们被送往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在巴耶中学，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被编在一个特殊的班里，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法语学习。按照原订的计划，他们要继续学习法语，直到他们的法语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开始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在这个阶段，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转到别的学校学习，还有一些人则选择到工厂做工，为的是能学到一些基本的工业技能，同时也是为了多挣些钱，用作日后进一步学习深造的费用。其中后一种学生都是家境比较贫困的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到达法国后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存在华法教育会，家里也没有钱接济他们。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说该会的经费已经用完，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生才能继续留在学校就读。引发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华法教育会管理不善。当初，教育会容许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众多，但它没能开辟新的财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开销。其实，这个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李石曾（此时他已回国）和发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其他负责人能够积极地去募捐，结果也许不会这么糟。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在整个1920年，他们对这项运动逐渐失去兴趣，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件事管理起来太麻烦，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认为，要加强中法文化联系，把法国有用的知识引入中国，有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按照法国的办学模式在中法两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设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得到法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这笔资金法国政府可以从1901年的庚子赔款中调拨。很显然，这一点是勤工俭学运动无法做到的。

这些远离祖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并不了解这场危机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该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无法照顾他们，他们必须自谋生路的时候，这些留法学生感到十分震惊。

对邓小平来说，这场危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他所在的巴耶中学那个特殊班被撤销了。当时，他家里还给他寄钱，按理说，他可以请求华法教育会为他另找一所学校。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到了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他这样做或许是自己的选择，或许是接受了其他人的劝说。克鲁梭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在施奈德钢铁厂，当时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在做工了。

邓小平在巴耶中学的这段时间，是他在法国五年间唯一的一段较为舒适和安定的时期。除此之外，他都是住在工厂的宿舍或者廉价的旅馆里，他所做的工邓小平（邓希贤）在施奈德工厂的档案卡。工厂档案编码62175，工人号码07396，注册日期为“1921年4月2日”，年龄“16岁”，“来自巴耶中学”。

作也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技术的散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最糟糕的。据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这个工厂的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是在该厂的轧钢车间当一名轧钢工。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须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做工。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他的雇用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的薪酬还低。而且他一个星期要工作50个小时，甚至更长。恶劣的工作条件，加之当时只有16岁，仅仅干了三个星期，他便感到体力不支，无法承受，所以他宁愿失业前往巴黎，也不愿再干下去了。

后来，邓小平到一家生产橡胶轮胎和雨鞋的工厂工作。他的工作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黏合起来。他还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在餐馆打过工。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是在位于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在法国，邓小平做过许多临时性工作。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的工作。

他们用薄纱和绸子做花，做成的花要贴上“战争遗孀和孤儿所做”的标签。邓小平当初到法国的目的是邓小平（邓希贤）在哈金森橡胶厂的档案卡。工号为5370，上面有人事部的附注：

辞职不干，不再雇用。

想学习一些有用的工业技术，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学到任何技术。他的官方传记说，他在雷诺汽车厂是做钳工。而这家工厂的档案证明，他是个没有技术的工人。

邓小平留法期间，只有在橡胶工厂期间，他挣够了继续上学所需要的钱。不过这也只够支付中学三个月的费用，1922年年底至1923年年初，他在塞纳—夏狄戎中学待了三个月。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贫困和不安定的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的。他的官方传记对他的这个转变过程做了这样的描述：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已无力寄钱给他，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

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官方传记的这段描述非常笼统，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尤其是它没有提及邓小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

关于这个问题，唯一的证据是提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1921年4月，邓小平在施奈德钢铁厂做工时，赵世炎也在那里工作，并且邓在巴黎的时间也与赵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邓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还有一个证据是，邓在1922年的某个时候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规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吸收党员的条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留法初期就做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这个官方的传记尽管笼统且模糊不清，但它明确地指出，赵世炎和周恩来是邓小平的两位引路人，这一点极为重要。从所有能看到的有关介绍赵世炎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赵是一个非凡、出众的年轻人，他聪明机智、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来更为杰出，他除了拥有赵世炎的优点外，还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能够以理智的态度解释各种原则和政策问题，这也是他一生特立独行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虽然个性比较拘谨和缺乏耐心，但也练就了和邓小平（邓希贤）在夏莱特市政府外国人登记簿上的登记记录。登记时间为1922年2月13日，身份卡上的编号为1250394。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周恩来相似的个性。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除了与周恩来共处的这段经历之外，大概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个性。60年后，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他把周视为兄长。这是中国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赞美词，表示言者愿以弟子自居以及对对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上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这表明，它的所有成员都希望在他们的组织名称中保留“共产主义”这四个字，同时也表明，该组织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而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部。

1923年6月，邓小平当选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做政治工作，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是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在此之后，他做工也都是为了支持革命工作。

邓小平在开始职业革命生涯后不久，就赢得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

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给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被冠以“油印博士”的雅号，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办公室设在位于巴黎市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弗鲁瓦街17号周恩来租住的一家廉价旅馆的房间内。这个房间仅有五平方米，床和其他家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邓小平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工作。由于这个房间最多时只能同时容纳三个人，因此由四五个人组成的共青团执委会如果要开会或举行其他聚会，只能到附近的餐馆里。每当在这些餐馆里开会或聚会时，周恩来和其他与会者通常只点一盘蔬菜和几片面包，有时只买面包和热水。邓小平在巴黎时，有段时间仅靠喝牛奶和吃羊角面包果腹。久而久之，他习惯并喜欢上了这种羊角面包的味道。1974年，当他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经巴黎时，特意购买了1975年，邓小平出访法国期间，在他留学时的住处前留影。

一整箱这种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