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5)

作者:魏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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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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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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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28字

黄福荫领命后,立即做出部署:先派人破坏了通往县城的公路桥,随后以一个连守备大冶城西公路交叉点上的高地,用两挺重机枪封锁住路口;以一个连守备县城外东北面,一个班占领城南方向的突出部,用两挺轻机枪封锁湖面;另一个连携带一挺重机枪,在城外西北处守备,封锁由东向西的公路;剩下的两个排和两挺重机枪放在县城北;最后一个排做预备队。同时叫通讯排立即布置电话线。


张发奎对这个布置很满意,告诉黄福荫,等总部转移后,这个营归甘丽初(黄埔军校1期,广西容县人)第6军指挥。这时候,甘的军部在大冶城北13公里的一个村子里。


张发奎走后第三天,日军先头部队出现在大冶城南,黄福荫的部队利用地形的侧面和斜面构筑掩体,杀伤了不少敌人。由于日军不能逾越,只好隔湖炮击。坚守到第7天,有日军沿公路由东南向西迂回。黄福荫把敌情告诉甘丽初,后者告诉黄:“第6军在今夜将向后撤,下面的一个旅负责掩护,你营暂归该旅指挥,可与彭姓旅长联络。”


黄福荫给彭打电话,彭只是叫黄营坚守阵地,其他未做任何说明。


黄福荫苦笑,想:这一回,自己这个加强营是别想走了,又得给第6军打掩护。


后来,第6军撤了,那个旅也走了。走前没给黄福荫下命令。这时候,大冶一线只剩下黄福荫的半个营了。


就在这时候,有个部队长找到黄福荫,原来是第6军的一个战车防御炮连,他们在匆忙的撤退中被甩下了,由于步兵武器不足,想跟黄营一起走,换句话说,也就是要黄的部队保护他们。


黄福荫当即答应。


入夜后,部队沿县城西南大道潜行,在路上遇见甘丽初,黄福荫把那个战车防御炮连完好地交给他。黄问第6军后撤时为什么不通知他,甘丽初自知理亏,所以只是一个劲地称赞黄有作战经验,以后当大有作为。


黄福荫虽然不快,但又能怎么办呢?


在大冶县的金牛镇,黄福荫遇见第185师师长方天和他的参谋长石祖黄(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


黄福荫大喜,因为方、石是他的老上级。淞沪会战时,黄在第14师,那时方、石都是第14师团长。方天的这个师,由武汉警备旅扩编而成,士兵家属多在武汉,所以离开武汉时,不少士兵开了小差,找自己的家属去了。等转战到金牛镇,全师已没多少人了。听了黄福荫的诉说和抱怨后,方天说:“你这个营战斗力很强,加入我的部队,作为主力好不好?由我来指挥。”


黄福荫当然愿意。


按方天的命令,黄福荫带人开赴贺胜桥占领高地,阻击日军南下。


但第三天,方天又打来电话,说军委会下令第185师转赴宜昌休整补充,黄营仍归甘丽初指挥。


黄福荫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没办法,只好再次开拔,向已经位于通城附近的甘军报到。


黄福荫率部马不停蹄地跑了三天,再次见到甘丽初,甘说自己的部队已奉命到湖南永安休整补充,至于黄福荫的营去哪儿,他也不知道,随后下了道手令,叫黄福荫直接联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黄福荫拿着甘丽初的手令茫然四顾,他一个小小的营长,去哪找汤恩伯呢?甘丽初告诉他,汤恩伯就在通城。


就这样,黄福荫又率部赶到通城,把情况跟汤恩伯讲了一遍,听后汤也笑了,实实在在地表扬了黄福荫一番,说一定把情况向上面汇报。随后,汤恩伯告诉黄,卢汉第60军正在通城东北方向的金塘与日军作战,要他率部向金塘一线进发,掩护第60军撤退。


黄福荫一听头就大了。


但军令如山,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去。


在向金塘进发的路上,黄福荫遇见撤下来的第60军通信营营长,后者告诉黄福荫,说:“第60军已经撤了,你别再往前去了。日军正往通城攻击,你就一个营的兵力,再往前的话会被日军吃掉。”


黄福荫听完觉得有道理,于是停下来占领阵地,并派人报告汤恩伯:第60军已经撤了,一个营再往前于事无补。


汤恩伯说:即使第60军撤了,你们也要顶上去,不要怕。


黄福荫心里说:“说谁怕了?老子在罗店都打过,有什么可怕的?”


老汤的命令,他黄福荫还是必须执行的。


黄福荫叫人在占领阵地的同时,派一部向前搜索警戒。谁知这时日军已绕道兵临通城,汤恩伯的部队已经跟日军打起来,战况十分激烈。汤派来传令兵,叫黄不要前进了,立即掉头回援通城,在城西南公路两侧占领阵地,掩护汤恩伯部队撤退。


这一回黄福荫笑了。


笑完了,手下问他怎么办,黄福荫大吼:“服从命令,掩护汤司令!”


掩护汤恩伯部队转移后,黄福荫总算接到一个正式的命令:转赴湘西归还第18师建制。老汤还是够意思的,把黄营的情况向战区做了汇报,才有了这道命令。


还是说说此后的黄营长吧。


第18师后来被调离第54军。作为这个军的老人儿,经对换,黄福荫被调到已归第54军建制的第50师,当上了副团长。1943年,黄维出任第54军军长,将此时所辖的第198师的两个团与第14师、50师互换,黄所在的团又转划给第198师。1944年滇西腾冲反攻,黄福荫作为副团长,率部飞攀高黎贡山,从后面攻击日军,立下显赫战功……


东京又改主意了


武汉会战中,日本动用了35万人参战(9个师团、1个混成旅加其他配属部队和补充兵);中国方面则有将近100万人(129个师、1个独立旅及其他配属部队)参战,中国军队战死将近85000人。日军战死人数,按他们的说法在7000人左右(伤将近25000人),实际死亡人数当超过10000人甚至更多。因为只富金山和万家岭两役日军就至少战死6000人。


武汉会战,从规模上来说,参战兵力、作战时间、战线距离都远远超过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成为中日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格斗。会战期间,冈村宁次的第11军一共消耗弹药39400吨,而从1939年到1941年,该军总共使用弹药只有13300吨,是武汉会战使用弹药总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1938年的武汉会战之激烈。


虽然日军在战场上胜利了,但却无法把这种军事胜利转为政治的胜利,他们像个莽汉一样,每次跳上去用手捂,打开双手后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39400吨以上的弹药没有使中国的抗战意志受到挫折,当东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不得不正式放弃速战速决的想法。中日战场上的相持阶段就这样到来了。


这是真正的转折,所以武汉会战是正面战场上战略意义最重要的一次会战。


对武汉会战,薛岳的作战科长赵子立在战斗结束后有个论断:武汉会战,中国军队不在武汉“内围”作困兽斗,而是在“外围”豫南、鄂东、赣北的“广阔天地”与日军大战,是统帅部非常正确的决策。


举一个例子。1937年深秋,日军占领上海后打南京,首尾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从真正下达南京攻略的命令时算起,还不到一个月。上海到南京的距离(何况当时日军早已越过上海)要超过九江到武汉的距离。日军自1938年7月底占领九江到10月底占领武汉,其间足足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然,从上海到南京,对日军来说完全是追击战,中国军队也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疲惫之师。但即使扣除了这一因素,仍可以判定:跟上海、南京战相比,打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在经验上确实提高了。综观武汉会战,从富金山到万家岭,从田家镇到金官桥,从马当要塞到庐山东西牯岭,激战千里绵延,在总体作战判断和指导上并无失误之处。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用血肉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轻易打赢的战争。


赵子立从参谋的视角对武汉会战进行了点评,是非常有见地的,他认为:日军在作战上,北、中、南三路不协调,无论是后方的畑俊六,还是前方的冈村宁次都没更好地控制进攻节奏。用他的话说,中路的波田支队和第6师团快了,北路和南路慢了。中路在10月24日就迫近了武汉外郊,此时北路第13师团、第16师团刚抵达应山,南路日军最快的第9师团和第27师团还在阳新县三溪口、辛店浦以北地区转悠。北路没能遮断汉水的交通,南路没能遮断粤汉路,使中国军队可以安全撤退。


在赵子立看来,假如日军北路到达湖北花园、安陆以及南路到达咸宁、嘉鱼的时间能够先于或同于中路波田支队、第6师团攻入武汉的时间,那么对中国军队的转移来说将非常致命。在兵力配备上,作为最高指挥官的畑俊六实际上也出了问题。中路兵力的使用没问题,无论波田支队还是稻叶的第6师团,都按部就班地向武汉推进。即使第6师团一度受阻田家镇,且在广济曾徘徊,但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问题出现在北路和南路的兵力运用上。畑俊六显然更看重南路的进攻。但在使用兵力上,南路日军的战斗力却要低于北路。


南路虽然有第9师团这样的角色,但第27师团是从中国驻屯旅团改建而来的,是个3联队建制的师团,也就是说人手上要少很多。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的情况前面都说过了,完全属于拖后腿的主儿。作为攻略武汉的最高司令官,如果畑俊六对日军各部队的战力有个正确估计,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比如,把第16师团或第3师团跟第101师团或第106师团对换,也许战果就会不太一样。


南北用兵的颠倒直接影响了推进速度,进而影响了战役的战略收获。当然,对中国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事。


至于北路日军,赵子立认为也有问题,即穿越大别山是错误的。这一点跟冈村宁次的判断一样。穿越大别山,在直线距离上来说确实近,但却非常难走。如果绕一下道,经广水(湖北东北)转进,虽然看上去远,但行动速度未必慢。现实是:当更北面的第3、第10师团到达安陆时,由商城向麻城进攻的第13、第16师团仍在上气不接下气地翻越大别山,离他们的既定目标宋埠、河口镇还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才叫第6师团分兵一部帮助他们占领那两个地方。


当然,这只是事后的看法,日本人也不是神仙,他们在战术上犯点错也没什么奇怪的。


武汉陷落了。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攻占武汉的性质跟攻占南京一样。但东京的军政达人们这一次稍有矜持,在武汉陷落前动员和设计游行时,想好的主题词是叫全体国民“感谢前线的皇军将士”,同时在精神上做好“继续勇往迈进”的准备。也就是说,到了武汉会战后期,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城市陷落的作用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很快不妙的感觉就变成了现实。


武汉陷落后,仍没出现他们预想的场面:中国人打不下去了,前来求和,接受日本的条件。


这样的场面没出现。


东京有深深的挫败感。


虽然居住在狭小国土上的他们喜欢辽阔的土地。当初打武汉,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得到一座城市。


正如前面所说,武汉攻略的初衷是为了尽快迫降中国。在武汉陷落且打下广州后,把海外交通线一封锁,迫降中国在日本人看来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说,日本人是下了赌注的。日本集中军力,就是想年内把一切搞定。


结果仍是事与愿违。


会战结束后,那位亲王指挥的第2军被撤销,司令部全体回国,所属部队转归冈村宁次第11军。


东京的反思从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堀场一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4期,爱知县人),站在办公室一角朝楼下看的那一刻开始。他捏起窗帘,看到这样的情形:“国民狂喜,祝贺行列从宫城前至三宅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日夜不停。”


堀场后来着有《“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在书里,这位少佐以洞察世事的高人语调总结道:“欢呼万岁之声在战争指导当局看来只不过是留下了哀调。”在那批参谋中,堀场是个类似于河边虎四郎的角色,一直显得忧心忡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度在南方军做高级参谋,跟和知鹰二、冈本清福、绫部橘树等人做同事。


上级交给他们战争指导课的任务是,在国民“持旗提灯”的狂欢中,引导人们意识到攻占武汉并不是战争的终点。但最终战争指导课成为了看热闹的人,在这方面没能发挥更多的作用。而外面的市民们哪里知道中日战的玄机所在?绝大多数人还真是都认为:这一下子,战争就结束了!中国垮掉了!


事实呢?


武汉是10月27日完全陷落的。在此一周前,广州实际上就已经被打下来了。


当时中国的外援线有三条,一是西北苏联那边,一是西南缅印那边,再就是南方线,物资经香港运到广州,再从广州运抵内地。


广州一失,等于断了一条。把沿海所有重要城市都拿下,不由得你不降,不由得你不坐在谈判桌那一边。这是日本人的想法。由于登陆船只和兵力不足,东京本计划攻占武汉后再进行广东攻略,但没想到武汉会战打起来没完了,一时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8月底,大本营决意进行武汉会战的同时出兵广东。


由于广东攻略会涉及英国人的利益,所以日本为此专门开了御前会议,除了陆军和海军的要员外,外务省的人也来了。


海军力主同时拿下海南岛,但遭陆军反对。


关于广州攻略,东京是非常审慎的。这种审慎指的是他们似乎预想到了战役的残酷性。按东京的判断:中国越往南,反日情绪越激烈,广东是他们眼里的另一个反日中心。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大本营特意指派在徐州警备的第5师团和在上海集结的第18师团两支强力部队为广东攻略的班底。同时,命令在东北的第104师团随时待命,一旦兵力不足就填进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过于谨慎了。


1938年9月19日,负责广东作战的第21军成立,“二二六兵变”时同情叛军的古庄干郎中将出任司令官,指挥3个师团蚁集大亚湾。10月上旬,第21军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出发到达澎湖。12日,第18师团继在杭州湾登陆后,又在大亚湾登陆。


广东属于第4战区,有14个师的兵力。武汉会战爆发后,蒋介石抽调了7个师援助武汉战场。对于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打广州,是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按他的判断,这时候日军不可能再有兵力在华南大规模登陆。所以在10月初,还在往武汉方向调兵。


古庄干郎面对的中国军主力是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四个师又两个团)。为了策划广州作战,古庄很认真地搞了一个由惠州向广州进行大迂回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自己面临的必定是凄苦之战。实际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从12日凌晨登陆到21日冲进广州,日军只用了9天时间,此时武汉还没陷落。所谓:“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陈策失策。”当时虎门要塞司令是陈策,广州市长吴铁城(仗打起来,跟一个市长有什么关系呢),广州卫戍司令余汉谋。战后日本人称:在其他战场,广东部队非常善战,在他们的“本土”,却似乎“缺乏战意”。广州之战远比想象得糟,重创日军的期待没有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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