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落花时节 (1)

作者: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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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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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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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5368字

公元1898年,大清国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


暮春时节,古都北京才徐徐露出一些春意,山杏、碧桃、丁香、海棠、榆叶梅次第开放。而来自居庸关外的北风却也挟裹着漫天黄沙,呼晡不止,把好端端的春色葬送了。残萼败蕊,落英缤纷,真正是“寂寞开无主”。当年以奇才名满天下的龚定庵,曾有诗单道这京城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一支生花妙笔,绘声绘色,惊心动魄,却也凄凉而又无奈。等到风沙渐歇,不觉过了清明、谷雨,那短暂的春天已匆匆逝去,立夏就在眼前,天气骤然热了起来,礼部依例奏请皇上批准,朝廷官员换去暖帽貂裘,开始戴凉帽、着夏服了。


天色空濛,太阳从薄云后面透出一轮惨白,傭懒地照射着禁宫内苑三海一山,照射着九门五城纵横街衢两千胡同十万人家芸芸众生。然而在这平静的空气之中,似乎孕育着某种躁动不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正在步步逼近……


东单牌楼底下,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一位年轻人步履匆匆地往北走去。


此人高挑身材,头戴玄缎便帽,身穿银灰色直罗夹袍,外罩古铜色亮纱暗花马褂,身后垂着一条油黑乌亮的大辫子,脚下双梁布鞋。他年纪在二十七八,肤色白皙,面目清癯,两道长长的剑眉,一双深邃的眼睛,鼻梁挺且直,口阔而唇薄。此刻,他眉头微蹙,嘴唇紧闭,脸颊上便显出两道对称的月牙形细纹,隐隐有悒郁之色。他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径直向前走去,那副神情,既不像寄情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也不像留连京都街肆的远方客商。显然,他是一个久居京城的人,对这里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现在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去办。


东单牌楼北大街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往前就是东四牌楼南大街了,这两条街首尾相连,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而北京人却把它们看做两条街,分别隶属于南北相望的两座牌楼。他走到这里,抬眼看了看两侧,左首是西堂子胡同,右首是东堂子胡同。


他向右首拐了个弯儿,走进了东堂子胡同。


远远地,他望见胡同里的一座大门楼,门前停了好几顶绿呢官轿,旁边守着一些穿着号衣的轿夫。他于是放慢了脚步,缓缓走上前去,端详着官轿后面的那座门楼。


这门楼呈品字形,三开间重檐覆瓦,红柱方础,颇似一座牌楼,虽不甚高大,却也威严。正中门楣之上,悬一块匾额,书“中外褆福”四个大字。匾额下面,牌楼两侧,分开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头戴红缨伞形帽,身穿号衣,两腿笔直地鹄立,表情木然地望着前方,连眼皮儿也不眨。从牌楼往里再有三尺进深,才是真正的院门,一名蓄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在悠闲地踱步,不时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外面。那是朝廷大员的侍从武弁,满洲话叫“戈什哈”,就是“护卫”的意思。


年轻人朝这座牌楼式的大门走去,离“中外禔福”的匾额还有两丈远,正要拱手相问,门旁持枪鹄立的卫兵已经厉声发出了警告:“站住!”随即,那位蓄着络腮胡子的戈什哈快步走来,警惕地看着他,竖起右手的大拇哥指着后头,问道:“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不习惯这种连个称呼也没有的问话。


戈什哈当他是个“雏儿”,鼻子里哼了一声,自个儿回答自个儿的问话:“这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理民间诉讼,是专跟洋人打交道的地方!”


年轻人正色说:“这,我知道。”


“知道?”戈什哈一愣,沉下了脸,“那还不躲远着点儿?”


“我有要事……”年轻人说。


“噢?”戈什哈听了这句话倒乐了,笑眯眯地打量着他,好似一只吃饱喝足懒懒洋洋的猫碰上了个小耗子,虽然无心吃了它,却倒要拿它逗逗闷子,“请问,您是哪国公使?到此有何贵干哪?”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当然不是洋人,这一点,对方从他的相貌、穿着、话语便可以判断无误,所以才敢于这样奚落他。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为洋人开的,本国百姓只有“肃静”、“回避”的分儿。假如他生就一副高鼻蓝眼,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对方则不知该怎么巴结才好。他当然也知道,如果此时递给对方一份“门包”,自己虽然没有高鼻蓝眼,事情也还有商量的余地,大清国的任何规矩都是可以破的,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世上没有银子敲不开的门。然而他不屑于此,自己胸中酝酿的那件大事,本不足与面前这种董超、薛霸式的小人物道。他只用锐利的目光盯了戈什哈一眼,好似要把那颗头颅穿透似的。咳,他在心里说,可怜,可怜!然后,便转过脸,背起双手,缓缓走去。


他并没有走远,只在这条不长的东堂子胡同来回踱步,不时地抬眼看着这座衙门,脸上泛出一丝冷笑,轻声念着匾额上的题字:“中外禔福”。


这块匾,这座衙门,历史虽不算悠久,但比他的年龄还要长些,算起来已经有三十七八年了。


早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即公元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折:“窃惟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到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这里所说的“江宁换约”,是指当年在鸦片战争中大清国惨败于英吉利,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大清国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战战兢兢地爬上英舰“康沃利斯”号,与英国全权钦使璞鼎査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开放五口通商,并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本年直入京城”,也就是奕訢、桂良、文祥上折的咸丰十年刚刚发生的事,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恭亲王于九月十一、十二日即公元1860年10月24,25日,和英国全权钦使额尔金、法国全权钦使葛罗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增设天津为商埠,赔款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增加到两国各八百万两,准许英、法在大清国招募华工出口,等等。随后,俄国也自恃调停有“功”,向大清国提出领土要求。恭亲王深感“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应接不暇,乃出面联合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咸丰皇帝看了这道折子,当即御笔朱批:“惠亲王、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奏。”


惠亲王绵愉领旨遵议,六天之后,于十二月初九复旨上折,“恭亲王奕訢等筹议各条,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十,咸丰皇帝便降旨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这件大事从提议到批准,只用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谓急如星火,刻不容缓。


然而,凭空增设一座衙门,毕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临危受命的三位大臣肩膀上担子沉重,不能不详加策划。起初,他们曾打算借礼部的地盘设立公所,办理一切,想想又觉得不妥:礼部乃国家考论典礼之地,本不是办理“夷务”的地方。如果借用礼部大堂接待外国人,让那些红毛洋鬼进进出出,既不成体统,也极不方便。但若是仅仅借用礼部司堂,规格又太低,怕洋人未必心服,说大清国怠慢了他们,那就会没茬儿找茬儿,无事生非。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非有个单独办公的地方不可。现有的各衙门,都是很庞大的,少者房屋百余间,多者则达数百间,一个个机构臃肿,冗员充斥。奕訢、桂良、文祥认为,“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不打算也不可能照抄以往老套,于是再次上折,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并且附上他们三人草拟的《章程十条》。“査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堂、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容另构。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往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改修,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并拟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资节省。”于是在大门之外建起了这座牌楼,以壮观瞻。有关人员的设置,恭亲王等主张,“总理衙门规制较异,无庸多立名目。拟于司员内择其老成练达者,挑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折奏照会文移等事。”他们久居官场,深知各衙门都是“额缺既多,候补尤众”,连一些才具平庸、没有办事能力的人也跟着混饭吃,所以特别指出,“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竽充数,各衙门保送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无论候补、实缺人员均准保送,惟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语咨送。由臣等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不得以捐纳及未经奏留资格较浅之员充数。”至于经费,他们提出,“经费宜节,以杜浮滥也。査各衙门司书役,均有桌饭公费等项,以资办公。每月所费,悉于衙门解到饭银内开支,并有支领库项者。此次总理衙门,未便援照办理,以致经费浮滥。拟将司员供事仅与值班桌饭,均无庸另给公费饭银,应用心红纸张,亦无庸于各库咨取。所有一切心红纸张桌饭,以及苏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两之数。”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他们打算从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关税中想办法,修理衙门的费用就只好向户部支领了。《章程十条》的最后还不嫌繁琐地赘上一笔,“现查铁钱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炉房,稍加修葺,堪作馆舍”,供那些“认识外国文字通晓语言之人并学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国,连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等大事都只好穷凑合,可见已经穷到了何等地步!


咸丰皇帝当天便有廷寄上谕:“所有单开各条,经朕详加披览,尚属妥协。惟内酌拨经费一条,所称‘心红纸张等项银两,拟于天津、上海酌提关税起解部款内,按各口提用数目,均匀酌提银两,由各该将军督抚尹监督解总理衙门,以资办公’等语,此项银两,亟资办公,恐各口酌提,一时未能应手。着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领银两数目,径由户部关支,将来各口解到酌提关税银两,统交户部,无庸解交总理衙门,该衙门如有不敷之处,即奏明由户部支领。”


看来,皇帝比他们还着急。等米下锅不是办法,先从国库里拿了银子再说。于是,在圣上隆恩眷顾下,由恭亲王亲自出马张罗,把铁钱局的旧房子改了个门脸儿,里面基本维持原状,只粉刷裱糊了一番,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草草开张,挂牌营业了。英、俄、法、美、德诸国使臣随即便蜂拥而来,或要割地,或要赔款,或要种种特权和利益,仿佛大清国欠下了他们八辈子也还不清的债。


岁月匆匆,咸丰之后是同治,同治之后是光绪,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大清国每况愈下,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出不进的赔本儿生意却越做越红火,终日顾客盈门。始作俑者“鬼子六”恭亲王奕訢,经历了协助慈禧发动“祺祥政变”之后的大红大紫,光绪十年却又被慈禧一个闷棍打倒,“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责其“家居养疾”。至甲午中日战争,朝廷用人之际,经李鸿藻、翁同龢合词吁请,光绪皇帝秉承慈禧皇太后懿旨,才重新起用奕訢,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添派海军事务,在内廷行走,又任军机大臣,节制各路统兵大员。奕訢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权势野心已不复当年之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仰太后鼻息,只求得一善终。


当年恭亲王奕訢和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时,曾经有过一番精彩的表白:


臣等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诚以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今该夷虽非吴、蜀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时至今日,这位以诸葛亮自比、声称无一日不忘“吞吴”的恭亲王已气焰将尽,卧病在床,朝不虑夕。大清国的外交仍然“以和好为权宜”,也不知“权宜”到何时,当年那番豪言,徒留笑柄而已。如今的外交事务,由庆亲王奕劻主持,他自光绪十年奕訢遣贬之际,便受命主管总理衙门,十多年来,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炙手可热。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素有“中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文华殿大学士、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现在是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公元1898年4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刚复照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许诺“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以保证日本的“势力范围”,紧接着又在进行一场中英谈判。


大堂门口,两名“苏拉”垂手而立,随时听候召唤。“苏拉”为满洲语,本义指闲杂人等,大清国内廷机构中的勤务,通称为“苏拉”。


大堂之中,并排悬挂着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和大英帝国的米字旗,设一张红木长案,宾主分列两旁,犹如纹枰对坐,黑白对弈。不过,中国自古以来的确是这样下棋,而用于两国谈判,还是跟洋人学来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也已经习惯了。


中国方面,谈判代表是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经筵讲官、礼部尚书许应骙,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张荫桓。其中以李鸿章职位最高,他头戴白罗胎凉帽,珊瑚顶,插三眼花翎,身穿四爪九蟒官袍,仙鹤补服,项挂一百零八颗珊瑚朝珠,脚蹬玄缎厚底官靴,腿边斜倚着的一根笔直光洁的西式手杖,系美国前总统克利夫兰的遗物,由克利夫兰的夫人赠予。李鸿章年已七十有六,本来高大的骨架,已经坍塌松懈,肩背有些佝偻;脸上的皮肉软软地下垂,眼睛下面呈现两个鼓鼓的泪囊,稀疏的胡须已经全白了。


英国方面,全权代表是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sircudemacdonald),他身材修长,着黑色燕尾服,雪白的领口上打着黑色领结。脸庞瘦削,棕红色的头发已经略显谢顶,更加衬托出宽阔的额头。高耸的眉弓下,戴一副金丝眼镜,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熠熠闪光。高挺的鼻子下面,两撇小胡子留得很长,弯弯地朝上翘着。此人1852年出生于苏格兰一个陆军军官家庭,1872年从军,1888年进人外交部工作,1896年任英国驻华公使,现年四十六岁,集军人气质、外交家风度于一身。


窦纳乐正在操着高傲的英语阐述英国的立场,面前放着一沓文件,还有一个包扎整齐的羊皮纸卷。中英两方的通事各自操着紫锋狼毫和鹅管笔紧张地笔录。等他的发言告一段落之后,中方的通事再一字不漏地用汉语转述一遍,如若某处用词不够准确,英方的通事还要以嘲弄的口吻加以纠正。而在窦纳乐叽里咕噜地发言的时候,听不懂英语的李鸿章恰好可以喘息片刻,以准备应付下一个回合。


望着强硬的对手,李鸿章鼻腔里发出无声的叹息。想想自己自从同治二年以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之职创办洋务,同治九年继曾国藩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和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在别人看来,位高权重,名利双收,实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回头看去,光绪二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十年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光绪十一年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和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光绪二十一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及至最近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经他之手签订的,不是割地赔款,就是予人特权。每当朝廷危难之际,总是把他推出来,用热脸贴洋人的凉屁股,一次次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画押,那滋味儿好受吗?


去年冬天,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了胶州湾,俄国随之占领旅顺、大连,上个月法国又提出租借广州湾,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李鸿章凭着他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已经预感到英国人绝不肯甘落他国之后,为了保住在华的既得利益,必然也会玩出稀奇古怪的新花样。果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提出了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庆亲王奕劻不得已只好应允,但希望英国在租得威海卫之后,不得更索利益。窦纳乐当即回答说:“本公使拒绝对此做出保证。大英帝国向贵国租借威海卫,只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在南方,如果法兰西占领了广州湾,那么我们也要别索一处以抵。”他所说的“别索一处”指的是哪里,当时并没有明说。


这项谈判从本年阴历三月二十日正式开始。窦纳乐说:“大英帝国的香港殖民地不满足于它目前的界限,希望展拓界址,以为保卫香港之计。”仍然没有指出他要拓展到多大范围。


庆亲王答道:“香港拓界一事,当可两国磋商,但希望贵国对敝国的领土要求,到此为止。”


窦纳乐当即拒绝:“很遗憾,亲王殿下!我不能接受您所提出的任何此类条件,因为大英帝国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德意志、俄罗斯、法兰西各国有所动作,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对抗的行动!”


话说得十分强硬,却又一如既往,含含糊糊,使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就在初次会谈的第二天,窦纳乐单独拜会李鸿章,似乎是解开这个谜团的时候了。


一见面,窦纳乐就说:“关于香港拓界问题,早在去年年底,贵国两广总督谭钟麟阁下就曾对我国驻广州领事璧利南表示,‘不难就略为展拓一事做出安排’。”


窦纳乐在身居宰相之位的李鸿章面前引用两广总督的话,企图以此来说服他,显然是十分不得体的。李鸿章根本不把谭钟麟放在眼里。谭钟麟虽然是四朝元老,官居一品,年已八十有余,但至今没有入阁拜相,仍然是个地方官。北京有总理衙门统领外交事务,两广总督无权就国土的租让向洋人做出任何许诺。即便在未设总理衙门之前,当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在穿鼻洋上胁迫两广总督琦善“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琦善也只是答应代为恳奏皇帝,未敢签字画押。纵使如此,道光皇帝已经雷霆震怒,将他革职锁拿,抄没家产。这不过是五十多年前的事,谭钟麟竟然不知教训,擅自向洋人许诺香港“拓界”,看来,两广总督的那把交椅,他恐怕也快坐到头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香港的“拓界”之事,既然下有谭钟麟垫背,上有庆亲王点头,他李鸿章身上的责任反而轻得多了。想到这里,就对窦纳乐说:“庆王爷已然发了话,如果展拓范围不大,可以商量。但不知贵国究竟希望把香港的界址展拓到什么范围?”


谁知窦纳乐还是含糊其词,语焉未详,只是说:“大英帝国对于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不会超过防御所需要的范围。”


李鸿章很恼火。心想:你既然明火执仗地上门来抢,就干脆说清楚要什么,我们也好打发,何必这么忸忸怩怩呢?难道还要我们开个单子,主动奉送不成?“防御所需要的范围”,谁知道你们的“防御”需要多大的范围?中国与英国,远隔重洋,五十多年前你们的兵舰还不是开到中国来了吗?如果说这也算“防御”,那么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可划入你们“防御”的范围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