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第10师团横渡微山湖后，犹如百足之虫向鲁西南迂回；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则由菏泽南下，向豫东疾进。日军正在形成一个带有双保险的虎口……

5月10日，苏北的日军与郯城南下日军会师新安镇（距徐州100公里），也就是说徐州东面中国军队的侧背已经被捕捉到了。

蒋介石也发现事情不妙了。

面对骤然变化的战局，蒋介石亲自出席军令部的会议，根据对敌情的判断，在5月11日拿出一个应对方案：

立即改变现在徐州战场上与日军的对峙线，把该撤的部队从一线撤下来。同时，孙连仲的部队对鲁南日军采取守势，汤恩伯的部队击破由淮河而来的日军。第1战区迅速组织豫东兵团，急调大将薛岳（时任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打游击）到河南，在接应徐州战场的同时，拦截由鲁西向豫东进犯的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

蒋介石首肯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各路大军之间互相掩护转移的计划。但如果在地图上把兵力位置都标明的话，又会发现这是个反包围计划。

1938年5月12日，蒋介石给刘斐打了个电话，叫他立即赶到机场，跟他一起飞郑州。刘斐到达机场时，林蔚已经在等他了。

自3月接替钱大钧出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以来，林蔚忙得有点四脚朝天，于是理解了钱大钧的诉苦。

侍从室是1936年1月成立的，下边设有两个处，直接对蒋介石负责。第二处的职务由陈布雷（浙江高等学堂，浙江慈溪人）长期担任，负责党政；第一处的职责是军事，主任通常也兼任侍卫长，负责蒋介石的安全。林蔚是浙江黄岩人，后来又在陆军大学深造，这个人没那么多旁逸斜出，属于老黄牛类型的，这一点为蒋介石所喜欢。

在飞机上，蒋介石承认：徐州大军处于危险中。

他对第5战区是否能很好地执行昨天军令部的命令感到担忧。

三个人在飞机上聊了一路，刘斐谈到一点：苏北和淮北之敌加在一起不到万人，尤其是淮北的第13师团用在一线的只有5000多人，李品仙和廖磊的部队打得不好。汤恩伯军团此时能否拦截住这支日军？

蒋介石也在沉思。

对他来说，到郑州有两个目的：一是督促落实5月11日的计划；二是现地查看黄河堤岸的情况。关于后一点的目的，接下来会写到。

5月12日黄昏，蒋介石一行飞抵郑州机场。

在机场，蒋介石对刘斐、林蔚说：“徐州的部队必须马上撤下来。”

蒋介石说自己想到徐州亲自向李宗仁下命令。

刘斐和林蔚自然反对。

蒋介石的意思是，只有自己亲往，才能用最快的时间叫李宗仁执行命令。

刘斐说：“如果一定飞徐州的话，我去就可以了。委员长放心，我定把命令下达到李司令长官那里。”

林蔚说：“我一同去。”

刘斐早年在李宗仁、白崇禧手下，开战之初，还亲飞广西接白崇禧到南京，所以刘斐二赴徐州下命令，蒋介石还是比较放心的。

蒋介石说：“你们去也好，要跟德邻（李宗仁字）说，敌人已经开始大包围了，不赶快撤出来，几十万人都会丢掉，你们还要跟各级将领讲清楚，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我叫他们给你俩准备一辆专列，你们马上就去，一路上也要当心，我叫人通知沿途各站的将领，要他们到火车上向你二人报告敌情。”

军列呼啸而出。

车过归德，已经是5月13日凌晨两点。

俞济时第74军已被调到豫东，归属薛岳指挥。俞赶到归德，在火车站等候刘、林。

刘、林并不下车，俞济时上车报告归德周边的敌情。

此时豫东、鲁西南、皖北、苏北一带局面极端复杂，中日军队开始“混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没有纯粹的“后方”之说了。

俞济时说：“日军离铁路线很近了，不出意外的话，天亮前会切断陇海铁路。那样的话，你们这趟车就是这条铁路上的最后一趟车了。”

不知为什么，这话叫刘斐有些感慨。

战局瞬息万变，一个小时一个样，是如此残酷。

刘斐和林蔚冲入战云密布的徐州，见到李宗仁、白崇禧，说明他们前来的原因，问5月11日的命令接到没有。

李宗仁看着刘斐这位桂系出身的湖南人，有些不耐烦，说：“命令接到了，传下去了。”

刘斐提到4月21日军令部下达的关于抽调机动兵力的问题。

刘斐说：“如果当时早动手，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台儿庄战后，不该把二线的兵力都顶到一线，这样主动制敌的自由就不在手里了。”

李宗仁十分不悦，说：“一线的情况绝不是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就能晓得的，什么叫把二线的部队都顶到一线了？不顶能行吗？不顶我一线的阵地就都保不住了，这个责任谁负？你刘斐吗？委员长不叫轻弃阵地！部队好不容易都拉上去了，能一下子都撤下来？我没有这个本事！”

白崇禧见二人话语不对，急忙打圆场：“军令部的命令战区当然会执行，昨天的命令已经下达到各部队。但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容易顾此失彼，调动一支部队，相邻另一支部队往往会产生动摇。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形成溃退的口子，到时候想掌握部队就不容易了。”

作为二人的老部下，刘斐属于小字辈，语气平和下来，说：“现在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敌人要进行迂回大包抄，四面的部队已经超过20万了。”

林蔚这个时候说：我们野战部队的一半都在徐州，一旦被围歼，在新部队还没训练完的情况下，湖北、湖南两地就难保了，那样的话四川大后方就会洞开。

刘斐说：“所以必须保证徐州战场上部队的转移。只向一线的部队长下命令还不行，应该把他们召集过来，说明利害关系，立即召开部署撤退的专题会。”

徐州合围的厉害李、白又何尝不知？只是战场上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又确如他们所说。就在这时候，副官汇报说，日军便衣队出现在徐州以西黄口车站。那是陇海线上的要冲。随后砀山县大铁桥被日军炸毁的情报送了进来。陇海线至此被切断。

李宗仁也意识到敌情的严重性，但他到底是经过风浪的人，此时显得非常沉着，叫白崇禧下令召集军以上指挥官会议后，对刘斐和林蔚说：“你们二人不必惊慌，对于撤退我自有安排，南京的场面断不会在徐州出现，我李某人不是唐生智。”

接到开会的命令时，汤恩伯正和张自忠在一起，临沂之战打完，后者就被提升为第27军团长了。两个人此刻盘腿坐在邳县西南运河东岸的沙滩上，盯着地图研究作战方案。

警卫班在四周持枪放哨。

从这里可以眺望徐州。此时徐州上空又一轮日机来袭，爆炸声接连不断。对于这样的场面，两个人都习以为常了。

汤恩伯虽然难相处，但大战期间跟张自忠合作得很好。二打临沂时，张自忠得到汤恩伯骑兵团的援助；后来汤恩伯部在郯城遭日军袭击，张自忠前去驰援。再后来，徐州撤退，张自忠搭救了汤恩伯军团落在后面的两个炮兵营，一直派人把这两个营护送到许昌。

远远地，汤恩伯看到他的军长关麟征和警卫员骑马而来。

关麟征的第52军损耗极大，李宗仁已经批准他们脱离战场先行到后方补充休整了。关麟征向汤恩伯和张自忠告辞。

张自忠开了句玩笑，说：“52军战绩非凡，关军长是越打越精神了。”

关麟征说：“其实我最想跟两位兄长坐在这野地里喝上半斤酒啊！”

汤恩伯说：“酒不缺你的，徐州打完了，约上荩忱兄，我们一醉方休。”

张自忠说：“好啊！很久没喝醉了，这酒我可是等着了，今年没机会，那就明年，明年没有那就后年，总之一定要喝的。”

汤恩伯说：“这样一说，那当是打败日本人后再喝了。”

张自忠说：“我等着这顿酒。”

关麟征跟汤恩伯做了简单的汇报后，辞行飞马远去。

日本那边，4月底，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回东京升任陆军教育总监，时任军事参议官的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出任新司令官。5月5日到济南，这位亲王随即把自己的战斗司令部推进到兖州。

此时坂本支队回归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立即把该支队的一个轻型装甲车中队、一个半野战重炮大队和两个步兵中队转给国崎支队。板垣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让东久迩宫感到第2军的兵力上严重不足，在没跟他的上司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向东京大本营求援，后者从关东军第2师团和第7师团里分别抽出一个独立混成旅，加起来整10000人，疾驰徐州战场。

按任务划分，相对于北面的第2军，南线的日军是辅助部队。打到5月13日，在安徽蒙城，后来因此战获得宝鼎勋章的凌云上团长（黄埔军校南宁分校2期，广西桂平人）正搬开阵亡战士的身体，亲自扣动重机枪的扳机，向扑上来的日军扫射。他是桂军廖磊的部下，第173师第1033团团长。

这些日子，廖磊的部队一直在阻击北上的第13师团。

在蒙城布防前，皖北一带大雨连天，黑云密布，正是血战前的光景。凌云上带部队冒大雨刚到蒙城，日军就攻来了。战斗打了三昼夜，最后打到团以下部队长阵亡殆尽。蒙城最后的突围，完全是从日军正面杀出去的，最后全团只剩下了17人。

在日军北、南、西三面合击的5月15日，第5战区军以上部队长会议也在台儿庄外的运河南站紧急进行。

参加者除李宗仁、白崇禧、徐祖贻、刘斐、林蔚外，还有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第22集团军代司令孙震、第20军团长汤恩伯、第27军团长张自忠、第3军团长庞炳勋、第60军军长卢汉、第2军军长李延年、第92军军长李仙洲、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75军军长周岩、第68军军长刘汝明等人。

按计划，大军主力向豫皖边界转移，一部向苏北转移。当时，日军光注意陇海线以西了，对苏北没怎么留神，苏北方向成了中国军队转移的一个安全出口。

李宗仁把任务都分下去，最后对大家说：“徐州的撤退，我们必须交叉掩护，你掩护我，我掩护他，这样才可以突破日军封锁。如果在座的部队长有谁胆敢只顾自己的部队脱身而不依照命令掩护友军，即使日后突出重围，我也定会找他算账。现在军令部的长官都在，我李某人说话是算数的。”

卢汉和正在萧县（位于皖北，是徐州的西大门）的刘汝明的部队，被定为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主力。

在这里需要提一个人，他就是李延年第2军战车防御炮连连长安占海。

散会后，李延年回到驻地，叫来安占海，叫他带着队伍和战炮赶到徐州司令部，安问什么任务，李说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安占海到徐州时已是这一天凌晨两点。

由于日军的炮弹已数次打入徐州城，李宗仁把司令部转移到城西南5公里外一处别墅花园的地下室。但日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随即又打到别墅，李宗仁身边的一个传令兵被炸死。

战区司令部的一名参谋领着安占海来到地下室，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将军接见了他。

那人第一句话是：“是行伍，还是学生出身？”

安占海说：“学生。”

那人马上叫参谋打开地图，叫安占海先看5分钟。

地图上的形势叫安占海倒吸一口冷气：除了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的永城、萧县之间还有一个缺口外，其他地段基本上都已画满太阳旗，徐州正在被合围。

那名将军说：“天亮前你和部队在城西门等候，我派汽车送你们去萧县，上午10点必须抵达该县南门，68军的人在那里接你们。”

安占海随后离开指挥室，问身边的参谋，刚才那个人是谁。对方回答：“白崇禧。”

就这样，安占海带着部队和战炮在当日上午10点前乘车赶到萧县，在那里见到第68军军长刘汝明。

刘汝明叫安占海前进至永城，在北城外占领阵地。这一天午后，7辆日军战车开出永城北门，但很快就被安占海的部队打掉了。

白崇禧用心良苦。

作为最后撤出徐州战场的部队，刘汝明第68军后来出色地完成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跟把一个战车防御炮连放在萧县和永城之间阻击日军有很大的关系。

就在中国将领开会的当天深夜，矶谷廉介第10师团横渡了微山湖，在后方警备的第114师团也被轰到一线。同样在这一天，第5师团增援国崎支队的部队赶到北劳沟，但中国军队已经悄悄撤走了。

5月16日黎明，第10师团主力在微山湖对岸登陆，开始进攻古城沛县，主力遂绕行南下，在5月19日迫近徐州。但矶谷没想到的是，荻洲第13师团比他们更快。

只说5月17日上午，云南战地服务团队长宋云飞跨上军部接她们撤退的军车前，找到还留在前线的汤恩伯部战地服务团的团员贡献之等人。

宋云飞说：“日军已在西边偷渡黄河，陇海线也被截断了，徐州马上被合围啦！”

贡献之说：“那又怎么样？没什么好怕的，李长官的司令部不是还在徐州么？汤军团长也还没走呢，你们女孩子就是沉不住气。”

此时贡献之正和其他团员向当地民众下发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特派专员送来的战地赈灾款。

宋云飞说：“不是啦！我是提醒你们要注意安全！我们60军已经接到西撤的命令，你们最好还是马上赶回徐州，跟着战区司令部一起撤！很多战地记者和慰问人士都到那里集合了！”

宋云飞走前说：“希望以后还能在其他战场看到你们！”

贡献之向她敬了一个军礼，说：“我们这就回徐州，谢谢你！”

宋云飞点了点头，还了一个军礼。

没有更多的话，也没有更浪漫的情节，这只是战场上的一天，一天中的片段。但放在历史的深处，却又是如此闪光。

按李宗仁的安排，由于卢汉的部队到得晚，所以令其断后，接张自忠的防线，挡住日军的正面，以一部守徐州，掩护其他部队转移。

当正式接到命令后，按孙连仲的描述，卢汉在电话里大哭。

卢汉想的大约是：自己的部队已经打了将近一个月，在禹王山就血战了19天，4万多人已经伤亡过半，如果最后走的话，万一被日军围了，60军的家底就都完了。

但军令如山，卢汉没法直接抗令，只好带人开往徐州。

5月18日的徐州孤独而冷寂。长官司令部已空空荡荡，地上是烧毁的军事文件，李宗仁已经带着司令部一行人撤退了，留守人员把中央银行搬不走的22万元小额钞票给了卢汉，说是部队3个月的伙食费，一旦徐州不守，就在周围打游击。

卢汉问：“谁的命令？李长官的，还是孙总司令的？”

对方说：“李长官的。”

卢汉问：“现在孙总司令在哪儿？”

对方说：“在徐州郊外的一个村子。”

在徐州，卢汉看到警备铁路的士兵正在火车站点火，焚烧没来得及运走的物资。这时候，听参谋说，徐州附近的交通要道上已经看不到大部队转移了。同时，告诉卢汉，火车站还停靠着几辆军列，其中一列上都是伤兵，都是不能行走的重伤员，现在火车正准备开出。

卢汉说：“还走得了吗？”

参谋说：“只能听天由命了。据说往南去的津浦线铁路桥已被炸毁，不知道是敌人炸的还是我军炸的，西行陇海线上的黄口火车站也被日军占领了。”

卢汉问：“伤兵有多少人？”

参谋说：“铁路警察告诉我将近3000人。”

卢汉长叹一声。

当天深夜，在徐州外的一个村子，卢汉看到孙连仲。连续的作战已经叫老孙的神情有些恍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