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牯岭，饭塚面对第66军华振中第160师，连续进攻均不得手。一时间，两军对峙起来。这时候，包括小俣在内的随军记者庐山采访团来到前线，有文字记者，有摄影记者，还有拍战场纪录片的。

因前进受阻，饭塚心思没在采访与拍摄上，但对于东京来的记者，他又没办法拒绝。这天午后，在答应两个摄影记者拍战地写真后，他们来到联队队部外秀峰寺西面的一个山坡上。天气特别炎热，饭塚脱掉军服，只穿了个白衬衣（日军从将领到士兵，衬衣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只有少部分是土黄色的）。

饭塚的副官提醒，白色衬衣目标太明显了，意思是叫饭塚最好穿上军装，但饭塚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他戴着钢盔呢。记者先拍了一组饭塚拿着望远镜了望的照片，最后又拍了一组拄着军刀的，最后拍了一组挥舞军刀的。

记者虽然知道前线危险，但显然低估了其危险程度，也低估了中国士兵的本事。对于饭塚来说，同样是这个问题。一句话，大意了。但如果他命好的话，那也没关系。但饭塚最近脸色发青，印堂发暗，不久前所骑战马还被子弹击中。

就在饭塚摆着挥刀姿势时，一支步枪已经瞄准了他。

饭塚所在山坡对面500米开外，是华振中第160师的步哨。两名监视敌情的哨兵发现了对面山坡上奇异的一幕。开始两人吓了一跳，以为日军又开始进攻了。但再一看，那个鬼子又把挥起的军刀放下了，然后扭过头跟身边的人说着什么。

其中一名哨兵瞄了好几次了，虽然他无法断定饭塚的军衔，但由于看到他一会儿举起军刀，一会拿起望远镜，就知道至少是个中队长。稳了一下心神，他扣动了扳机。

这是极为精准的一枪。子弹从饭塚前胸射进，打穿了他的心脏。饭塚没挣扎一下就滚落山坡，死了个结实。

那名哨兵不知道自己刚灭了一个头狼，所以没事人一般继续监视敌情了。

第101师团的悲剧还没完。就在饭塚国五郎被“枪毙”后不久，一场叫日军陷入悲惨世界的金轮峰争夺战开始了。

金轮峰位于庐山南麓，山势尤为险峻，这里乱石横生，藤树蓬勃，而峰顶平坦，呈圆形。上面有座叫舍利耶的铁塔，最初为石塔，建于三国时期，到明朝重铸为铁塔，屹立在峰顶四百多年。最高海拔虽然只有700多米，但由于四周山峰不高，也就使顶有铁塔的金轮峰显得十分突兀。

庐山战打响前，第160师师长华振中在金轮峰上布置了阻击部队。

饭塚死后，备受哀荣，给他拍的纪录片也就成了绝版，一度在东京影院放映，成了1938年秋天的热门亡魂。接替他出任第101联队长的，是布施安昌大佐。此人上任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倾联队之力攻占金轮峰，拿下南麓的这个险要据点。

从9月10日打到24日，日军向金轮峰发动了12次攻击，但都被占据有利地形的第160师打下来。仅在此山峰，仰攻的第101师团就伤亡两千多人。由于是险峰争夺战，所以日军把能想到的爬山方法都想到了，第160师的战士们则把能想到的据守的方法也都想到了。

战斗激烈倒不算什么，对日军来说最头疼的，是这种高峰争夺战的艰难困苦，所以打着打着，中日开战以来从未出过的情况出现了：日军的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借口下山取水，偷偷溜到后方的野战医院去“休养”。要命的是，这种情况在各个中队都出现了，而且人数一直在上升。

为此，联队长布施下达了一道命令：没有中队长的允许，任何人不得下山取水。到9月12日晚，日军雪上加霜，几名菜鸟慌乱中操作失误，把自己的榴弹炮给弄爆炸了，当场炸死7人。

一年前，这支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部队从东京出发前，陆军参谋本部的井本熊男特意去看了一下，回来后表示：第101师团军事素养堪忧。后来果然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最惨重，居各师团之首。

东京的士兵类似于大阪的士兵（第4师团），虽然战斗力不怎么样，但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当然，这也不难理解，毕竟是大地方出来的人，所以他们是瞧不上什么仙台兵、金泽兵和熊本兵、广岛兵的；进入他们眼里的，或许只有大阪兵和京都兵，但问题是京都兵很强，这又是东京兵比不了的。

面对第160师的阻击，日本人在庐山陷入晕头转向和悲苦中。

9月12日夜，荻岛静夫军曹上了5次厕所。转天一大早就起不来了，一种半生不死的感觉笼罩了他。实际上很多士兵都陷入这种状态。由于后方补给线不时中断，他们的粮食成了问题，士兵们在战斗间歇需要干农民的活儿：跑到地里去挖红薯。荻岛一口气吃下5个后，才稍有些好转，看来是饿的。

无论日本士兵还是中国士兵，在漫长的前线生活中，疾病都是躲不掉的。此时拿第101师团第101联队来说，一线上的军官非死即伤，另有一半士兵不是死伤就是患了痢疾，躺在战壕里苦苦呻吟。

布施联队长一再下令强攻，但下面的部队长接到命令后，在进攻中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夜里日军只能在山坡上露营，用荻岛静夫的话说，看着庐山皎洁的月亮，在疲倦中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此时荻岛还在大队本部，负责跟后方的辎重兵联络，保持弹药的及时供给。由于新任大队长尾家是个事无巨细的家伙，所以搞得荻岛特别得累，开始“怀念”起前任大队长足立那种“大胆放手”的指挥风格。

这一回，荻岛静夫是真的病了，主要是打不起精神来，食欲开始不振，但也不发烧。后来军医景村告诉他有可能得了肠胃粘膜炎。两个人蹲在草坑儿里，聊了起来。

荻岛：“不会吧。”

景村：“怎么呢？”

荻岛：“虽然没啥食欲，但我还是想吃馅饼和罐头。”

景村：“你别做梦啦荻岛！我断定，至少半个月是吃不到这些的！”

荻岛：“吃到红薯也好啊，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中国的红薯，太好吃了。”

景村：“我觉得你小子神经啦！”

但此时庐山谷底里农民种的红薯，基本上已经被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挖没了。

话说直到9月23日，在援兵的帮助下，日军才完全攻占金轮峰山腰。在日军欢祝时，第3大队的牧野少尉和十几名士兵意外地从山上滑了下去……

转天，第3大队向峰顶发起攻击，但被打了下来。25日，第2大队再攻，仍没成功。为了加强火力，日军在当天把野战重炮运到半山腰。但糟糕的是，由于士兵技术不精，所发射的数十枚炮弹竟没一枚打到峰顶。

这个消息叫布施大佐极为恼怒，他觉得确实丢人了。

随后日军又调来高射炮。用冈村宁次后来的说法，用打飞机的高射炮攻峰顶，这样的战例是绝无仅有的。但问题是仍没得手啊。

9月27日，第3大队再攻金轮峰，仍不得手。此战中大队长川上重伤。当天夜里，不等日军喘息，山顶上第160师拿出一个营对半山腰的日军第3大队逆袭，在很多有关正面战场的记叙中，这场逆袭被遗漏掉了。其实这是场非常漂亮的夜战，日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第3大队的机关枪中队一个没活，另外两个步兵中队也几乎被一锅端。这一战，有接近400人被华振中的部队击杀。

从8月29日到9月29日，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日军战事进展迟微。

金轮峰上的阻击只是庐山阻击战的一个缩影。在金轮峰上，第160师一次次把日军打退，到后来，第101联队长布施安昌还差点被打死。华振中指挥部队是很聪明的，在山峰上设置炮位，不时轰击一线后方的日军部队，也就是遮蔽式攻击。由于弹药充足，所以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目标，最大的战绩是一炮把第101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击伤。伊东被拉回九江治疗，旅团长佐藤正三郎火速代其指挥庐山的部队。

在万家岭，薛岳集合10万大军围歼第106师团，而在金轮峰一线的中国守军只有华振中一个师。用荻岛静夫的话来说，金轮峰之战比一年前在上海强渡吴淞河之战更激烈。在上海，在南京，尤其是南京突围中，这支广东部队就表现突出，此时在庐山战力又如此之强，实在令人惊喜。

当然，也不应忘记庐山上的保安部队。

如果说庐山战前期是第160师在消磨日军，那么到了后期则是上山的保安团跟日军周旋了。而且，在华振中的部队跟日军打得最激烈时，杨遇春派一个加强的机枪连，以超过30挺机枪的火力去支援在东牯岭作战的第160师。

10月间，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蒋经国上山慰问守军。

蒋经国是抗战爆发前回国的，此前在苏联学习和生活了12年之久。抗战爆发后，蒋经国任江西赣县县长，后转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此时，冒险穿越日军封锁线，上山激励孤军。

蒋经国在庐山住了一周。下山前一天，他召集营以上军官在五老峰上升起国旗。

1938年10月4日，由于第66军被抽调到万家岭参加围攻松浦师团的战斗，所以完成补充的第101师团趁机猛攻隘口街。这里既是星子通往德安的隘口，也是上庐山的主要通道。在承受了日军6000多发炮弹后，隘口街在9日终于失守，庐山至此成为孤岛。

10月7日，佐藤正三郎下令师团发起对庐山的全面进攻，一时间山谷中枪声大作。担负攻打金轮峰的是荻岛静夫所在的第101联队第2大队。

秋天的庐山，林木飒飒，天空高远，用荻岛的话来说，如果没有炮弹袭来，就可以在这里野游了。他的内心似乎充满遗憾。但凭什么没有炮弹袭来？富士山也同样美丽吧？如果中国的士兵出现在那里，会不会有日本的炮弹袭来？很多时候，不是日本士兵不反省事情的因果，而是这个民族奇异的心理结构和认知逻辑使他们认为：眼下的一切都本应就是这样。这种无法理解的头脑是他们的致命伤，也是他们以后悲剧性命运的真正由来。

正规军撤离庐山后，保安团漫长的坚守开始了。

保安团上山时是盛夏时节，大家都穿着单衣，转眼到了深秋，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庐山上异常寒冷。开始的时候，弹药虽然充足，但日子久了当然挡不住。10月21日，杨遇春通电全国：“山中气候酷冷，各方经济断绝，衣食缺乏，各部官兵皆赤足单衣，忍饥挨饿，在狂风暴雨中，昼夜与敌周旋。”

直到武汉会战结束，甚至到1938年都结束时，日军还是没能拿下庐山。

蒋介石关注着庐山，他叫陈诚想方设法派人穿越日军封锁往山上运粮食和弹药。

直到1939年春天，南昌陷落后，日军第101师团再攻庐山。因任务已经完成，杨遇春接到第9战区作战科长赵子立的电报，叫他们突围下山，向岷山方向转进。

4月17日，邓子超第3团成功突围。转天日军攻占牯岭。胡家位那边，打到18日夜，正要被日军合围时，突降大暴雨，进而引发山洪，水深没过膝盖，日军一时被阻拦，而第11团趁雨夜突围，天亮时撤下庐山。按胡家位回忆，大雨过后，漫山的杜鹃花盛开，战士们掐杜鹃花充饥，穿过南浔铁路，也抵达岷山安全地带。

从1938年夏到1939年春，守军卫戍庐山将近8个月，这本身已是奇迹。正如赵子立分析的那样：没有庐山的坚守，就不可能有金官桥、东西牯岭、隘口街的长久防御，就不可能有第106师团迂回到万家岭被歼这件回事。

危情时刻

田家镇被攻占后，武汉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吸取南京战的教训，在战事趋向高潮的9月中旬，陈诚找到代替他出任武汉卫戍司令的罗卓英，设立了渡河指挥部。由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出人，负责运送部队渡江，在江边设立了4座专用码头，每个码头每天至少保证10艘轮船在岗。由于武汉会战在外围进行，留在武汉的部队有限，最后这4个码头南北转运的军队也不过一万来人。

此时，武汉市面上并没有太紧张的气氛。早在1938年春，武汉市民和机关向大后方的疏散就开始了。8月中旬，蒋介石又再次下令疏散，所以此时城内除军事人员外，滞留的市民虽然还有，但数量已经有限了，加上没有死守武汉的意思，所以市面上并没有窒息感。正如黄鄂要塞司令部总台副瀛云萍所言：“武汉撤退不像南京那样乱，损失也不像南京那样大，重要的物资早已撤走，是一次有准备的撤退。”

因为蒋介石有一个机关和市民撤出武汉的命令，所以在8月中旬冈村宁次拿到这个情报后进行的“敌情分析”认为蒋介石要死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至关重要的武汉”。实际上，打到这个程度，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层层消耗日军而非决战武汉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但冈村出乎意料地误判了这一点。

南京的畑俊六和东京的参谋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他们又会碰到南京那样的战斗。不过，冈村到底还是聪明人，到9月初已发现情况不对，他重新审视江南江北战局，认为“武汉驻军寥寥，而蒋介石似乎无意再调军队入围武汉城市”。

田家镇陷落后，1938年10月11日，波田支队已打到华容镇（鄂城），海军已过团风（黄冈）。

进入10月下旬，武汉三镇的陷落已不会超过一周了。

10月23日晚，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宣布江防工程部征调的2800多吨钢铁材料，经水路转移到汉水上游的宜昌做城防之用，搬不走的沉于长江，以免被日军利用。关于长江上游的船只与开往湘江的船只，一律规定最迟在10月26日开出，之后的报运机关和请运人员将被一概谢绝。

这个司令部是在南京下关成立的，专门负责水路运输任务，最初司令是庄达少将，后由交通部长、军委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兼任，庄改为副职。南京陷落前，司令部抢运出大量物资。武汉由于处于水路枢纽位置，会战开始后，这个部门的工作也就更加繁忙，主要是往上游宜昌和重庆转移物资和人员。但船舶运输司令部的船只有限，于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民生公司卢作孚的船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司令部会议的这个布置，使参加会议的人员意识到：10月26日是撤离武汉的最后一天！

开完会，司令部秘书陈良屏来到大街上。人已经很少了，只有军车不时呼啸而过。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既负责军需品转移，也负责市民和商业机构转移，只要提出申请都一一满足。当然，也有不愿意走的，只好听任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4月的台儿庄大捷后，很多原本离开武汉的市民认为局势已经好转，日本人不会攻打武汉，所以不少人又重返三镇。再有就是，苏联志愿飞行队在武汉空战中曾一次性击落27架日机，导致后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武汉没再遭受日机轰炸，一些观望的市民于是打消了迁走的念头。本来呢，从上游宜昌下来的船，把装载的粮秣和工程材料放下后，任务是接上市民再开走。但春夏之交，由于很多市民不愿离开武汉，导致返航的船只往往是空的，所以才有8月蒋介石的再次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