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楚楚动人

天亮时，老四海到了南款。

他琢磨着凭自己手里这点儿钱，北京是去不了的，更不能去太遥远的地方。北京的开销太大，而远地的路费是他无法承受的。老四海有事先侦察的习惯，于是跑进南款唯一的书店，找到一本地图册，仔细查看起来。他以铅笔刀做尺子，仔细衡量从南款到达各大城市的距离，最后发现去省城是最方便的，大约只有三百公里。他的计划是到省城找个工作，自己能写会算，找个临时工干干还是可以的，然后再图发展。去省城还有一条理由，表叔在省城，是工头，手下有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据说有呼风唤雨的本事。

此时有人在老四海肩膀上拍了一把：“你干嘛呢？”

老四海回头一看，那家伙好象是书店老板。此时老板正怒气冲冲地瞪着他手里的铅笔刀呢。老四海是读书人，立刻明白了，老板是把自己当了破坏书籍的坏人了。他赶紧放下铅笔刀，苦笑道：“我量量距离，没别的意思。”

老板翻着白眼道：“放你妈的屁，量距离有用刀子量的吗？你小子保证是想把我这张地图割下去，活够了吧你？”说着，老板当空一挥手，三个书店服务员从不同方向围了过来，将老四海正好围在中央。

老四海担心他们动粗，不得不解释说：“我骗你干什么？我真没骗你，我这刀子就是量距离用的。”说着，他把铅笔刀举到老板面前，请他查看。

老四海这把铅笔刀是他上小学的时候买的，简称竖刀，通体黝黑，上窄下宽，刀体笔直，刀刃在下方的最宽处。这把刀曾经花他五毛钱，整整消耗了一个月的零花钱。由于家里太穷了，老四海便没再要尺子，而是请做木匠的舅舅在刀背上刻上了刻度，如此一来刀背就成尺子了，一举两得。后来同学们都改使卷笔刀了，老四海一是觉得还得花钱，二来又认为人不如故，衣不如新，于是就没换。铅笔刀一直带在自己身边，在整治师兄的活动中曾帮过大忙。

老板仔细检查了一下，大是惊奇，高举着刀子道：“这东西是挺新鲜的嘿，铅笔刀上带刻度，少见呀。”老板将铅笔到放在手心，掂量了几下：“这刀子够年头了吧，全都磨亮了。”

老四海一把将铅笔刀抢回来，一脸瞧不起地说：“你懂什么，这是北伐军留下的铅笔刀。”老四海清楚自己在胡说八道，但打击一下老板的嚣张气焰也未免不是件好事。

老板“啊”了一声：“北伐军？那不得一百多年啦？”

老四海抚摩着油光发亮的刀背，诚惶诚恐地说：“已经有六十年了。我爷爷就是北伐军，当年从广州一直打到北方。”

老板惊讶得张大了嘴：“哎呦，这玩意儿算不算文物啊？”

老四海脑子里灵光一闪，有个念头小兔子一样掉进脑海里，再也驱不走了。他沉吟了几秒钟，拿不准是不是应该顺着这个念头想下去。其实所谓的北伐军无非是顺口一说，唬一唬这家伙也就完了。

在这几秒钟里，老板不错眼珠地盯着老四海，他脸上的表情连续变换了七、八种，简直象个玩杂耍的。最后这家伙实在忍不住了，揪着老四海道：“兄弟，这玩意到底算不算文物啊？”

老四海被他逼得厌烦了，于是一脚踏在小兔子头上，决定赶紧走人。老四海不耐烦地说：“不算，不算，这东西算什么文物？”说着，他装起铅笔刀就要走。老四海知道刚才那个念头太缺德了，万一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就亏了。

老板见老四海要走，有点急了。他张开双臂，死死堵在门口，脸上勉强挤出了几条阴笑。“兄弟，我可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好奇，我想知道知道这东西算不算文物。”

老四海烦躁地说：“文物少说也得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东西才几十年，根本不够资格。”

老板眨巴着眼睛，冷笑着说：“七九年出的猴票，现在就二百块钱一张了，这才几年的事啊？兄弟，哥哥我可不是傻子。这么大的南款就我一家书店，你想想啊，没有金刚钻，我能揽这个瓷器活儿吗？咱也算是南款的名流，是精英，好歹也是有文化的人吧？”

这一来老四海站稳了脚跟，心道：你不是傻子，谁是啊！那个小兔子又跑回来了，老四海拿不准是不是该把他养起来。

老板不屈不挠地说：“你说说，北伐军总共才多少人？留下的铅笔刀又能有多少把？这东西是价值——当然也不会太高，但怎么着也得值点儿钱吧。”

老四海微笑着说：“老板，你还真是个有文化的人，难得呀！”

老板颇为得意地晃着脑袋：“没文化我敢开书店吗？在咱们南款，谁不知道我呀，不知道我的也应该知道我爸爸呀，我爸爸在县文化馆工作，主管的就是文化。嘿嘿！”

老四海微微点了点头，心道：坑就坑你这名流，坑就坑你爸爸。他索性找了把椅子，端端正正地坐下，然后模仿着师兄的派头，张牙舞爪地说：“老板，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这种铅笔刀只有叶挺独立团的人才可能有，因为独立团的兵首先要求的就是政治思想要过硬，不怕死才敢打仗啊。人家是边打仗边学习，之所以独立团成为北伐战场上的铁军，铅笔刀是起过很大作用的。老板，你知道独立团有多少人吗？”

老板眨巴着眼睛道：“我听说一个团得有一千多人呢。”

老四海使劲摇头：“当时的编制与现在不一样，我爷爷那个独立团有三千多人呢，所以啊这种铅笔刀总共只有三千来把。经过这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上次黄埔同学会聚会的时候——你知道黄埔同学会吗？”

老板玩儿了命地点头：“我知道，我知道，那帮人都是老干部，大官！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都是有影响的人。”

“对对，看样子您的文化挺深的。老同学聚会的时候，我爷爷就和大家算计了一下，这种铅笔刀现在也就剩一百多把了。这刀啊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他老人家去年逝世了。我告诉你，我爷爷的死能叫逝世，你爷爷不行吧？”

老板苦笑着道：“是，我爷爷死了只能叫赶儿屁着凉。”

老四海煞有介事地说：“这就是人与人的区别，级别不一样啊，死的说法都不一样。”说到这儿，老四海愣了一下。他盘算着老爹的事，老爹的死算什么呢？想来想去，老四海觉得老爹的死只能叫夭折了。他不敢再往下想了，马上抡起舌头道：“我爷爷一逝世，这把铅笔刀就归我了。”

老板的粗手在自己脖子上使劲捏了几把，好象有东西卡在喉咙里了。过了一会儿他才道：“小兄弟，哥哥我得说你一句，你别不爱听啊。你呀，岁数太小！你不清楚这东西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其实这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可要是落到研究革命史的学者手里，那价值就大啦。”

老四海轻蔑地说：“什么价值不价值的。我就用它当铅笔刀，这东西钢口挺好的，几十年了还特别快呢，手指头一碰就是一口子。”说着，老四海掏出铅笔刀，在椅子靠背上划了一下，靠背上的漆皮顿时被划掉了一块。

老板浑然未觉，他的眼睛一直随着铅笔刀的运做而转动，熠熠生辉，楚楚动人。最后他忽然大声笑了起来：“兄弟，我看你要这把刀子也没什么用，干脆送给我吧，送给我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

老四海是从内到外地冷笑了一声：“我凭什么送给你？我凭什么要为国家做贡献？凭什么呀？啊，我爸爸——我爸爸在十年文革里被害死了。”老四海一生气，差点把养鸡场的事说出来了。

老板惋惜地说：“老革命，老干部在那个时代都是受过磨难的，我们应该记住那段历史，记录历史就需要学者的研究。我告诉你呀，我爸爸在县文化局工作，管文化，也主管收集文物这摊子事。可咱们县太偏远了，没什么正经文物，这把刀要是送给我，我就给我爸爸，它保证能发挥一定作用。”

老四海点着老板的鼻子，哈哈笑道：“别以为我不明白，我这把刀是值些银子的，我才不白送人呢。”说着，老四海站起来又要走。

老板一把将老四海拦腰抱住，另一手抄起他刚刚看过的地图册道：“我把这本地图册送给你。”老四海一跺脚，一个响屁差点把裤裆炸开。老板大叫道：“再加二十块钱。”说着，老板伸手就要掏钱。

老四海按住他的手，将学生证在老板面前一晃：“我是大学生，我下午要去北京，找我同学玩儿去，你别耽误我的功夫好不好？”

老板急得双目喷血，口歪鼻斜，两个膝盖一个劲哆嗦。他大喘着气道：“五十，五十成不成？我这是为我爸爸买的，是为文化事业买的。我爸爸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其实我要它也没用，一点儿用都没有。”

老四海走出书店时，怀里又多了五十块钱还外加一本崭新的中国地图册。老四海按捺不住地高兴，当时一个三级工一个月的工资才是四十六块五，自己只磨了二十分钟的嘴皮子，五十块钱就到手了。

临出门时，他特想揪着老板问他一声：“北伐军用铅笔吗？”他使劲捏着自己的嘴唇，这话才没说出来。

老四海不敢在南款耽搁得太久，当下就在储蓄所里将硬币换成了纸币，然后买了张去省城的车票，上车了。

长途车一发动，老四海的心终于落到肚子里去了，他真害怕老板回带着人追上来，上了车就算是脱离险境了。老四海本来没想骗人，从来就没有这个念头，只盼着赶紧脱身。但老板自己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伸到你面前，求着你给他一刀。碰上这种傻子，要是不骗他一下，那就是对不起他。想到这儿，老四海安然了，赶紧去省城吧，以后不干这种事也就是了。

长途车在南款街上缓缓地行着，老四海忽然悲伤起来。

四年前，他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目的地是县高中，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桌丰盛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宴席。

两年前老爹亲自竟他送到南款，那时自己成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前方是金色的北京，是钻石般的前程。

而今天他老四海又要从这个地方出发了，前方是雪山，是草地，是蒌山关，是腊子口……。

是啊，到了省城又能怎么样呢？混好了是个打工仔，万一混不好就是盲流。想到这儿老四海悲从中来，眼眶有些湿润了。

南款的主路是一条南北大街，做买卖的小摊儿几乎把大街都堵塞了。长途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左右摇摆着前进，老四海的脑袋也如拨浪鼓般前后左右地摇晃，脖子被抻得生疼。

汽车好不容易才开出大街，前方是镇医院，再往前就是茫茫群山了。

车是从医院门口开过去的，老四海忽然楞住了。他看见从医院大门里走出一个瘦高的家伙，他右手上打着石膏，满脸晦气。老四海心道：“这不是师兄吗？两天没见，这家伙的手是怎么了？”但老四海马上就想通了其中关节，师兄的手保证是老鼠夹子夹的。活该！对付这种骗子就应该用损招。

师兄站在医院门口，茫然地看了长途车一眼，然后又开始四下打量行人，目光中全是美好憧憬。

老四海明白，这小子在寻找新的目标，寻找下手对象。人啊人！往往是记吃不记打的，就是把师兄的手整个砍下来，这小子照样会四处骗人。

长途车很快就开出了南款，老爹、兄弟、乡长、师兄以及刚刚用五十块钱买了一把铅笔刀的老板都故去了。老四海的头紧紧靠在车窗上，呵气汇成的细流随着长途车的抖动，一点点渗透进头发里，头发湿了，贴在额头，凉凉的，很舒服。

不一会儿，老四海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师兄消失了，南款的破旧街道也成了记忆中的一个碎片。

群山如妖怪，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他们悄无声息，他们暗藏杀机，他们残酷无情。长途车不知深浅的一头撞进大山的阴影里，似乎要和大山拼个你死我活。然而那层层山峦，阴影飘渺，如幻如梦，长途车在它面前简直就是个玩偶。

老四海觉得那山峰的阴影就是斗牛士手中的斗篷，长途车就是头发疯的公牛，斗篷施展着无边的诡计，任你咆哮，任你呼啸，任你怒火冲天。然而斗篷后面那张脸到底是什么样呢？老四海真想给他一箭，射中他的眉心，看看这小子是不是会流血。

老四海的头紧紧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凉，人也逐渐冰凉了。

从南款到省城大约是四个小时的车程，老四海忽而清醒忽而迷糊，窗外的风景像幻灯片，一片一片的，根本连贯不起来。

老四海觉得自己这二十来年的人生就是几张幻灯片。刚上学那两年，老师带着同学们天天地批林批孔，老四海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孔老二和林彪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们是表亲吗？后来好不容易才混上初中，学校又开始流行跳级了。老四海成绩好，在老师的鼓动下，一口气从初一跳到了初三。结果初三的同学们把老四海当成了人民公敌，见面就打。老四海禁不住大家的集体折磨，又灰溜溜地跑回初一去了。再后来，农村开始流行包产到户，为了多分一亩地，驴人乡的亲戚们几乎展开了武斗。自己家里虽然有五个儿子，但没有一个能派上用场的，全都没成年。未成年人虽然也要吃饭却没有分地的指标，所以他家只落了三亩地。上高中这两年，总体上老四海还算顺利。他成了保证学校升学率的关键，上到校长，下到班主任都惟恐老四海被人下了毒药，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填写志愿的时候，学校几乎成立了老四海专案小组，惟恐他考不上一类大学，给学校丢了脸。幸亏老四海还算争气，否则县高中早就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了。

此时老四海又想起老爹了。在他的印象中，老爹一直就是个老头子。然后他在派出所给老爹注销户口时，神奇地发现老爹其实只有四十五岁，当时老四海的震惊简直是无以言状。去年学校评选优秀青年教师时，他们班主任当选了。公告栏里写得清清楚楚，班主任已经四十岁了。老四海这才知道，在中国四十以下的全算青年。可老爹才四十五啊，顶多是个青壮年，怎么就死了呢？

老四海叹息着，盘算着，痛苦着，他琢磨着自己已经二十二岁了。按照老爹的公式，自己也算近半百啦，想到这儿老四海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觉得生命正在离自己远去，青春已经成了过眼云烟。

晏殊曾写过一首词，其中有一句是：大家携酒哭青春！人生唯一值得哭泣的就是青春！是啊，生命太沉重了！老四海这条命肩负着母亲的晚年，肩负着弟弟们的学业，肩负着一家人的希望，而现在他口袋里只有一百多块钱。

忽然老四海觉得脑袋在微微震动，他抬眼一看，外面居然下雨了，而且是冻雨。雨珠象湿润的细沙团一样，砸在玻璃上，发出“嚓嚓”的声音。不一会儿，车窗就成了现代画，光怪陆离，七零八落。

此时有个农民模样的老哥欣喜地叫道：“下雨啦，下雨啦！没到春节就下雨，今年的收成错不了。”

车中立刻有人附和道：“那是，十二大都开了，能不下雨吗？”

又有人大声道：“头年财政收支平衡了，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咱们就能赶上美国了。”

老四海身边坐着一位中年人，这家伙象是城里人，整张脸上都是满不在乎。此刻他捏着鼻子“哼”了一声：“妈的，收成好不好管什么用？收成好不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打五八年开始就说年年说大丰收，可为什么不多给我们家发点粮票啊？多大的丰收也没张罗着给大家多发一斤呀！奶奶的。”

有人接口道：“这就是城乡差别。人家农民没有粮食定量，人家能撒开了吃，咱们就不行啊。”

城里人哼哼道：“奶奶的，报纸上的话我从来都不信。大人三十斤的定量，半大孩子二十六斤。我们家两儿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奶奶的，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呀！我那两儿子一顿饭加起来吃过十一个馒头，哪儿有那么多粮票啊？逼得我到处求爷爷奶奶，换点粮票跟作贼一样。妈的，年年说丰收，丰收了，粮食呢？粮食都让狗吃啦？”

先前还在欢迎下雨的农民哈哈笑道：“以前的事咱管不着，可现在不一样啦，包产到户啦，家家都是地主，家家都得留余粮。我们是能把粮食留在手里就不卖，万一再赶上一回三年自然灾害，我们怎么办呢？等着饿死？三年自然灾害里饿死的都是我们农民，你们城里人才死了几个呀？我们得留一手。”

又有人笑道：“他奶奶的，要是再闹饥荒，我们城里人就下乡抢粮食去，我跟你们农民拼了。”

车厢中发出一阵笑声。大家纷纷谈起那三年中挨饿的旧事，谈着谈着馋虫就出来了。很多人便拿出馒头、大饼和面包，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老四海没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洗礼，但吃饭问题同样激发了他的灵感。老四海脑子中灵光一闪，心道：坏了！自己身上虽然有一百多块钱，可却一斤粮票都没有啊？有钱没粮票，照样得饿死！

中国的粮票制度从朝鲜战争时期就实行了，一直到1991年才废除掉。好几代人生活在粮票的阴影里，大家是谈票色变。那时每人的定量是相同的，碰上大肚汉就活该你倒霉了。粮票种类繁多，北京的粮票出了北京就是废纸，上海的粮票进了江苏就一文不值，如果想去外地的话，那你必须得有搞到全国通用粮票的本事，否则就得做了饿殍。其实中国的票证制度比想象中还要复杂，不仅有粮票，还有布票，也称工业券、油票、副食票、肉票、自行车票等等，连瓜子、花生都得凭票供应。后来有了电视机，社会上又与时俱进的发行了电视票。老四海是农民出身，粮票意识比较淡漠。进城上大学之后他才领略到粮票的伟大和无所不能，在城里买个烧饼都得用粮票啊，进饭馆就更缺不了这玩意儿了。此时老四海犯难了，没粮票，到了省城可怎么办呢？

老四海拉住身边的城里人，问道：“哪里能换粮票？”

城里人上下看了他几眼，面孔上骤然画满了紧张。忽然他揪住老四海的袖子，惶恐地小声说：“兄弟，啊朋友，啊不是，同志，你可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我是胡说的。”

老四海晕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苦笑着说：“我就是问问粮票的事。”

城里人双手抱在胸前，样子象是在作揖。“同志，同志，我这人就是嘴不好，可我心好啊！我心特好，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

老四海歪着嘴，身子离城里人远了些，他觉得这家伙是脑子出问题了。

城里人看到他的模样，更紧张了。“同志，我不该说粮食都让狗吃了，你们当吃官饭的也挺不容易的，没有你们，咱们国家能在四化大路上奋勇前进吗？我偷偷换粮票是不对，但那绝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不是为了养育共产主义接班人吗？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老四海明白了，这城里人是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也难怪，这车上只有自己生得白白净净的，象个体面人。他不想捉弄老实人，赶紧解释道：“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个学生。”

城里人疑惑地说：“你什么岁数了还当学生？”

老四海怕他不相信，将已经作废的学生证又拿了出来。“我真是学生，是大学生。”

“大学生啊？”城里人的脸上已经换成钦佩了。“我儿子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等他一毕业，我就成干部的爸爸了。”

老四海笑了一声：“现在你就能当。”

城里人道：“他们还小呢。”

“改名字呀。你姓什么？”城里人说他姓张，老四海道：“大儿子叫张局，小儿子叫张处，这样你是局头的爹，也是处头的爹。”

城里人一拍大腿：“真他妈高，实在是高！我回去就改，奶奶的，我儿子全是大猫，想配什么牌就配什么牌。对了，你一个大学生打听粮票的事干什么？国家不是给你们发粮票吗？”

老四海解释说：自己去省城找同学玩儿，忘带粮票了。最后道：“我想问您，什么地方能换粮票？”

城里人终于平静了，晃着脑袋说：“你们这帮大学生将来只能几衙门，根本不是过日子的人。出门不带粮票？出门不带嘴可以，但不能不带粮票。”说着，城里人疵牙冽嘴地从腰里摸出个皮夹子来，小心翼翼地打开。老四海看见，皮夹子里全是花花绿绿的各种票据。城里人从一堆一两、二两的粮票中找出一张一斤面额的全国通用粮票，递给老四海。“拿着，这是给我们单位出差时剩下的，先拿着用。”老四海有点不好意思，冽着嘴刚要说什么。城里人一挥手道：“一斤是不够，你是小伙子，这一斤粮票够干什么的？可我就这么多了。你要是用完了，就到黑市换去，三毛钱一斤，全国通用的是四毛钱，贵一点儿的五毛也能拿下来。你看着点警察啊，可别让人家把你抓起来。”

老四海小声说：“拿钱换粮票还犯法？”

“投机倒把！”中年人又紧张地四下看了几眼。

老四海感激地点了点头，此后很多年他都记着城里人的面容。这个满嘴脏话，为粮票发愁的家伙；这个胆小怕事又一心想当干部父亲的小人物。

1991年的时候，当老四海在电视里听到取消粮票制度的时候，他是由衷地高兴，不为别的，为了这个城里人。

后来城里人告诉他，黑市就在省城新修的立交桥下面。老四海不明白咱们国家何以会有黑市呢？城里人说了句很有哲理的话。“物件有白色的就有黑色的，否则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最后他郑重地说：“记住啊，换粮票就老老实实地去换粮票，千万别招惹人贩子。”

这一来老四海更惊了，堂堂的省城居然有人贩子？

城里人看出他的心思，呵呵笑道：“你呀，还真是个学生，什么都不懂。人贩子有什么新鲜的？人家娶不上媳妇，买一个又怎么啦？人家生不出儿子来，买一个又怎么啦？”

老四海苦着脸说：“这不是犯法吗？”

城里人想了想道：“买孩子是犯法，是缺德了。可卖女人就难说了。你没去过秦岭、大巴山那一片儿的山区，那叫穷啊，穷得掉渣。甭说姑娘了，驴都想往外面跑。人贩子把她们从山里带出来，就是把她们给救啦，都欢天喜地的。卖到山西给煤黑子当老婆，总能吃上口饱饭吧。”

老四海大瞪着眼睛不说话，有些事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城里人接着说：“你这模样象个体面人，人贩子也不会找上你。我告诉你啊，人贩子口袋里都插几根稻草，这是他们的标志。”

这回老四海是有点印象了，古人说插标卖首，估计就是这个意思。

旅程就是这样，有人陪着说上两句，路程也便缩短了。后来，老四海和城里人谈起了《钱神论》。城里人哼哼着说：“我要是那个叫董褒的，我就写一篇《票神论》，保证能卖钱。”

冻雨一直下个不停，省城却到了。

下车后，老四海想再和城里人打个招呼，却再找不到那家伙了。他望着茫茫人流，老四海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象一只失群的鸟。

在泥泞的路上走了好久，老四海终于找到表叔所在的工地了。

远远望去，工地建筑就如一座巨大的水泥柱子了，灰黑色的，下半身还罩着苫布呢。走近了，老四海觉得，这地方不象是有人的样子。走进工地，这种感觉就越发明显了。工地空落落的，果然是一个人都没有。

老四海扯着嗓子，在工地里喊了三十多声：表叔。终于喊出一个工地守望者来，他大叫道：“谁呀？你找谁呀？”老四海说出表叔的名字。守望者想了想道：“是不是就是那个工头啊？跑啦，潜逃啦。”

老四海大惊，表叔干得好好的，怎么会跑了呢？守望者解释了半天，老四海终于弄明白了。这座楼是烂尾了！开发商发现省城是个投资陷阱，楼盖到中途就跑了。工程是干不下去了，工人们便找工头要工资。老四海的表叔同样没钱，他担心民工把自己的腿打折了，半个月前就跑了。有人他去海南了，有人说他跑到外蒙古去了，还有人说：表叔去了新疆。反正是跑了。

守望者揪着老四海道：“你是他侄子吧？赶紧走吧，万一让人家抓住，你的腿就保不住啦。”

老四海又晕了，表叔和自己是家族的骄傲。表叔领导着二百多民工大干现代化呢，而自己则是当代大学生。如今倒好，一个成了欠债潜逃的犯人，另一个成了无家可归的盲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