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认为东京的陆军中央太不负责了，第106师团组建后没经过什么恢复性训练就直接投入到华中战场。冈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

第106师团后来成为笑柄，跟上面所说的确实有直接关系。

不要小瞧恢复性训练，哪怕进行一周的训练，情况都会不一样。同是特设师团，武汉会战后期组建的第116师团战力就非常好，该师团由京都第1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按说没第106师团的底子强，但却远远超过第106师团，就是因为该师团组建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恢复性训练，预备役士兵们全面温习了当年的战斗技能，随后才开往前线。

之所以没叫第106师团进行恢复性训练，只能说明两点：一点就是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兵力确实出现明显的不足，所以一旦组成新师团，马上就扔到战场。另外一点，就是日本人太自信了，认为不经过训练，也能把中国军队追得满山跑，所谓“一个师团就是一个师团”，认为彼此间不会有太大差别。没想到真打起来后，意思马上不一样了。这也是后来第116师团经过长时间训练后才被放在武汉战场的原因。

无论如何，第106师团的表现开始叫老冈村担心了，他担心这伙人影响自己的进军速度。但现在也不可能把他们踢回日本重新回锅，只能是有什么算什么了。当然，冈村也没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第106师团身上。他早年在中国军阀孙传芳手下做顾问，对华中的地形清楚得很，所以在召开参谋会议时，他跟吉本贞一、宫崎周一、池谷半二郎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冈村发现，在300米以下丘陵作战与在300米以上高山作战，推进速度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这是为什么呢？假如地形高度没过300米，炮兵的作战办法跟在平原上是没区别的，而一旦超过300米，对炮兵来说就不一样了。而日军进攻中又必须依靠重炮，所以一旦炮兵的作用降低了，那么进攻的速度自然也就减了下来。

现在，冈村一面在焦虑，一面在静观。静观第106师团在九江南20多公里处金官桥的表现。

张发奎撤了下来，薛岳顶了上去，对金官桥一线阵地，薛下了死命令：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退，谁退了，谁就按时恢复阵地，恢复不了，就提头来见。

此时薛岳的作战区域是个大致的等腰三角形。顶点是已失陷的九江，底边是修水（鄱阳湖水系，流经修水、武宁等县），其中的北线一侧从九江经金官桥到庐山北麓。关于这条线，刚刚到任的第1兵团作战科长赵子立（黄埔军校6期，河南永城人）有一个判断：如果守不住的话，越往后退，正面就愈大，也就越不易守，所以金官桥必须坚守，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薛岳和他的参谋长吴逸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丰顺人）互相看了看，觉得这个刚由陆军大学毕业的家伙有两下子。

当时薛岳的司令部来了一批陆大的毕业生。此外，还有不少从张发奎那里来的参谋。原来，淞沪会战后，张发奎第8集团军司令部解散，按当时的人事制度，司令部的参谋需要“自谋出路”，自己找“下家”。张发奎还算负责，问薛岳要不要人。当时薛岳还在顾祝同第3战区做前敌总指挥。听闻后，薛岳倒也爽快，说：“好！叫他们来吧！”

说到这儿，不要以为当时的参谋都是满脸沧桑，其实都是3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在屋子里，他们每天面对的除了一张张作战地图外，就是一个个部队的番号；在外面，他们面对的则是老谋深算的五十来岁的日军指挥官。司令部的参谋虽然不在第一线，但由于日军掌握制空权，另外在部队转移时通常也危险多多，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抗战中殉国。这是那个时代年轻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军事人才，赵子立在1935年考入陆军大学深造。武汉会战开始后刚好毕业，直接被分配到薛岳手下当作战科长，这一年整30岁（此后到1944年底，赵一直在中日正面头号战场第9战区工作，长期辅佐薛岳。在作战思路上，两个人既合拍，又有矛盾。至于矛盾一面，则是后话了）。

一般人谁进得了薛岳的法眼？更何况像赵子立这样初出茅庐的。所以在南昌兵团司令部，薛岳给了赵子立一个下马威，丢给他一张地图，叫他说说敌我形势。

赵子立笑了一下，说：“日军进攻武汉，北路当在皖西、豫南，由合肥经大别山攻河南信阳，后南下经河口镇、平汉线上的花园火车站包抄武汉北面和西面。中路用兵于长江南北两岸，这大家都已经看到，其中江北一路当由黄梅进抵田家镇，江南一路则必由九江迫近大冶。在赣北，日军有可能趋兵湘北，切断粤汉铁路，对中国军队进行大迂回。不过，当其感到兵力不足时，则必当由赣北直接转进鄂南，对武汉实行小包围。”

赵子立接着说：“江南一路是日军用兵的重点，鄂南和湘北是中国军队转移的主要区域，只要日军迫近岳阳或咸宁，统帅部就不得不放弃武汉。所以封堵南浔路，以及瑞昌到武宁、星子到德安的公路就显得极为重要。”

薛岳不住点头，他承认自己完全听入了神。

薛岳告诉赵子立，自己在赣北有一个作战思路，就是北守西攻。北守说的是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西攻说的是在瑞武（瑞昌到武宁）路和瑞通（瑞昌到通山）路上死战，牵制日军对武汉的合围。

薛岳补了一句，说：“这只是初步计划，说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并不意味着这一线就没激烈战斗，甚至决定性的大战。至于眼下最紧迫的地方，是你说的金官桥，我已经叫那里的部队死守了。”

金官桥发现敌情是在8月3日。

现在可以说说第106师团的组成了，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的参谋长叫秋山义隆，下辖山地恒第111旅团（已战死的田中圣道第113联队、园田良夫第147联队）、寿木敬一第136旅团（木岛袈裟雄第123联队、已重伤的市川洋造第145联队）。为了给这个师团打气，冈村把第11军直属的迫击炮第1大队配属给了松浦。

拦在金官桥主阵地的中国军队是李觉第70军。欧震第4军在其左翼，从九江退下来的李汉魂第64军在其右翼。

李觉在上海打过。他的部队班底是湘军，会战开始前，在浙江金华休整，后被调往武汉待命。敌情出现后，赶赴湖北麻城、英山一线布防。但很快又因安庆失守而受命去安徽潜山阻击日军。随后江西湖口危急，至此被调到南浔路。这种折腾基本上是当时每支中国军队调动的缩影。

这个军本来有两个师：第128师、第19师，前者由于在鄱阳湖作战不力，已被军委会拿下，番号撤销了，现在就剩下一个第19师了，师长还是由李觉兼着。日军来攻前，李觉说了这样一番话：“兄弟们，军人的荣誉保持在部队的番号上，被撤销番号是军人最大的耻辱，丢人的事我们经历了一次，这一次在金官桥，要么退下来再次被人看笑话，要么你们他妈的就都给我顶住。”

李觉说：“守卫金官桥，上峰下了死命令。所以老子的枪口就在你们后头，薛岳的枪口就在我后头。至于薛岳后面有没有枪口，我不去管。我要说的是，假如你们战死了，我肯定也活不了。但如果我还活着，那就说明兄弟们都在，就是我们重新夺回荣誉的时候。”

话已经说到了这份儿上。所以金官桥一线中国军队的战斗，一反在九江的低靡状态，把原本战力就不济的第106师团打了个鼻青脸肿，半个月内愣是寸步难行，没有任何进展。这在日军战史上是少见的。

冈村除了继续武装第106师团外，一时间也没别的办法，总不能他亲自去指挥吧？所以又把第11军直属的野战重炮第10联队赶了过去，配属给松浦。

8月中旬的一天黎明，大雾弥漫金官桥阵地，松浦用4个中队组成敢死队，对前面的鸡窝岭进行仰攻。李觉指挥部队以白刃相对，中日士兵一千多人在山野间拼起刺刀，这是南浔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刺刀战。

战至午后，守军右翼被撕开一个口子，27名日军冲向纵深，企图盘踞一个窝点作为支撑。

战斗从早晨7点一直打到傍晚4点，主阵地的日军扔下300多具尸体后再次退了回去。冲进纵深的那27名日军也被收拾得剩下了最后9人，藏进一个岩洞里固守不出。李觉亲自指挥部队围剿，想抓几个活的。由于中国士兵有射击死角，所以连续3次突击都没成功。到了转天黎明，日军自知没法冲出，9人在毁枪后集体自杀，有一个士兵自杀不成而负重伤。

在毁枪这一点上，陷入绝境的日军和中国士兵倒是一样。

李觉的士兵冲进去将那名重伤的日军俘获。但这位老兄一言不发，怒目相视，好像中国人都欠他的。一名战士把李觉的命令抛到脑后，上去一刺刀结果了他。

李觉带着副官上得前来，问人呢。

一名连长说：“被我的士兵打死了。”

李觉说：“我不是命令你们抓活的吗？”

连长说：“报告军长，抓了一个重伤员，但这小子太横了，一点服软的意思也没有，有个士兵气不过，就给他刺死了。”

李觉叹了口气。

他叹着一口气，有两重意思，一是为没抓住活的而惋惜，二是有着同样的疑问：这些鬼子怎么自我感觉就那么良好？来到别人的土地上，还显得特别理直气壮，真他妈的见鬼了。

李觉说：“把那个士兵给我叫来！”

连长说：“军长，您……”

其实那名士兵就拎着枪站在不远处，跑过来后，李觉问：“鬼子是你刺死的？”

士兵说：“是。”

李觉说：“奖50块大洋！”

李觉的部队在金官桥、鸡窝岭一线让松浦师团欲进不得，退又难看，理所应当收到蒋介石的嘉奖。到9月4日，因他的部队连续作战多日，士兵极其疲惫，蒋介石给薛岳打电话，叫李汉魂的部队接防。

第106师团受挫金官桥，冈村宁次大失所望。幸好这时候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在九江登陆了。

武汉外围战打到盛夏时，冈村宁次已经有捉襟见肘之感。江北的第6师团按部就班地打着，没叫人操心。沿长江逆流而上的波田支队，在进攻上也没什么问题。但在江南作战的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后面会写到）问题越来越多，这两支部队仿佛无底洞一般吞噬着冈村手里的直属部队。就算冈村把手里攥着的一些炮兵部队配属给他们，其攻击仍不见成色。在这种情况下，他直电畑俊六，请求把战力强劲的第9师团发过来。冈村太需要这样稳定军心的部队了。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七七事变”的中国驻屯旅团也扩编为第27师团，投到了江南战场。师团是谁呢？就是那位认为“控制中原就能迫降中国”的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本间雅晴。你不是有这样的观点吗？那么好，你亲自上阵带着人打武汉。在本间的率领下，这股日军由天津塘沽经海路辗转到南京，随后乘船开至九江，8月30日已经登陆鄱阳湖畔的星子县。

一下子又多了两个师团，冈村宁次有了底气，开始重新考虑各自的任务。

冈村和参谋长吉本贞一、作战课长宫崎周一、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等人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

计划由池谷协助宫崎完成。前者有南京追击战的经验，后者虽没参加过南京攻略，但是当时日本军中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

宫崎曾在陆军大学教了多年战史课，后来写下的《感悟兵术》一书是有关昭和日军战术的解密之作，又着有《宫崎周一中将日记》，和池谷半二郎的《某作战参谋的回想手记》，成为了解日军参谋战术的“教科书”。

在宫崎的计划里，本来作为总预备队的第9师团主力向瑞昌进击，一部协助第106师团在瑞昌至德安的大道上获得前进据点；第101师团攻取星子县后，切断第106师团正面中国军的退路，计划在8月底占领德安；第27师团在星子附近登陆后，也向德安进击，策应第101师团的行动；至于第106师团，以一部捕捉庐山西南之中国军，主力亦向德安方向追击。

宫崎后来成为日本帝国时代最后一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在他的计划中，江南的4个师团互为犄角。

第9师团登陆后，前锋丸山支队（丸山政雄少将率领）即击溃川军王陵基的部队，迅猛推进到岷山一线，攻击了金官桥左翼欧震第4军的阵地，策应第106师团作战。

军情陡然出现变化。

在第4军左侧背暴露的情况下，薛岳急令俞济时第74军驰援岷山。

成名前的第74军，自从南京撤下来后，似乎没进入状态，在万家岭大捷前，一直迷迷糊糊的。

在接薛岳命令前，第74军还有一个插曲：

九江陷落后，张发奎把部队后撤，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给第74军军长俞济时打电话，叫他派手下第58师到黄老门增强李汉魂第64军的防线。此时，师长冯圣法正带着第58师警备德安。接到命令后，部队立即出动。当时南浔铁路已经不通，只能走铁路西侧的一条山路。

但行至马回岭时，出事了。

第58师下面是第172旅和第174旅，前者旅长是在南京战受伤的邱维达，他是由王耀武第51师团长的位子升任第58师旅长的。邱维达的部队，走在最前面的是蔡仁杰（黄埔军校5期，湖南常德人）的团，中间是邱的旅部，另一个团在后面。刚到马回岭，就有日机来袭，蔡仁杰急忙指挥士兵隐蔽。就在这时候，西南方向又枪声大作。

情急下，见日机走后，蔡仁杰带人加快速度，把后边的部队甩开了。

就在邱维达想带人跟上去的时候，发现第174旅跑了过来，从他们面前斜穿而过，等于把邱维达旅部和身后的另一个团挡上了。等第174旅过得差不多后，邱维达想带人继续前行时，意外发现左前方山沟里出现一面刺眼的太阳旗。

是日军的一支骑兵部队。

作战经验丰富的邱维达立即叫旅部特务排占领前方阵地。邱维达下面的另一个团此时还在后面。正在这时，第174旅最后一个营从邱维达面前斜穿。邱一把抓住营长黄剑峰，叫他立即停止追赶大部队，马上投入眼下的战斗。但黄不肯，认为邱不是他的旅长，说他必须赶上自己的大部队，否则会被军法从事的。

见此情景，邱维达想揍黄。

还好旅部作战参谋叶方华跟黄剑峰比较熟，劝说他投入战斗，这样黄营才止步，最后打跑了日骑。与此同时，蔡仁杰那个团，由于第174旅斜插前进，导致自己脱离旅部，在前面遭到另一股日军攻击，伤亡不小。

第58师本来是驰援第64军的，没想到在半道上就出了意外，所以吴奇伟又下令，叫他们回转德安整理补充。

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师长的冯圣法感到很没面子，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邱维达身上，认为邱出发前没跟第174旅协商好，导致两个部队在行进道路上陷入混乱，以致出现交叉“撞车”的情况，而邱随后又没能掌握部队，导致局面混乱。此外，还有一条，那就是指责邱维达拦截别人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