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攻势。它主要有两个企图：打通贯穿中国南北和西南的重要铁路交通线，以减轻日军对海上交通的依赖。美国这时对日军海上交通的攻击已经越来越频繁；占领西南的机场，因为美国飞虎队飞机对该机场的利用越来越多。4月，日军的攻势从河南开始，夏秋间又延续到湖南、广西。在美国陈纳德将军第14航空大队的支持下，中国军队在湖南一些地方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其他地方没有抵抗。到了11月，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被肃清了。机场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的军队损失惨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惨遭屠杀。日军这场攻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暴露出，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为降低。同时，它的中央政府也已经变得腐败和内讧不断。这对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构成了很大的打击，尤其是在国内，国民的信心也同样受到巨大的打击。到1944年年底，正如劳埃德·依特曼教授所说，中国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经济产品贫乏，通货膨胀加剧，在日本人面前军队倒霉，政府腐败，政治不满充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期间，共产党集中力量巩固他们在华北和华东的根据地。他们没有发起进攻以减轻蒋介石军队的压力，但也谨防攻势会波及国民党势力已崩溃的地区，例如河南。邓小平的主要任务是在华北根据地打击日军的一些非主要性进攻，在根据地内坚持实施既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特别是减租减息。到1945年春，他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已经发展到近50万人，他成为这一方土地上的头面人物。

在1945年夏天之前，邓小平仅回过延安两次：

一次是1938年9月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另一次是1939年7月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不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叫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是云南着名的实业家、火腿大王浦在廷的女儿。1937年她作为北平的一名学生从北平来到延安。她比邓小平小12岁。现在他们相伴已经54年。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妻子不一样，她从来没有要求在政治舞台上发展。她只是专心待在家里，照顾她的丈夫，养育她在1940年到1952年为邓小平所生的5个子女。

她年轻时身材苗条，有着一张瓜子脸，中年就发福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在邓小平留在太行山的这段时期，毛泽东从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变成了党的领袖。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大”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毛泽东的“思想”，被尊奉为党的指导一切工作的新的准绳。他既获得了一个正式的权位同时又获得了思想上的崇高地位，这是连斯大林也望尘莫及的。

毛泽东的正式崛起只不过是扩大了他的权力和声望。早在1936年年初，他在书记处排在洛甫、博古、周恩来之后时，他的权力就比他们任何人都大。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人会见了埃德加·斯诺。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他不可能走得更远。因此，1937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对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王稼祥曾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支持毛泽东，后来他去了莫斯科治病。王稼祥这次回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称毛为“中国人民的领袖”。

虽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这一年里，毛的日子并不好过。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个政治局委员王明、康生、陈云回到了中国。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主张。通过王明等回国这一年来的所作所为，毛1936年，美国进步作家、记者斯诺访问陕北，写出了第一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书《红星照耀中国》。这是1938年复社在上海出版的该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

泽东发现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在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是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呢，还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王明的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能说会道而且狂妄自负。1931年在上海时，他撰写和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表明了留苏派的完整的政治纲领，并且成为当时控制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参考手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后，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完全有权力以党的名义发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

由于这一原因，在王明回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成为“少数派，有时完全被孤立”。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王明政治上的幼稚。他没有待在延安，在这里他既可以影响其他领导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联系，而是选择了在1938年夏去武汉，卷入和国民党将领以及政客们辩论关于能不能组织民众像西班牙共和国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城市问题。当他回到延安后发觉，他在政治局中已经没有发言的权利。政治局请他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做主旨报告，但是后来又拒绝他讲而由毛泽东替代他做报告。

这样，王明这颗明星很快就黯淡下去了。在随后召开的纠正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中央委员会上，他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党报上发表。但是这一职务后又被周恩来以适当理由所取代。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重新入选中央委员会，但其地位已经很低了。

60年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公开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逃往苏联，饱受背井离乡之苦，70年代在莫斯科去世。

毛泽东在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牢固之后，开始着手加强理论地位。在这个领域，此时他在党内的影响仍然很大，这也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毛泽东最重要的一点是分析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阶段和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前社会主义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至1918年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第二个阶段其社会特征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他称第二个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并着手给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下了恰如其分的定义。

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后来制定了进一步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1945年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

在谈到党和社会的问题时，毛泽东协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正如他所写的：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群众路线有两个根源：中国千年的传统和非中国的卢梭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毛泽东在综合这几种观点时强调党的作用，并使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他坚定地把群众观点看作党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义遵循的要素揉进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之中。

毛泽东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他的思想中，这第一、二个问题都有双重表现。例如，主观主义就体现为“教条主义”

和“经验主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运动正式结束时没有人被点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被认定为教条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和20世纪30年代初期留苏派在各根据地进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长的会议常常陷于非常紧张和不愉快之中，被称为“斗争会”。1937年战争爆发后有几个文化人从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们中几乎所有人在最后都承认犯有错误。但有一位作家写了讽刺杂文批评了延安的说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进监狱，几年以后被秘密处死。对于他的死，康生要负责任。康生曾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和毛泽东1939年结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识多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当康生企图把党员在抢救运动中的缺点写进档案时，毛泽东制止了。在25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

中，毛泽东给予了康生很大的权利。

自从1939年回延安后，邓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这时，他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44名委员及33位候补委员中他排在第28位。或许因为他没有亲自参加“七大”，因而无法让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排名，与他1943年以后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他随后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与毛泽东对他才能的评价以及与他的同伴相比，也是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