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是个优等生，成绩很好，连我家灶台上也贴满在下赚来的各种奖状。按理说我应该是爱因斯坦或苏东坡等一流大师的粉丝，可事实正好相反。当时我心中的偶像是一个叫老胡的家伙。老胡并不老，是跟我一般大的小孩，所谓老胡是大家的尊称。老胡一直稳坐全班成绩倒数第一的宝座，平常的作业，都是以我为首的秘书班子完成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形容并不过分。老胡的不凡之处在于叛逆和卓尔不群。在母校夹皮沟完小，所有的江湖派别和古惑仔都对他俯首称臣。他带着我们打群架的英姿，至今难忘。更别说偷村里苞谷、烧烤校长家母鸡等一系列壮举。一次老胡不幸失手，被押上学校小土堆供人观摩，老胡在寒风中鼻涕横流、昂然挺立的气度，成为我童年生活中最震撼人心的记忆。我经常在梦中幻想着能成为老胡那样的英雄豪杰，但迫于母亲的淫威，到底也壮志未酬。只好跟在老胡屁股后边，做做绍兴师爷一般的小角色。

除了老胡，少年时另一位让我景仰的家伙就是齐天大圣。凡我生活学习的地方，总是贴着这位盖世英雄的招贴画。在我看来，齐天大圣是跟老胡一样的英雄豪杰，我行我素、无法无天，实在是最值得经历的美妙人生。跟我志同道合者也有不少。为了表达仰慕之情，我们时常在校园后的小树林里自拍自演《西游记》片段。毋庸置疑，老胡永远是齐天大圣的不二人选，曾经有人想竞争这个角色，但被老胡一顿暴打后只好去演了齐天大圣的把兄弟牛魔王。除过男一号，剩下的角色开放给大家，猪八戒和沙僧的竞争很激烈，妖精自然是大家都不愿干的，但最被唾弃的角色则是唐僧。这个角色总是不幸地降临在我的头上，让我倒霉的原因不过是学习最好，人也长得白净。演出中我受尽***，大家以为像唐僧这样的东西活该如此，就连“妖精们”也对我不屑一顾。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是我童年的噩梦。最严重的时候，听见别人说起唐僧就以为是骂我，恨不得一头撞死。为了改变悲惨命运我机关算尽，包括偷来我爸的香烟向老胡行贿，但效果很差，因为老胡抽了我爸的烟照样让我演唐僧。

时间过得很快，与齐天大圣有关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变得模糊不清。《西游记》成了我小侄女的玩物，唯一不同的是有了各种花花绿绿的版本。大圣的造型也跟我童年时大相径庭，看上去很像当年上海滩的日本浪人。对于老胡的景仰，似乎也了无痕迹。跟所有口口声声故土难离的朋友一样，我也幸灾乐祸地离开了家乡，在西安继而北京谋生活。多年后，我曾经回去过一次，也见过老胡一面。我心目中的盖世英雄已经老了，因为把一个肉贩子（当年我们的学兄）打成植物人，他一直在一家劳改农场里搬运石头。我不是鲁迅先生，老胡也不是闰土，所以也没有什么“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感慨。对他的际遇自然也不甚了了，只是寒暄了几句，留下几包烟，一走了之。有时我会对自己的冷漠表示吃惊，但很多事确实已经变了，比如额头的皱纹，我们的心。自然，在参加老乡会时，为了不至于被视为数典忘祖的异类，也经常装出游子的悲伤和对故土的无限眷恋。那些靠怀念家乡混饭吃的所谓作家，其心里大概也跟我一个德行吧，唯一的优点是把酸不溜秋的谎言讲得连自己也信了。

再一次想起与老胡、齐天大圣有关的事是2004年的秋天，当时有位同学，曾经在《西游记》中扮演牛魔王的家伙来信，说他在陕北富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教书，日子很寂寞，希望我寄一些自己的文章给他解闷。我翻阅了所有的文稿，除给领导写的报告就是商业计划书。我想牛魔王可能对全球化或企业兼并重组没多少兴趣，只好答应另外写一些有趣的东西给他。而在我们心中，最一致的记忆大致就是《西游记》，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走过的日子。于是我抱着玩笑的态度断断续续写了本书的36封信。也就是说，我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开玩笑，希望给我童年的好友牛魔王，一个山村小教师寂寞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牛魔王在来信中说，我所讲的故事固然很可笑，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而是感到更多的不安和压抑。他的话也让我不安，这实在不是我的本意。为此我向他做了深刻的检讨，建议换个题目，比如说《金瓶梅》什么的，也许读西门庆先生和潘金莲女士共同演绎的风流故事，除了下边紧张点，至少让大家感到轻松愉快一些。

我必须检讨为何用尽浑身解数，却把一个原本单纯搞笑的故事写得让牛魔王感到不安和压抑。一方面大致是自己才疏学浅，缺乏搞笑的天分；或者我自己的感觉出了问题，要么不幸如鲁迅先生，皮袍中总是藏着一些经常被忽略的“小”，不时会跳出来干扰我。

我想了很久，这一切大致与我当时住在东厂胡同有关吧。东厂胡同在东皇城根边上，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依然是破旧的四合院，胡同里镶嵌着几家小饭馆和为数不少的洗发屋，屋里有三三两两露着肥硕大腿的小姐，只需10块钱就可以把脑袋让她们揉上半小时。尽管我把脑袋送上去让她们揉过几回，但这不至于让我给牛魔王的信写得那么糟糕。唯一比较靠谱的理由是，与这条胡同相关的故事总触动我的神经，让我感到莫名的悲凉与不安。

2004年是甲申360周年，360年前陕北人李自成攻进了北京，崇祯皇帝跟太监王承恩一起在煤山吊死。曾威伏四海的大明朝事实上寿终正寝，所谓南明只是一场水准很低的闹剧而已。我曾在扬州梅花岭凭吊过史可法先生，坟前有清代诗人张尔荩“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的句子。其实国已经亡了，何必为南明的几个混混拼上故臣的老命。据说李自成是党项皇族的后裔，说不定跟我800年前是一家，但我并没有与有荣焉的感觉，倒是对吊死的崇祯皇帝有着无限同情。60年前，郭沫若先生写过一篇所谓的遵命文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检讨，尽管这篇文章曾轰动一时，但我基本上同意陈寅恪先生的意见，不敢恭维。

360年后，为了表达对这位不幸帝王的同情，我准备写一篇类似的文章。为此我把明代的历史又读了一遍，读后无限感慨。大致是因为我一边读明史一边写这36封信，这些感慨就不自然地流窜到我的笔下了。据说张学良先生被把兄弟蒋介石办了后，在生命的凄风苦雨中曾精心地研读明史。这位有点粗糙的东北帅哥大致想从中寻找一些答案，至于他到底是否找到了他期待的答案我不得而知，但一个年轻时吸毒、胃部分切除的人能够活到100多岁，大致是把很多事情看通透了，也放下了。相信他对人生有很多他人所不能及的感悟，可惜他没有写成文字流传下来。

从我东厂胡同住所的阳台上，可以远远望见紫禁城后的景山，那是崇祯自尽的地方。那段时间，夜深时我总想起这个家伙光着一只脚、乱发覆面挂在树上的样子，这种低质量的死法让人不胜欷虚欠。至于城破前父子间悲情的离别，更让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城破前，崇祯把三个不懂事的儿子叫来，让他们脱掉身上的绫罗绸缎，换上粗布衣裳，对他们叮嘱：今天是太子，城破后你们就是小民一个，各自去逃命吧，不要留恋爸爸，爸爸要为社稷殉葬的。往后一定要小心，碰到做官的人，年龄大的要叫老爷，年轻的要称相公；遇到平民，年长的叫老爹，年轻的称老兄或长兄；见着文人要称先生，见着军人要称长官！离别时，崇祯哭喊：你们何其不幸，生在这帝王之家！

此时此刻，崇祯不过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而已，贵为帝王，竟不能让自己的骨肉苟全性命于乱世！更为悲凉的是，他至死都不明白，自己非亡国之君，却成了亡国之人。即便是用尽吃奶的劲也守不住祖宗留下的家业。其实他大可不必悲愤，只要看看那些口口声声“以天下为己任”、天天准备“死社稷”的文武大臣们像牲口一般被李自成点来数去，就知道这场闹剧早该结束了。能苟延残喘到甲申年，他已经无愧于列祖列宗了。

那段时候我总是想，是谁杀死了这位优秀的君王？是李自成？是皇太极？也许都不是，真正杀死他的是他深处其中的制度与文化，其核心就是政治黑洞效应。尽管这种制度与文化曾经创造过辉煌，但在政治黑洞效应的作用下，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即便他的祖宗朱元璋，虽然采取了激烈的手段，似乎也拿政治黑洞效应没办法。何况朱家的子孙不可能都如朱元璋一般神武，遇到败家子就玩不下去了，比如说万历、嘉靖等等。等到了崇祯手中，已是无可救药的残局而已。

政治黑洞效应造成了绝对的腐败，形成了所谓的“灰性社会”。在灰性社会里，伪善、暴力和荒诞也就在所难免。因为只有伪善才能混下去，只有暴力才能洗牌进行调整，所有的故事总是表现得荒诞不经。也许东厂胡同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地方，它是明代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我住的那栋楼的地基就是东厂让人毛骨悚然的水牢，东厂首长魏忠贤大人也毗邻而居。魏忠贤是河间人，河间最有名的东西，除了驴肉火烧，就是魏忠贤这个活宝。尽管为正人君子们不齿，但魏公公绝非一般角色，且不说魏公公是高大威猛的帅哥，就亲手干掉下边的壮举，也非平常人的手段比拟。至于如魏忠贤一般的阉货何以玩弄天下于股掌之间，我的看法是“成也小***，败也小***”。

在帝国时代，皇帝是一切权力的源点。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帝王们都患有严重的权力恐惧症。尽管表面上所谓“君臣一心”，但帝王很少相信“爱卿”们。皇帝总会信任太监，因为他们有独特的优势，没有下边，以中国的礼教传统，没有下边的人自然不会有非分之想。从来都是权臣取帝王而代之，没有太监做过皇帝。按照托马斯·阿德勒《缺陷器官的研究》的结论，虚荣、暴虐跟自卑相辅相成，没有下边的太监被天下人目为贱民，其自卑可想而知，一旦掌握权力，自然会以极端的方式发泄出来，在魏忠贤飞扬跋扈的背后，藏着一个何其悲凉的灵魂。因为没有下边，如魏公公一般尽管法力无边，权倾天下，终免不了毁灭的命运。因为天下人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没有下边的主子！崇祯上台三个月就诛灭魏公公势力，可不久又重新重用太监，引来正人君子的不满。其实在历史的荒诞后面总是隐藏着让人哭笑不得的真实逻辑，只是人们不明白或不想明白罢了。

干掉魏公公为崇祯皇帝赢得了满堂彩，但因为没有斩草除根，直到今天也为聪明人诟病。我想崇祯没有那么笨，他只是无可奈何罢了。真要斩草除根，怕是大明朝廷只剩下崇祯当光杆司令了。魏公公当权的时候，除过被干掉的几个，天下靠读“圣贤书”发达了的文武官员，没拍过魏公公马屁的，怕是找不出来几个。满世界的生祠，哪个不是圣人之徒的杰作？口口声声要拿文盲魏公公配祀圣人孔子，以《三朝要典》当《春秋》的恬不知耻的东西，哪个不自命道德模范圣子贤孙？孔夫子的教导跟项上的高帽子比，根本就不值一提。洋人读不懂中国的历史（房龙笔下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因为在政治黑洞效应的作用下，那些肩负天下兴亡的社会精英嘴上说的跟底下干的根本就是两回事，而这些人垄断了几千年的话语权。说他们思想僵化其实是抬举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思想，不过是拿仁义道德做政治斗争的工具罢了。即便那些货真价实的道德模范，除了犟得像我家乡的骡子，又有多少经国安邦的本事呢？最后自己抹了脖子、在世人眼中疯疯癫癫的李卓吾先生在评价青天海瑞时说，这种“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能任栋梁”。其实做到海瑞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时常想起崇祯皇帝坐在朝堂上的悲凉与无奈。他是个明白人，但也没有办法，只好看着这帮家伙整天引经据典相互攻击。跟大多数王朝一样，大明朝廷充满着极不和谐的气氛，为了各个官僚集团的利益，斗得你死我活。而面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实际问题，基本上束手无策。纵然有类似张居正这样的干才，往往也为正人君子们不齿。所谓东林党人、复社名士除了以道德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鲜有经纶天下的良策。负天下之望的钱牧斋，虽然文章锦绣，但这跟治国安邦有什么干系，最终当了满清的奴才，其实道德水准也靠不住。袁崇焕作为深负皇恩的朝廷重臣，竟然为“聊慰上意”，信口雌黄五年可收复辽东，视国家安危如儿戏；诛杀毛文龙，让亲者痛仇者快，等于送给敌人皇太极重礼；八旗军直取北京，拥有重兵却不主动截击，像狗一样尾随其后，以至战火燃烧到北京城下，举国震惊。广东骡子的眼光、格局、能力让人实在不敢恭维。可悲的是这种人却被天下人奉为楷模，崇祯却为此背上了黑锅，世道人心存于何地。为正人君子视为佞臣的杨嗣昌、温体仁一流人物，虽然才干卓著，但跟以道德模范标榜的官僚集团周旋已经够他们受的，哪有精力搞军事拼经济。领着一群如此格局的部下，在政治黑洞效应的严重制约下，崇祯不玩死简直就没有天理。

跟袁崇焕一样中了六合彩的，还有闯王李自成。跟前辈黄巢后辈洪秀全对照，李自成的造反没有什么新鲜玩意。不过是混不下去了，利用社会危机，组织流民揭竿而起，攻击官府，并发动广大农民一起造反。所谓农民起义其实也不过农民被他们利用走上不归路而已。后来加入了一些不得志、不甘心、没机会在朝廷里作威作福搞政治斗争的小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策划与鼓动下，生意就越做越大了。这种人其实没有多少建设的意愿和能力，过不了几天自然就寿终正寝。郭先生在他的大作里除了惋惜外，也替他们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如骄傲自满等等，但理论水准始终很让人担心。其实李自成的造反根本就是个闹剧。要经营天下一是需要大量能够管理朝政的干部，这显然不是造反者的强项；二是提不出任何具体治国安邦的策略，小知识分子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用；三是这种造反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根本就缺乏道德的合理性，所谓万民拥戴不过是个低级的谎言而已。尽管皇帝轮流做，但未必轮到他们的头上。

这种无谓的暴力活动除了生灵涂炭，让国家几百年累积的社会财富毁于一旦，并没有产生任何建设性的后果，而是导致社会更加动荡、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异族入侵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可我们为何要付出如此大的历史代价玩这种没有任何效益、损人不利己的游戏呢？有人把晚明的造反活动跟现代的社会革命相类比，其实是很大的谬误。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必须严格区别开来，否则中国的历史书永远是一笔糊涂账。

在给我的童年好友牛魔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老胡、齐天大圣、李自成、崇祯皇帝、张居正、袁崇焕、魏忠贤、唐僧等等这些人物经常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弄得我寝食难安，连夫妻生活的质量也急速下降，引起我老婆的极度不满，一连三个月都给我吃方便面。但我到底理不出什么头绪，真真假假乱作一团，就像我的这篇后记一样胡拉乱扯。记得很多年前，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水平的话，他说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始终活跃着三个东西：儒家、道家、土匪。鲁迅先生也有中国的国魂里总有官魂、匪魂这样的说法。

也许发生在我们历史与生命中的故事，真正的动因就是我们心灵中的这三个相互纠缠的东西，并成为我们顽固的心理习惯与生活方式。很多悲剧或闹剧都是它在作怪。如果真是这样，实在有反省与及时疗治的必要，免得又弄出什么乱子来。

我想所谓儒家、道家、土匪可能是“学而优则仕”“大智若愚”“造反有理”吧，相互交织深深融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换一种说法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混不下去就造反。其实历史上所谓兼济天下有时只是个幌子，以治国平天下之名行祸国殃民之实；所谓独善其身不过是失宠了、斗败了、心里不爽就自欺欺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趴在深山里等着黄驴车；所谓造反有理就是实在玩不下去了，只能通过暴力重新进行洗牌。所以碰到所谓高人名士的时候，大家要留个心眼，免得被耍了。上世纪初，杜威的高徒胡适之先生把“实用主义”进口到中国，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其实胡先生没必要那么得意，因为中国也有自己最原生态的实用主义。洋人崇拜上帝，但我们不会把冷猪肉送给一个非亲非故的家伙。中国人也敬神仙，可对象总是能带给自己实际利益的那些东西。把实用主义放大到政治与文化中去，所演绎的故事表面上荒诞不经，实际则功夫扎实得很。试想没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诱惑，怕是没多少人愿意养浩然之气，连读圣贤书这样的表面工作也免了。

既然话说到这种份上，不妨再请出几个明星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是以“难得糊涂”爆得大名的郑板桥。郑老师年轻时是个青蛙，“又好大言，自负太过”，发誓“不爱乌沙不爱钱”，俨然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高人，可一旦发达了便来个180度，大叫“而今牵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总算是活回真实的自己了！据《新唐书·杜审言传》，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恃才放旷，自比屈原、王羲之一般的高人，可一旦蒙召（还是个篡位的娘们），就“蹈舞谢”，兴奋得手舞足蹈，得意忘形。李白大才子就更绝了，没发达的时候每每扬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可机会来了就马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什么气节情操，都他娘的裹脚布，扔一边去了。那些发达不了的，只好找个凉快的地方，委屈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儒家、道家、土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玩不下就造反，乃至整个的历史文化，不从实用主义着手，永远也是弄不明白的。也许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我逐渐对那些高人和英雄豪杰失去了兴趣，并感到无奈与悲凉。不幸的是，这种无奈与悲凉偷偷地渗进了我讲的故事，给牛魔王带来了不必要的不安与压抑。

按照惯例，类似后记的主要作用是讲讲创作的前因后果，交代自己的心路历程，阐述作品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比如添补了某项空白或影响世道人心等等，而我却离题万里，不知所云。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写的东西有什么价值，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很不高明、讲失败了的玩笑而已。宋代的大学问家欧阳修在《归思录》中说钱思公“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上厕则阅小辞”。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还补充说，有些东西必须要站着读的。至于我写的这个东西，实在没有坐读的必要，至于站着读那更是不配，在当下的中国文坛，真正配得上站着读的，我以为应该是那些品红楼、品曹操、品文化、品孔修斯，或者苦旅出来的大作。也许在您失眠或蹲马桶的时候，不妨翻开这本书读读，聊为一笑。如果因此可以起到催眠、提高性生活质量、润肠通便的效果，那实在是功德无量，给足鄙人面子了。如果不幸如我的好友牛魔王，感到不安和压抑，导致性冷淡或者便秘，我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也只好请各位多多海涵了。

1945年，中国现代漫画的老祖宗之一、漫画大师张光宇创作了《西游漫记》，随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即便在漫画滥觞的当下，那些冒牌的大师未必能跟他老人家相提并论。只可惜我们太健忘了，很少人再提及他的名字和作品。为了向这位已故的漫画大师致敬，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本书采用了《西游漫记》的部分漫画作为插图。至于张、吴两位老先生是否就《西游记》在天堂里吵得面红耳赤，只好等有一天我们也混到天堂里，再看个究竟吧。

在结束这啰啰唆唆的类似后记时，忽然想到已不时髦的鲁迅先生在《忽然想到》一文中讲过几句很不时髦的话，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在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鲁迅的中华民国已经作废，我讲的故事也属于更为遥远的年代，但我还是有一些担心，只好如印度先贤泰戈尔所希望的——旧的夜过尽了吗？那就让它过尽了吧！

也希望我的好友牛魔王在偏僻的山村小学里，能够有平安祥和的人生。年龄不小了，是不是应该找个女人，准备着当孩子他爹。

辛可于北京东厂胡同

2009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