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广大道

1938年7月31日夜，长江上空月明星稀。

日本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旗舰“安宅”号上非常热闹，云集了除第2军外日军所有打武汉的部队代表：华中派遣军的代表、第11军的代表、第3舰队的代表、第11战队的代表、第3飞行团的代表、海军陆战队的代表、波田支队的代表、第6师团的代表、第101师团的代表、第9师团的代表、第27师团的代表、第106师团的代表，后者搬了个板凳儿坐在边上，甚至从国内吴港抽调来的海军守备队的代表也来了。

在这个参谋会议上，大小鬼子每人领了自己部队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并且互相签订了保证配合的协议，最后拿出的方案是：第11军攻占黄梅、九江附近后，在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准备以后的攻击；以一部溯长江而上，沿两岸进攻，直取武汉三镇及周边要地。第11战队配合陆军溯江部队，尽快打开长江水路……

日军会议召开当天，第6师团今村、牛岛两支队在安徽宿松县烽火山、凉亭河与桂军第135师苏祖馨（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广西容县人）部终日激战。这支部队来自在安徽明光与敌大战月余、叫李宗仁安心指挥台儿庄之役的韦云淞第31军。在烽火山，守军500多人与敌肉搏中全部殉国；凉亭河大战中，掩护主力转进的一个连战士在搏杀了日军两个中队后，尽皆长眠阵地。连长身受重伤，当日军围过来时，他拉响了身下的一捆手榴弹。

桂军的战力在开战前被看好，因为在印象中他们属于民风强悍一类。但是，现代战争早不是冷兵器时代的纯粹的刀刃相见，所以经淞沪一战，对现代战争还不能适应的桂军，表现不尽如人意。经过一段时间对新战场的适应，桂军终于在明光打出了令人感慨的一战。在滇军有禹王山、川军有滕县的时候，桂军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光荣战斗。加上此次凉亭河大战，八桂子弟最终打出了风采。

江北之战，开始激烈起来。

攻打黄梅、九江，是冈村宁次就任第11军司令官后亲手下达的第一号作战命令。

7月13日，白崇禧秘密抵达广济县政府所在地梅川镇，布置长江北岸重镇黄梅、广济的作战计划。抵达梅川后，白崇禧下榻在当地一家图书馆，但没想到当天就遭日军轰炸。由此可见日军的谍报人员无孔不入。

军委会把黄梅、广济划为固守区。所谓固守区，就是死守区。

固守黄、广的主力是桂军第188和第189师。两师所属第84军是开战后在广西新成立的部队，由民团改编而成，其中第188师军官由军校教职人员担任；第189师的情况好一些，是前线和后方将领凑起来的，两支部队从广东经粤汉铁路北上，后乘船转赴广济布防。

第84军军部成立时，白崇禧特意到广济给桂军训话，完毕后，把两个师的将领叫到跟前。白崇禧对第188师的人事配置非常满意，但对第189师的人事配置表示不满，说副师长只能在后方训练民团，参谋长只适合坐办公室，两人都不能在战场上作战，就这样，该师的参谋长和副师长被打发回广西。

白崇禧在军中处事精细，但这一次却出了纰漏，并不是说第189师配置就是恰当的，而是说问题更严重的是第188师。后来战斗打响，出问题最多的恰恰是第188师。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正是白崇禧换人后，第189师的问题才少了。不过，白崇禧忽略第188师的问题实属不该。这个问题就是，该部队的将官相对于第189师来说，从师长、到副师长，再到参谋长，以及团以下军官，没一个有实战经验，以至于打起仗来，军校教官出身的师长刘任，在带部队接刘汝明防线后，一直不敢到前线。最后撤退时，慌乱中，还把130万发子弹留给了日军。

按计划，第189师守黄梅，第188师守广济。

按最初的布阵，第4兵团司令李品仙把第189师放在了广济县城。但黄梅城四面都是开阔地，日军一旦把县城包围，守军只有被围歼的份儿，幸好开战前变阵，叫第189师转进到县城北3公里处的大洋庙山口，以黄梅、广济大道各要点为前进阵地。

这个临阵变化非常必要。

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中日战，很多中国指挥官没能突破固有的守卫城池的观念（日本人也喜欢攻城战），尤其在抗战前期，这种观念更为顽固，不少人认为：作战之胜败，首先看城池是否陷落。虽然武汉会战已显示出中国军人观念的更新，但具体到外围各城之战，把军队主力云集城中的事仍时有发生。

随后第188师也转进到大河铺附近，左面跟第189师衔接，沿黄梅、广济大道左侧高地占领阵地。但第188师只做了一字排开，后面并无纵深阵地。而第189师师长凌压西（行伍出身，广西容县人）熟知军务，本来想布置纵深，但无奈正面阵地过于宽广，如果布置纵深的话，正面肯定出现大缝隙。两难中，最终还是按主阵地和前进阵地的传统样式排了兵。由于两个师是新成立的，里面没有工兵，步兵虽然带了些工具，修建战斗工事时还是比较麻烦。但日军等不了这些，攻占宿松后，第6师团即沿黄广大道席卷而来。

往近了说，黄梅是汤用彤和废名的故乡；远了说，是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修行之地，是六祖慧能的学禅之所。

一片神奇的土地。

但对日军来说，它只是要踏过的万千土地中的一片。

黄梅县城没放太多兵力，8月3日入夜后为日军所占，转而进攻在大洋庙布防的第189师。

进入1938年后，日军在阵地进攻前，开始大量使用烟幕弹。很多中国士兵一看到烟雾出现，就开始盲目射击。凌压西作战经验丰富，命令士兵：在日军身影从烟雾***现前，任何人不准开枪。

但这一次，日军跟进的不是步兵，而是骑兵。

日军意图明显，想趁中国士兵在烟幕弹下慌乱之际，先在阵地冲出一个豁口。没想到第一次上战场的第189师士兵临危不乱，在凌压西指挥下，等日军骑兵钻出烟雾时，几十挺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日军顿时人仰马翻。

由于初与日军接战，第189师也有军官“不适应”，比如一名黄姓团长，在日军猛烈的火力下胆寒，率部擅离阵地，跑到后面山沟里藏起来了。凌压西派人把黄捉到师部讯问，黄的说辞令人诧异，说宁可在这里被关押，也不想去一线，说自己打不了仗，想回广西老家去，随即哇哇大哭。

凌压西暴跳如雷。

远远看上去，老凌像个日本军官。因为他留着圆圆的卫生胡。这也不奇怪，在那个年代，很多中国高级将领都留这种胡子，跟日本人没什么区别。只是中日开战后，这种胡子就很少看到了，但凌压西还照样留着，他的道理很简单：这种胡型又不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人不也是学欧洲人吗，日本军官可以留，中国军官为什么不可以？

入夜后，日军强袭第189师左翼阵地前的高地。夜袭对日军来说比较少见，看来他们觉得自己遇到麻烦了。

这个高地对凌压西来说十分重要，一旦被占领，日军可沿山脊直插守军后防线，向右可以俯射大洋庙山口的战壕。日军来袭，凌压西身先士卒，带部队进行反击，短兵相接。由于天黑，敌我难以辨认，所以凌压西的士兵在搏击中不时地喊“杀”，使战友辨清哪个是中国兵，哪个是日本兵。

鬼子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当时日军士兵平均身高不到一米六五，但通常有蛮力。桂军身材也不高，同样有蛮力。所以肉搏时中日士兵互相都占不到对方的便宜，残酷性可想而知。一夜之间，第189师守卫的高地两失两得。天亮前，日军终于退了。太阳升起，桂军士兵看着漫山尸体，第一次如此之近地看到日本人的模样，一个个都很敦实，皮肤黑红，像山里的农民，并无出奇之处。

虽然早早拿下黄梅县城，但六天六夜过去了，日军仍无法突破第189师阵地。还是那句话，柿子拣着软的捏，于是日军引军往右，去攻第188师在大河铺的阵地。

还没等日军进攻，第188师先来了。出乎日本人意料。

主动出击很好，在精神上自然可嘉，但第188师的出击问题比较多。最后的事实也证明，第188师远没有第189师能打。其实兵员都一样，区别只在于指挥官。所以那句老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是有道理的。

第188师怎么个不能打？

只说师长刘任。开战后，他怯于到前线，而把指挥重任交给副师长刘建常。后者虽有勇气，但也没作战经验，以前在军校做战术教官，到前线后在敌情不明、谍报人员未归且没跟友军凌压西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贸然下令进攻。

这个师有个炮兵团，但进攻时，却没给这个团下达任何作战任务。

进攻日军的两个团，在没打下阵地的情况下，被侧翼日军炮火拦截，前进不行，后退不得，最终几乎全部阵亡。再战时，刘建常带部队占领连绵的四座石山，但却把指挥所置于一座石山的山脚下，既不能展望敌情，又不能窥视前线。布置兵力时，派重兵在山巅，而两山相连的“马鞍部”没怎么放人。

这一问题被一名团长发现，认为山上都是乱石，不能构筑战壕，士兵拥挤其上，容易成为日机的目标。但团长的建议没引起刘副师长的一点重视。

在这种情势下，两天后，第188师防线被日军中路突破。

此时第189师再扼守大洋庙意义不大，凌压西奉命后退至浠水，走前将擅自溃逃的黄姓团长就地枪决。他终于可以不再面对日本人了。

看完战斗详报后，白崇禧愣了一会儿，随即下令把第188师的士兵补充到第189师，凌压西受到赞赏和嘉奖。

黄梅陷落是在8月3日夜，到9月6日广济县政府所在地梅川镇被日军占领，其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两地之间其实只有30公里。第6师团之所以在攻下黄梅后停滞了一个多月，除了中国军队阻击顽强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稻叶四郎采取了“尺蠖战法”。

什么是“尺蠖战法”？

尺蠖当然是一种虫子了，特点是行动起来一屈一躬，也就是有张有弛，具体来说，就是激战一周后，休息10天，以此循环往复，按部就班地向武汉推进。这个战法得到了冈村宁次的激赏。但第6师团停滞于黄广大道的时间仍然长了，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第6师团兵力明显不足了。

这时候，稻叶四郎几乎需要拿出一半的兵力维护从安庆经潜山到宿松再到黄梅的200公里补给线。日军一贯重视补给工作，但稻叶也不想把如此重兵都放在补给线上，所以电报冈村宁次，希望在九江附近尽快建立一个兵站枢纽。

攻陷黄梅后，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和大小参谋都在等待第11军司令部的贺电和嘉奖。但一等二等也没等到一句话。稻叶的作战主任参谋长秋永力中佐大怒，给第11军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写了封信，两个人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但信里的质问十分不客气：“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

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打仗这事多难啊，虽然咱日本军够强，但毕竟中国军也不是纸糊的，我们第6师团死那么多人，才占领了黄梅一带，完成了你们下达的任务。最后呢，可倒好，看都不看一眼。欠你们的？你们到底嘛意思啊？叫冈村的，叫吉本的，叫宫崎的，还有那个叫池谷半二郎的！”

秋永力后来转任第13师团做参谋长，战争结束前，又回到第6师团做了最后一任师团长，是个有谋善战的家伙。也难怪他发脾气，就跟组织个演唱会一样，小明星都照顾到了，但偏偏忘记了最大牌。当小明星吃大餐的时候，最大牌却蹲在门口吃着盒饭。秋永力觉得，他们第6师团原本是应该吃大餐的啊！

按宫崎的描述，接到秋永力的信后，他感觉“好像当头挨了一棒”。

宫崎立即责问负责报务的军官。因为黄梅陷落当天，他拟定的贺电就交给报务人员了。报务军官解释：因为占领九江后报务激增，很多都是急活儿，所以到现在给第6师团的贺电还压在他们手里，没发出去呢。

田家镇（上）

攻下广济县城，田家镇便出现在眼前了。

在中国军事史上，这是个频繁出现的名字。1854年，西征的太平军与曾国藩的湘军在田家镇大战。作为武汉最重要的门户，地势险要的田家镇要塞，坐落在鄂东广济县，长江在这里陡然转窄，似乎伸手就能摸到江南岸的半壁山。半壁山孤拔突险，有富水在此流入长江，入口处即富池口。

早在1938年3月21日，蒋介石就告诉徐永昌，一旦武汉会战开打，马当、湖口、九江、田家镇防务特别重要，工事与炮位以及部队防务，应由军令部特别督促布置。会战开始后，蒋又增派李延年第2军所属第9师，以及施中诚（行伍出身，安徽桐城人）第57师防守田家镇，原要塞部队也归李统一指挥。

开战初期，不算还没成名的第74军（王耀武），也不算第71军（宋希濂）这样的德式部队，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在20之内的军，最精锐的无疑是第1军（胡宗南）、第2军（李延年）、第4军（欧震）、第5军（杜聿明）、第10军（李玉堂）、第13军（汤恩伯）、第18军（黄维）。

说到李延年，必定还会联想到李玉堂、李仙洲。当然，最后联想到的是王耀武，所谓“三李不如一王”。这四个山东人的关系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李延年跟王耀武同岁，都生在1904年，但李是黄埔1期，王是黄埔3期，其他“二李”也都是黄埔1期。在这里，不拿“三李”和“一王”对比，而是比较一下“三李”。

“三李”中，论年纪，李仙洲最大（1894年生），李玉堂居中（1899年生），最小的虽然是李延年，但却一直是“三李”中的领跑者。

抗战爆发时，李延年就已经是第2军军长了（抗战后半段，这个军军长是王凌云，副军长为钟松，皆一时名将）。这一年李延年只有33岁。此时李玉堂和李仙洲还在做师长。

第2军主力即第9师的前身是黄埔军校教导团。该军最初的军长是蒋鼎文，同时也兼着第9师师长，副军长则是陈诚。随后，李延年接替蒋鼎文出任师长。没多久，隶属第1军的李玉堂第3师（李玉堂、李仙洲曾同在第3师做旅长，李玉堂先提拔为第3师师长，而李仙洲则在其手下继续做旅长）划归第2军。这样，李延年、李玉堂作为师长，同成为第2军灵魂。当然，“二李”也免不了是竞争的关系。

竞争中，李延年胜出，接任第2军军长，李玉堂则在其手下继续做师长。李延年提升军长是1937年8月的事，其他“二李”提升军长则已是1938年了（李仙洲这一年2月出任第92军军长，李玉堂则在8月才出任第8军军长）。但此时李延年又升为第11军团长，仍继续压“二李”一头。直到抗战后期，“三李”才持平，都为集团军总司令，但仍是李延年领跑（1942年6月出任），李仙洲居中（1943年2月出任），李玉堂殿后（1944年12月出任）。

由此看，李延年必有过人之处。

7月初，李延年率第2军进驻田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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