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冢无碑，掩埋着一段血写的历史

当我又一次来到锦田，正是春末夏初的清明时节，漫山遍野开满了黄白的花。那是一种高大的乔木，墨绿色的叶子类似椿树，枝端缀着繁盛的花穗，花朵细小如米兰，黄白相间，密密麻麻，锦田平原和周围的山上长满了这种树，白茫茫一望无际。我问当地人：“这是什么树？”回答是：“唔知呀。”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大约是司空见惯了，并不去追究树木的名称，而在我这个远方来客的眼中和心中，那黄白的花却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意味，尤其是在这清明时节。

我从吉庆围往北，沿着锦田五围六村之间的小路前行两公里许，出了水尾村，进入逢吉乡，便到了鸡公山下。这里是锦田平原的北端，山下一片开阔地，竹林、农舍、菜田，一株古老的榕树，盘根错节，丝丝缕缕的气根从茂密的枝干间垂向大地。穿过浓密的树荫，我寻访的目的地到了。

这是一座硕大的坟墓，占地数十平方米，墓身呈平缓的坡形，以水泥覆顶，正面砌以屏风式石壁，本也是粤地常见的墓葬形式。而不寻常之处在于，这座坟墓并没有记载墓主姓名和事迹的碑刻，正中的墓门部位，上方镌一“万”字图案，下嵌一长方形石碑，刻有“义冢”二字；旁有一联：“早达三摩地，高超六欲天”；两翼横题“西方极乐”四字。这些带有佛教意味的文字，极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坟墓中埋葬的是什么高僧或者笃信如来的善男信女。其实不然，这座坟墓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错觉”是修墓人故意制造的，以隐蔽事实真相，因为，在这一杯黄土下面，掩埋着一段血写的历史……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大英帝国趁机谋求香港“拓界”，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谈判，胁迫清廷于1898年6月9日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广东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这是继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北京条约》之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侵吞中国领土香港的“三部曲”终于宣告完成，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限街”之北又增加了一块“newerriories”——“新租借地”，简称“新界”，土地面积由此扩展了十一倍，水域扩展了四五十倍。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和清廷的软弱无能，激起了新安县人民的强烈义愤，邓、文、廖、彭、侯五大家族联合十万乡民发起抗英保土的武装斗争，并且得到了深圳、东莞、惠州等地民间社团的支持，在1899年4月港英接管“新界”前后，他们与英国军队、警察展开了殊死搏斗，先后两战大埔，再战林村谷、上村石头围，最后据守锦田吉庆围，与强敌血战到底。围破之时，英军大肆“屠城”，无数抗英志士为守尽最后一寸国土献出了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不甘受辱、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中国人民历来富于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但是，与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所不同的是，“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在两国已经正式签订拓界《专条》和《合同》之后进行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祖国，成为大清国的“遗民”，不但得不到清廷和官军的支持，反而还受到宫方告示的威胁和官军弹压的危险，他们的行动在中、英两方面都是“非法”的，而且，以胼手胝足的农夫，落后、原始的武器，去对付拥有先进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大英皇家军队和警察，其结局必败无疑。然而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宁做华夏之鬼，不做英夷之民，其英勇悲壮可谓前无古人！他们捐躯之日，“新界”已经飘扬着米字旗，笼罩在殖民主义血腥恐怖之中，港英当局大肆搜捕抗英领袖，没收他们的财产，查抄抗英指挥部，盘查、传唤、逼供、处罚村民，强迫他们速交“归顺”请愿书，幸存的抗英志士和他们的家属不得不逃亡内地，有家难归。死难者的遗体则由乡亲们埋葬在鸡公山下，血肉之躯和着那血染的黄土，堆成一座硕大的土坟，直到三十五年后，才执骨修建了这座“义冢”，那时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为了避免港英当局的追查和迫害，这座“义冢”没有树立墓碑，而实际上，墓中到底埋葬着多少位抗英烈士，也已经难以确切统计了，他们不屈的英灵默默地长眠地下，隐姓埋名，等待着国土回归、日月重光的那一天，从他们捐躯之日算起，将要等待九十八年，才到租约期满，那一天是1997年6月30日。

我从北京远道而来，拜谒鸡公山下这座无名烈士的义冢，凭吊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灵。义冢无碑，英灵无言，我向他们三鞠躬，默默地，默默地……

我一次一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沿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辨认他们战斗的足迹，查询他们的姓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九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老人眼中只不过昨日之事，而在人间却显得十分遥远了，那一场血肉之躯的激烈搏斗，那一群宁死不屈的中国人，长眠在地下，被埋没得太久了，要清晰地认识他们，已经十分困难了。

在吉庆围西门前方不远，路旁有一座“友邻堂”，经常关闭着大门，不知底细的人很难想像它是做什么用的。此堂原名“英雄祠”，供奉着黑白两色木牌，代表当年英军屠围时死难的邓姓与外姓抗英烈士。“英雄祠”后来修缮一新，却改了名字叫“友邻堂”，其中的衷曲自然也无需解释，在港英统治之下的香港，纪念抗英烈士只能用这种“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我试图从牌位上找到我心中默念着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牺牲的人太多了，而留下姓名的又太少了！

我从锦田来到元朗旧墟，寻找当年抗英总指挥部“太平公局”的遗址，它早已不存在了，我只根据有关线索，找到了位于公局后门的那棵大榕树，据当地人说，它也已经不是原物，当年的老榕树被台风摧毁，现在的这棵是在原址补种的。如今老干龙钟，枝叶葱茏，树冠直径数丈，也颇具规模，睹物思史，聊作纪念吧！

与当年抗英斗争有关的文物，保存最为完好的当属锦田的“清乐邓公祠”、厦村的邓氏宗祠“友恭堂”、屏山的邓氏宗祠，因为这些建筑都是宗族祭祀场所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修葺，至今仍呈现完整的面貌。觐廷书室当年曾是太平公局首领们进行抗英斗争的参谋部，屏山失陷后，又成为英军的指挥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港英“手下留情”而未被摧毁。1993年，包括觐廷书室在内的“屏山文物径”正式开放，古塔聚星楼、上璋围、侯王庙、五桂堂、邓氏宗祠、愈乔二公祠、若虚书室、洪圣宫、述卿书室等修葺一新的古典建筑迤逦一公里，移步换景，令中外游客大开眼界。末代港督彭定康从港岛中环总督府远道驱车赶来，亲自主持了开幕仪式并剪彩，为这一民间活动增添了政治色彩，似乎要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港英政府是如何珍视香港的文物古迹，如何尊重华人传统文化，如何热心公益，与民同乐，然而，表面的热热闹闹却难以掩盖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条文物径的尽头，六百年古塔聚星楼的近旁，有一座硬山式老屋，已经十分破旧了，粉墙斑斑驳驳，门前堆满垃圾杂物，长着齐腰深的荒草，与修葺一新的聚星楼极不协调。它显然不在供人参观的“文物径”之内。出于寻访历史的好奇，我走近了这座已经废弃的三开间老屋，端详着檐下残存的木雕、壁画和花岗岩雕成的门框，门楣上浮雕着“达德公所”四个楷书大字，不知是什么意思。这房子比我脚下的地面要低很多，像是“入土半截”，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房前的地面垫高了，老屋不能随之拔高，仍然屈居于原来的地基，便如同陷进了深坑。我探头往门内看去，不觉又吃了一惊，原来这老屋不但“入土半截”，而且还存着半截水，黑黝黝微波不起，那是一潭死水，仿佛是一座水牢，令人毛骨悚然。

紧靠“达德公所”的右侧，相连又是一座同样风格的老屋，但山墙比它低了尺许，并且幅宽也小得多，仅仅一开间。门框也是以花岗岩雕成，门楣上浮雕着三个大字：“英勇祠”。与“达德公所”一样，它里面也积了半截死水。

这两座老屋使我大惑不解：此“所”是个什么机构？此“祠”又是祭祀何人？又为什么废弃破败如此呢？

屏山七十三岁的邓圣时老人以徐缓低沉的声调，回答了我的疑问，揭开了那尘封的历史……

屏山文物径近旁，当年曾经有一条屏山河。发源于洪水山，自南向北，蜿蜒曲折，流经三围六村，汇入深圳湾，聚星楼前便是入海口，港阔水深，载重木船可以驶进桥头围的拱桥，建筑祠堂、书室的石柱、石梁都是从水路运来。“门环碧水观龙跃，地枕屏山听鹿鸣”，青山古围、小桥流水、渔歌帆影，绘就一派旖旎幽雅的田园风光。屏山河不仅是天然的泄洪河道，两岸村民的生活废水经过池塘的沉淀，澄清后也流入河道。池塘夏季养鱼，冬季塘涸，又可取泥肥田。按照现代环保理论，屏山先民们这一“制天而用之”的良性循环系统倒是十分科学，立村八百年来，即使盛夏豪雨，山洪暴发，也调节自如，从未发生水浸灾害。

屏山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附近一带乡村的中心，从深水埗沿西部海岸到后海湾，再加上腹地八乡一带，共三十九个自然村落组成一个“约”，名为“达德约”，办公地点设在屏山，称为“达德公所”，也就是我所见到的这座老屋。就在1899年港英武装接管“新界”之时，达德约三十九村的乡民联合起来，募集款项，购买枪支弹药，组织青壮男丁，抗击侵略者，遭到港英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许多抗英志士流血牺牲。国恨家仇埋藏在心底，屏山人集资修葺“达德公所”，为抗英义士刻石立碑，一一记下烈士、烈妇的英名；又在近旁建“英勇祠”，配享祭祀，让子子孙孙永远不忘那血写的历史。

“达德公所”和“英勇祠”刺痛了港英政府的神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港府将毗邻屏山的天水围辟为新市镇，乘此机会，借口“市政建设需要”，下令填平了屏山河，周围的农田也垫高五六米，建起一片高楼。从此，屏山三围六村的天然排水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山洪、雨水和生活废水无以排放，地势低凹的“达德公所”和“英勇祠”惨遭水淹，虽用一台水泵终年抽水，也无济于事，屋内污水深达数尺，一面后墙已被腐蚀损毁，整个建筑也岌岌可危！

百年岁月在我眼前重现。怀着沉重的心情注视那一潭死水的深处，抗英义士纪念碑依稀可见，上方一块横匾镌刻着四个金色大字：“忠义留芳”。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竟被浸泡在污水之中，激愤的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在文物荟萃的屏山，历尽劫难百年不倒的老屋“达德公所”和“英勇祠”，“忠义留芳”的抗英义士纪念碑，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却不但被港英排除在“文物径”之外，而且处心积虑，必欲将之淹垮、摧毁而后快，以销毁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然而，血写的历史，水冲得掉吗？

这块纪念碑是1939年重修“达德公所”时刊立的，上面记载着的烈士、烈妇姓名，屏山乡八十一人，横洲乡三十三人，沙江乡十八人，长莆乡一人，下岸乡三人，鞍岗乡一人，上村乡四人，元岗乡四人，台山乡五人，鳌磡乡六人，山下乡五人，管乙乡五人，怀德乡三人，锦田乡一人，西路蛋家三人，共一百七十三人，姓氏包括邓、林、陶、苏、李、蔡、黄、梁、杨、洪、薛、郑、冯、庄、陈、曾、关、何、胡、莫、彭、简、黎、骆、张、程、房、许共二十八姓，以邓姓最多。其中有些烈士姓氏不详，仅录下“阿英”“阿珠”这样的乳名，有些烈妇连个正式名字也没有，如“邓门梁氏”“苏门黄氏”等等，这是当时对已婚妇女的习惯称呼，而“兴娇林姑”“连喜蔡姑”“群妹黄姑”则是一些年轻姑娘的名字，死难时尚未出嫁，还保留着娘家的姓氏。每一个名字代表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当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强占他们的家园之时，这些农夫、农妇、农女拿起火铳、大刀、长矛甚至菜刀，与称霸世界的英国殖民军血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乡民们的抵抗运动终归于失败，英军占领了屏山，随即在乡民们视为“风水宝地”的屏山岭修建了两座建筑：警署和理民府，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威慑着被“征服”的百姓。那警署的红色瓦顶令乡民们触目惊心，强盗横行，犲狼入室，屏山的“风水”被破坏殆尽！邓圣时老人和我一起站在他所居住的四层楼阳台上，注视着那如巨石压顶的警署，对我说：“这块巨石，已经在屏山人心上压了将近百年。要说是风水，它就是风水；要说是心理，它就是心理；要说是政治，它就是政治；而说到用途，它是和我们为敌的，用来镇压我们的。这是我们屏山立村八百年来最大的耻辱！”老人把话说尽了，显然他并不十分笃信“风水”，而对当年那场流血斗争进行了深层的剖析：心理、政治、军事，说到底，是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强权政治、海盗手段，完全违背国际公理、人类道义，它又怎么能真正把中国人“征服”呢？屏山岭下，“英勇祠”中，那“忠义留芳”纪念碑上一个个血写的姓名便是最好的证明！

当我从邓圣时老人手中接过纪念碑碑文的复制件，如获至宝，急切地拜读那被岁月湮没的姓名。我以为，这就是从大埔之战到吉庆围之战全部死难烈士的名单，就是鸡公山下的“义冢”所掩埋的血肉之躯的名单。但是我错了，碑上只有一百七十三个名字，而在“新界”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烈妇的数目则数十、数百倍于此也不止，“英勇祠”中祭祀的死难者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之中绝大多数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与这片浸透鲜血的热土共存了。

若干历史事实的考订与思辨

本书所写的事件，自1898年4月中英关于香港拓界的谈判始，至1900年1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终，但涉及的历史远不止此，实际上，有关晚清史、香港史和“新界”家族史的许多问题都无可回避。其中有些问题已有定论，有些则扑朔迷离，我在采访、考察中得以逐步弄清，还有一些则已被岁月所湮没，目前尚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

关于邓氏迁居锦田的年代

邓氏是“新界”五大家族之一，1899年抗英斗争的主力，因此，对邓氏家族史不可不详察。邓氏原籍江西吉水县白沙村，宋代迁居到此，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迁居锦田的年代和始祖，却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为“汉黻迁居锦田”说：北宋初，江西吉水白沙村人邓汉黻，官至承务郎，宦游广东，乐粵俗之淳，于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卜居于东荚岑田，即今之锦田，是为江西邓氏迁居锦田始祖。邓圣时先生提供的《锦田邓氏族谱》、《屏山邓氏族谱》均主此说，并有《田赋记》、《邓氏族谱图记》、《符公碑文记》、《南屏邓公墓铭》等历史文献以资佐证。

一为“符协迁居锦田”说：邓符，字符协，号瀛斋，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登进士，授阳春县令、权南雄倅，后宦游至宝安，因觉风土之优美，乃奉三代考妣，迁葬于此，并于圭角山下，创办力瀛斋，建书楼，读书讲学，为邓氏迁居锦田始祖。清嘉庆年间王崇熙撰《新安县志》主此说，且在香港流传甚广，出版物中多所引用。

两说相比，前后相差九十六年。我采用“汉黻迁居锦田”说，理由是：邓氏老族谱由邓氏十三世祖、明宁国府正堂邓彦通续写，成书年代在十四世纪末，远远早于清嘉庆年间编纂的《新安县志》，且有其他旁证甚多，如：1565年，邓世隆撰邓氏族谱序称：“汉黻公膺承务郎，宦游入广东……遂筑室建基于邑之岑田……此公为一世初祖也。”1566年，邓垂范撰《符公碑文记》称：“汉黻先……开宝中兴始徙东莞岑田里。”1708年，《邓都庆堂五大房同派宗祠重修碑记》称：“始祖汉黻公仕宋为承务郎，于开宝六年宦游至粤，卜居于莞之九都圭角山下。”由此足见，邓氏族谱本身流传有序，为粤派邓氏五大房所公认，其权威性当无可怀疑，而《县志》编纂者王崇熙系外姓人言邓家事，且无旁证，不足为凭。结论：邓汉黻为江西邓氏迁居锦田始祖；而邓符协为邓汉黻四世孙，虽有创办力瀛斋之盛举，但非迁居锦田始祖。

关于宋王台遗迹

香港的地面文物之中，宋王台是我最感兴趣的古迹之一。其原因在于它的悲剧色彩：南宋末年少帝孤臣流亡到此，矢志抗元，守尽最后一寸宋土，壮烈殉国，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极为可歌可泣的一幕，而它的发生地在数百年后又不幸被异邦割占，历史的前后观照更增添了苍凉悲壮之感。现在的宋王台公园在九龙启德机场西侧的世运道与马头涌道之间，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袖珍公园，园中仅一方石，刻“宋王台”三字。此石虽系原物，却非原貌，也不在原处。宋王台本来靠近九龙湾，在九龙寨城以南约数百米，有一座小山，山顶一块未经雕琢的浑然巨石，正面榜书“宋王台”三字，右首题款为“清嘉庆丁卯重修”，当为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自南宋沦亡，经元、明、清三朝，数百年间，宋王台遗迹一直得以保存，当地人民引以为自豪，即使在英占九龙之后，港英政府对于这处古迹也不敢造次，将宋王台所在的小山命名为圣山（sacredhill）。1915年，香港大学赖际熙教授呼吁港府保护宋王台古迹，由绅商李瑞琴出资赞助，在巨石周围构筑石垣，重树牌坊，镌联曰：“一声望帝啼荒殿，百战河山见落晖。”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占香港时期，日寇为扩展启德机场，借口宋王台妨碍飞机起落，将巨石炸裂为三，抛落山脚。日寇投降之后，港英政府继续扩建机场，把圣山也铲平了，昔日的宋王台遗址便成为启德机场的一部分。后应九龙街坊会的请求，港府派工人把日寇毁坏的残石切割整理，另迁新址，即今天的宋王台公园，于1960年开幕。所幸的是，残石中间部分“宋王台”三字及右首题款完好无缺，历六百年沧桑的“宋王台”刻石遂得以重见天日，传之久远。

宋王台公园有一座石碑，上刻《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其辞曰：

宋皇台遗址在九龙湾西岸，原有小阜名“圣山”者。巨石巍峨，矗立其上，西面横列元刻“宋王台”榜书，旁缀“清嘉庆丁卯重修”七字。一九一五年，香港大学教授赖际熙吁请政府划地数亩，永作斯台遗址，港绅李瑞琴赞襄其事，捐建石垣缭焉。迨日军陷港，扩筑飞机场，爆石裂而为三，中一石摩崖诸字完整如故。香港光复后，有司本保存古迹之旨，在机场之西南距原址可三百尺，辟地建公园，削其石为长方形，移石园内，藉作标识，亦从众意也。考台址明、清属广州府新安县，宋时则属广州郡东莞县，称“官富场”。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追迫，遂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门，以景炎二年春人广州。治二月，舟次于梅蔚，四月进驻场地，尝建行宫于此，世称“宋皇台”。或谓端宗每每憩息于石下洞中，故名，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跸古塔。九月如浅湾，即今之荃湾也。十一月元兵来袭，乃复乘舟迁秀山。计驻于九龙者，凡十阅月焉。有宋一代，边患迭兴，西夏而夕卜，抗辽、抗金、抗元，无宁岁。洎夫末叶，颠沛蒙尘，暂止于海澨一隅，图匡复兴。后此厓山，君臣所践履者，同为九州南尽之一寸宋土，供后人凭吊而已。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于本纪附二王，致误今名。是园曰“宋皇台公园”，园前大道曰“宋皇台道”，皆作“皇”，正名也。方端宗之流离播粤也，宗室随而南者甚众，后乃散居各地，赵氏谱牒，彰彰可稽。抑又闻之圣山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偕弟卫王昺同次其地得名。其北有金夫人墓，相传为杨太后女，晋国公主，先溺于水，至是铸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庙，则东莞陈伯陶碑文疑为杨太后弟杨亮节道死葬此，土人立庙以祀昭忠也。至白鹤山之游仙岩畔，有交椅石，据故老传闻，端宗尝设行朝以此为御座云。是皆有关斯台史迹，因并及之，以备考证。

一九五七年岁次丁酉冬月，新会简又文撰文，台山赵超书丹。而选材监刻，力助建碑，复刊行专集，以长留纪念者，则香港赵族宗亲总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