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说：“孙总司令，你们叫我守徐州，目的是什么？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是守到不能守时再突围去打游击？现在鲁南的部队基本上都已撤离完毕，交通要道上已经看不到大部队的身影。如果是固守徐州，有没有其他部队协助，叫我守多长时间？”

孙连仲说：“这是李长官的意思。”

卢汉说：“我的部队来的时候4万多人，已经伤亡了一半，我的部队必须休整了。”

说到二十多天死伤两万多云南子弟，卢汉一下子又哭了。

在徐州战场，虽然卢汉奉命受孙连仲节制，但卢汉的资格并不比孙浅，所以孙连仲也不能把卢汉怎么样，加上卢汉声泪俱下，而且局势紧急，孙连仲也没了争论下去的欲望，说：“既然如此，我另派部队，你们就先撤吧！”

说这话的时候，徐州西南方向已经听到枪声。那是北上而来的日军第13师团的前锋。

孙连仲闭着眼睛想，这时候能用的，只有刘汝明第68军了。按最初的命令，只是叫刘汝明的部队做掩护，并没要其守徐州。但事已至此，孙连仲下令，叫刘汝明的部队迅速开到徐州，作为总殿后部队。

刘汝明已经不是几个月前被东条英机在张家口打得一败涂地的刘汝明了。他的抗战意志已经非常坚定。

中日开战之初，刘一度犹疑过，当时主政察哈尔，汤恩伯的部队要经过他的防区到南口迎击日军时，他没有太积极地配合，最后汤恩伯辗转在怀涞扎营。当《大公报》着名记者范长江在火线上采访汤时，面对刘的所为，老汤“眼泪往往盈眶欲坠，默对客人出神”。老汤当时是非常克制的，否则按照他的脾气，早就先把刘汝明的部队灭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一家出版公司找人攒了本《抗日战争演义》，卖得非常不错，在当时很是畅销，其中有这样一章：“汤恩伯血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看到后很不高兴，出版公司倒是灵光，立即改了一字，成为“汤恩伯血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

无论如何，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炼，刘汝明愈战愈坚。在晚年时，他居于台湾，写下《七七忆战友》。他的很多老战友，虽抗日之路曲折，但终细流成海，而且其中不少人最后战死沙场。在文章中，他说了这样一句叫人泪眼迷蒙的话：“我们仍然人神有隔，我必一一到你们灵前去祭吊的。”

在徐州会战中，原本归属第2战区的刘部第68军赶赴徐州，出色完成掩护大军转移的任务。在日军占领徐州前一刻，刘汝明带领部队一个漂亮的反身，从日军包围圈里跳了出来，这成为他抗战生涯中最精彩的一次行动。

接着说战地服务团的贡献之等人。他们赶到徐州后，一打听，汤恩伯军团已经撤离了。于是，一行人向前追赶，在5月19日黄昏，到达符离集车站前，赶上了正拖着7门重炮前行的汤军团。汤恩伯告诉他们，由于通信中断，没能联系上他们。

撤退中，汤军团避开跟津浦线平行的公路，直接穿插于涡河、淝河、浍河之间，一路上有惊无险，用贡献之的话说，穿越公路时，可以用手摸到被日军坦克履带碾压过的深深的痕迹。

5月20日夜，汤军团冲过日军封锁线，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但在滕县血战的川军，在撤退中就没那么顺利了。

血战完滕县后，孙震第22集团军又打了一些战斗，最后只剩下不到5000人，于是编成5个团。5月初，有2000多名从四川赶到的新兵被补充到军中，虽然部队弹药非常充足（几个团都补充完弹药后，还剩下20万发子弹带不走，于是就近交给地方抗日武装，但还是剩下10万多发，只好就地埋藏起来），可一时间缺少枪支，2000多名新兵中大多数还没来得及配上枪，就接到大撤退的命令。

孙震把他们分成4个营，分别由人带领突围。一路上遇见得最多的，是日军第13师团北上的骑兵，有的新兵营幸运地躲了过去，有的在老兵的带领下，与日军边战边退，最后也脱险了。而下面这一路，却一点点被日军骑兵圈进了梦魇。

这路新兵由第731团第3营营长罗浚带领。

5月17日，他们一行400多人向亳县转移，走到中途时，见一支日军骑兵卷着沙尘从对面奔来。

罗浚有点慌。

他手里这400多新兵没任何作战经验，手里也没枪。有几个新兵因第一次见到日本人而感到好奇，不知其中利害，说：“营长，打吧！”

怎么打？有枪的，是带队的连长、排长、班长，加上罗浚和副营长唐少斌，一共不到60人。

罗浚叫唐少斌领着新兵往不远处的黄河故道隐蔽，然后他带着五十来人卧倒迎敌。

按罗浚的想法，眼前的日骑只有几十人，他带各级部队长阻击一下，等新兵们转移到黄河故道后，自己再带人想办法脱身。

日军骑兵速度迅疾，不易捕捉目标。但好在罗浚这边有两挺轻机枪。不过，日军骑兵也配有轻机枪，这是日俄战争时“日军骑兵之父”秋山好古建立的传统。当然，日骑不会在马上攻击，而是弃马来战。罗浚也只能边打边退。当退到一片广阔的麦田时，手下各级部队长已战死20多人。

这大约是八年抗战中仅有的一次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同时顶在一线，掩护新兵转移的战斗。

事情开始不妙。

罗浚发现日骑越来越多。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次遭遇的不仅仅是第一波冲过来的几十个日骑，后面紧跟而来的是这支骑兵的部队长，日军第13师团骑兵第17大队大队长小野良三中佐。

已经是午后两点多。天空异常晴朗，虽身在田野，但没一丝风。阳光照耀着5月的麦田，一切仿佛画中的景象。而噼里啪啦的枪声，则让画面不时爆裂开来。

打到3点，罗浚这边子弹已经没有了。日骑发现这一点后，立即回身上马，转瞬间压上来三百多人。

罗浚下令把所有的步枪枪把都打断，不留给日军，两挺机枪埋在麦地里。

犹如古时作战，三百多日本骑兵把没能跑到黄河故道的那些赤手空拳的四川新兵包围起来，围着他们奔驰，每转一圈，包围圈就小一点。然后，日骑挥舞着战刀，以“一”字形纵队，冲入人群，刀落下的地方，四川新兵应声倒下。

很快麦田就被旋转成殷红色。

罗浚下令停止抵抗。

日军叫战俘把双手背在身后，到麦田边的空地上坐下，有两名战俘没听日军的，随即被两枪射杀，人群中发出一片叫声，四川的新兵们一下晓得了战场的血腥和日军的残酷。

带领日骑冲杀的是中队长黑川真吾大尉。他策马巡视。过了一会儿，骑兵大队长小野良三在副官的陪同下从后面飞驰而来。

黑川向小野汇报：俘虏了400名左右的中国战俘。

小野策马来回转了两趟，转身对黑川说了些什么，随后带着日骑主力呼啸而去，现场只留下黑川和28名日骑以及所配备的两挺轻机枪。小野和黑川都参加过南京战。当时，他们所在师团的两角联队以一个中队不到的兵力，在幕府山下俘获了一万多名中国战俘，此事成为当时东京报纸的头条，所以他们相信这个人数已经足够对付400多名中国战俘了。

黑川挥了挥手，叫部下对战俘进行搜身。

十多名日军持枪警戒，另外十多人翻身下马，冲向中国战俘。

在战俘身上洗劫了少许钞票和几块手表外，日军重新上马。黑川用生硬的汉语，嘶哑着嗓子喊：“起——立！”

同时，他做着手势。

喊到第三遍，罗浚才听出是什么意思，于是招呼大家起来。

在日军的押解下，这400多人走上土路，向黄口火车站方向行进。过黄河故道时，黑川下令战俘分三排坐在大堤下。

黑川和手下的两个部队长窃窃私语。

罗浚等人不知道日军在说什么。即使如此，日军动手的企图也已非常明显。罗浚看了看四周的环境，是空旷的地带，没有任何遮蔽物。

罗浚先是举了下手，向警戒的日军示意，然后站起身走过去跟黑川交涉，说：我们已经停止抵抗了，是战俘，你们不能屠杀我们；而且，你们日本军队不是讲求武士道吗？杀害没有武器的战俘不符合这种精神。

至于面前的日军听得懂听不懂，罗浚当然不知道，所以他不停地比划。

黑川看懂了，他并不理睬罗浚。第13师团杀俘的恶习继续着。实际上，小野良三走之前，就已经交代黑川把这批战俘“处理”掉了。

罗浚知道已经无望，于是大喊一声：“兄弟们！鬼子要下手了，拼了！”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的两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打响了。

在空旷的河床上，川军无路可逃。在罗浚的带领下，少数士兵冲过大堤，与日军展开肉搏，更多的士兵已被扫射倒于河床上。河床上都是沙土，子弹打得沙地啾啾作响，一时间沙土升腾。

此时暮色将至，在肉搏下，罗浚带人弄死了几名日军，但他的两个手指也被刀砍断，最终硬是带着十几个新兵冲了出来，其余战友尽皆被射杀。罗浚这十来个人，最后分成多个小组，一路分散潜行，4天后才转移到安全地带，5月底抵达河南潢川，随后到襄阳回归部队。

中国军队的撤退还在进行中。

孙连仲带着集团军司令部，没走主力转移的豫皖边界，而是去了苏北韩德勤（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江苏泗阳人）的防地。

刚到淮阴，何应钦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叫他马上在淮阴修建一个300米长、100米宽的简易机场，说这是蒋介石的意思。孙连仲只好照办。很快建完，上报武汉。当天蒋介石就派专机直飞淮阴，把孙连仲和司令部的人接走了。

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罕见的，对孙连仲这样一个非中央军出身的将领，蒋介石倒的确是够意思。除了有台儿庄血战的直接因素外，还跟孙连仲耿直的处事方式有关，他没那么多事，完全可以像指挥中央军一样指挥他。后来孙成为战区司令，虽然自己运作过，但终归是受蒋介石信任的。

最后说说李宗仁。

战区司令部的撤退是在徐州陷落前一天深夜也就是5月18日晚11点开始的。

除李宗仁、白崇禧、徐祖贻、刘斐、林蔚外，到徐州慰问的各界人士和记者共计千余人也跟随司令部一起转移，突围方向是萧县以南的阜阳。

这是一支要人荟萃的队伍，万一路遇凶险，对中国这边来说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开始是坐火车，本来想南至宿县后进而西转，但没想到刚开出四五十公里，就听到前方有爆炸声。特务营一打探，得知是中国工兵部队正在爆破前方的铁路桥，因为工兵连长以为徐州司令长官部的火车已经在一天前过去了。

按最初的决策，5月18日全线撤退，但由于接替卢汉军守禹王山的黔军第104师一天内就丢了阵地，所以改由17日一线部队总撤退。为稳定军心，司令部的撤退仍定于18日夜。但这个命令没被担负破坏铁路桥任务的工兵部队接到，于是出现眼前一幕。

桥已经炸毁，火车走不了了，李宗仁只好带人步行向前进。行至宿县外，此时县城已失，在附近看到汤恩伯的部队。李宗仁找到汤，后者精神矍铄，问李宗仁：“需要我带人把宿县夺回来吗？”

李宗仁说：“算了吧，没什么意义。”

老汤笑了笑，说：“那跟我的部队一起转移吧，这样还安全些。”

经过这近一年来与日军的对战，汤恩伯在战场上已是从容得可以谈笑风生了。

李宗仁说：“你的部队应迅速西撤，我带人从宿县东面绕行。”

汤恩伯说：“那样有点危险。”

李宗仁说：“你不必担心，我已经命令廖磊的部队在宿县南30里处接应了。”

实际上，李宗仁带人转到宿县东南前20分钟，有一队日军骑兵飞驰而过。这支部队正是前面写到的小野良三率领的第13师团骑兵主力。

为避开日军飞机，李宗仁一行昼伏夜行。即使如此，危险仍如波浪般涌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和大家一样，时不时地趴在麦田里躲避敌机。而很多地方的麦田，经过激烈的战斗，被机枪扫射得只有半尺来高的麦秆了。

有一天，日军侦察机在大家隐蔽的村子转了一圈儿，随即飞走。这显然不是好事。李宗仁叫大家分散隐蔽。果不其然，没多久就飞来一群日机，对村落进行了轰炸，白崇禧和刘斐卧倒在地，俯冲日机里飞行员的帽徽都看得一清二楚。神奇而幸运的是，由于早做了隐蔽，一行人竟没伤亡一个。

绕过宿县，又走了整整一天，他们终于在涡河北岸遇见前来接应的廖磊的部队，随后直抵阜阳。

在阜阳，刘斐、林蔚告别大家，经河南周家口转赴武汉向蒋介石交差。李宗仁、白崇禧则在当地设立指挥所，收容退下来的部队。

而徐州，终于在5月19日陷落。

由城中居民大多已疏散，日军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第一个冲进徐州的，不是华北方面军的第10师团，而是华中派遣军的第13师团。

打到5月初，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发现担任主攻的华北方面军第2军动作缓慢，几乎每支部队都被中国军队拖得像蜗牛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武藤章认为：重任再次落到华中派遣军身上。他建议畑俊六，全速攻入徐州。畑俊六虽然持重，但此时也下了决心，因为他上任后还没有打过大仗。为此，他从在后方警备的藤田进第3师团里抽出6个半步兵大队、两个野炮大队、1个山炮大队，外加1个工兵联队，一起放在奔袭徐州的部队中。

藤田进第3师团、吉住良辅第9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各有作战区域，但他们与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区域，武藤章却没画出来。当跑在最前面的第13师团的师团长荻洲立兵问武藤时，后者回答：能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不要顾忌华北方面军！直到后来华北方面军大为不满，告状到东京，大本营才训斥了畑俊六，并划定了两军的作战区域。

虽然日军攻占了徐州，但这次会战中日本暴露的问题，意外地多于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在徐州会战尾声从容地跳出包围圈，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日军兵力不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次主动和有计划的撤退。有计划就不用说了，至于主动，意思是没溃败情况下的撤退。

此外，由于徐州战场在两片日军之间，也使得日军要想设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操作上有难度。再有就是日军对攻打“大城市”没有“免疫力”，好像南北日军全部目的就是往徐州而去，看谁先攻进去。冈村宁次曾痛批这种恶习，因为在他看来，为了叫自己的部队第一个攻占某城，一线的部队长往往会破坏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在战争后期的桂柳会战中，冈村作为最高指挥官，最为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然，中国军队安然转进，也跟前面说的会战之初日军那边就没有一个清晰的作战目的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没能围歼任何一支中国军队，更别说会战之初他们想捕捉的老汤的军团了。日军终于攻陷了城市徐州，中国的野战部队也如愿以偿地安全转移了。

好像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徐州火车站还有将近3000名没法走的重伤员。

卢汉的担忧最终成为现实，那列火车最终没能顺利地开出。杀戮者不是最先占领徐州的第13师团，而是同样恶性难改的南京屠城部队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按东史郎在日记中描述，当他所在的部队来到徐州火车站，看到一节节车厢里重伤的中国士兵，于是“习惯性”地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往里捅刺刀……

在当时，铁路线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转移这批难以行走的重伤员确实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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