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在之前讲的，大多是关于我们年青一代人在情感世界里的纠缠与冲突。通常，当年青人自身都陷入在感情旋涡中不可自拔时，他们是很少会去关心大人们的忧虑与生存压力的。在这一节里，我想改换一条情节线来讲述我的故事。这在影视手法上，称作为“蒙太奇”；用说书人的话来说则是：话分两头。

华师傅——也就是我在故事的第一节中将他称作为“华老板”的那位华家的一家之主——终于在几经沉浮后出事了。这个近似于喜剧式的悲剧事件可能只是文革大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但对于华家，这个单一的社会细胞而言，这条主藤的突然折断，令华家的一切人、事、景，物都纷纷坠地，从此改变了它们命运的轨迹。

本来，华师傅顶多也算是个剥削阶级份子，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话来说，是个“混入工人队伍的阶级异已份子”而已。这么个结论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听来，其实，已够嚇人的了。但在那个帽子满天飞，罪名林立的特殊年代，如此“罪状”是算不了什么的。是介于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某种灰色定义。这表明：你的审查者还没有足够时间与精力来关注你的问题，但他们又不情愿让你轻意开溜，怎么办呢？那就随便先替你搞顶“便帽”来戴戴吧，让你感觉到一种持续的压力，因而也就不敢“乱说乱动”了。然而，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对所谓“敌对阶级”的打击面也在无限扩大。而华师傅的个人问题便一步一步地被推向火线，推到悬崖的边缘上去了。

新当权的造反派认为：华师傅的问题决不单单是个阶级成份的问题，他还有着重大的历史嫌疑。其理据是：来华福记修车的众多客户社会成份极其复杂，其中有上海滩上的大老板、大流氓；也有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中统军统特务头目。甚至还说查出了某些国民党匪特在临逃离大陆前还去过华福记车行，很可能是由华老板提供了盘缠而让他们登船去了台湾的。

事情越说越像，事情也越闹越大。他们抓他去审讯。说，xxx，你认识吗？他有来你店里修过车吗？你可知道他是国民党上海党部书记？又说1948年年底的某一天，xxx是否曾在南京路新雅饭店的包房里请你吃过一餐饭？你们在饭局上都说了些什么？他向你布置什么任务了吗？他给了你多少活动经费？他是否让你长期潜伏下来成了台湾特务？他在之后还与你联系过多少回？……诸如此类。这些类似于《羊城暗哨》与《五十一号兵站》里的电影情节当然都属子虚乌有，是造反派们蓬勃的想象力与太敏感了的对敌斗争嗅觉相结合后的产出物。但当这些代表了当时官方的业余“侦察员”们一旦隔着审讯桌向其“犯罪嫌疑人”正式而严肃地提出质询时，什么听来好像就真有了那么回事似的。

华老板感觉到：他就是浑身是嘴也甭想将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清楚。

后来，华老板灵机一动，说了个xxx的名字。他说此人如今是人人都知晓其名的我党的高级干部了——难道不是吗？

造反派们闻言甚惊。但他们说：“什么‘我党’，你也配叫‘我党’嚒？”

华师傅便立即改口说：“那就叫‘你党’吧。”

“什么？‘你党’？”

“不、不、不。是我们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造反派们想了想，觉得似乎也没啥可说了，于是便默认。

“当年的xxx是一位地下工作者，被国民党军警追捕而逃到——不，不是‘逃到’，应该说是暂避到——我们的小店里来，当时，不就靠我搭救了他？”

华师傅如此一招式倒真叫造反派们看花了眼。他们之间互相望了一眼，说道：

“你倒是如何搭救他的——说来听听。”

或许，他们想为《沙家浜》中阿庆嫂救胡司令一命的那幕戏增添一些情节上的联想？

华师傅道，“你们该知道敝店的那台‘千斤鼎’吧？”

“知道啊，哪又怎么啦？”

“千斤鼎除了能将车辆抬起外，还有一种沉降的功能。就是可以将修车人沉降到地底下去，然后再来从事车辆底盘的修理工作。”

“原来还有此等功用！”一个造反派队员听罢有些惊讶，也有些茅塞顿开之感。

“是啊，这架千斤鼎是德国名牌货，上海滩上只有两台……”

“不准宣扬资本主义！不准放毒！”

“是，不宣扬资本主义。不放毒。”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继续往下说！”

“是，继续往下说。但……我都说到哪里了？”

“说到千斤鼎的沉降功能。”

“噢，对了。我就让那位同志，不是，是那位领导躺在了机盘上，然后沉降到地下去。地面上再停上一辆有待检修的车辆，这不就逃过了特务们的搜捕了？”

“……”

对于这段无从考稽的陈年佚事，造反队员们显然觉得无话可说了。

而华师傅一“轧苗头”，便来了个乘风扬帆。他说，我也曾经掩护过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啊，这些事，你们为什么就不讲啦？我还为革命的胜利立过功呢……

“不许翘尾巴！”

“是，不翘尾巴。”

但，但怎么办呢？华师傅想了想，就索性十足十地学起“阿庆嫂”来了。说什么，我们当年的生意也很难做哇，对谁都要笑脸相迎；又说，来的都是客，人一走茶就凉之类。意思是说，到他店里来的有好人也有坏人，而他是无从识别的，再说也从没将他们的来去放在过心上。

造反派不想听他那些啰嗦话，他们对此没有兴趣。于是他们挥挥手，把他给叫停了。他们说，算了吧，就这样。以后要注意点，要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对你的监督和改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这，就算结了。

其实，这事说是华师傅灵机一动，还不如说是海民动的灵机。这是海民替他老丈人想出来的主意。那时，海民与翠珍结婚已有两年，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孩子。每逢星期天，夫妻俩总会带着孩子去凤阳路141号的丈人丈母娘家呆上一天半日。而海民见到的情景是，老丈人老是愁眉不展，唉声叹气的；並常常为了要在星期一交差的那份坦白交代书搞得心神不宁，魂不守舍。

于是，海民便虚构出了这个故事来。其实故事中的xxx並不是全无此人，他当年是海民大学里的同学。此人一早已是地下党，负责煽动大学生们的反政府情绪以及组织学生运动一类的工作。他与海民有点交情，还向他借过几次车，以便能够掩护着去干些联系工作。海民当然不会知晓事情之真相的。那是在解放了好多年之后，海民才在报上见到了他的那位老同学的名字以及经历介绍，之后恍然大悟。这回见老丈人有难，他便张冠李戴地将xxx的名字搬出来，献计与华老爹的跟前。

华师傅呢？乍一听，还是相当有顾虑的。他说，这能行吗？但后来，他给造反派逼急了，逼急了也就索性破釜沉舟，急中生智地使出了这么一招来了。谁知此招还真管用，非但让华师傅即场蒙混过了关，而且还叫造反派对随心所欲整人这一做法产生了某些顾忌。说，这上海滩的水真深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在哪里就冒出了个谁来。你看，一个黑不溜鳅，毫不起眼的华某人，国民党党部书记没查到，反倒抛出了张xxx大干部的王牌来，杀你个措手不及！不对，瞧这华某人那付沉着应对的模样，非但有“胡司令”撑腰，说不定还有新四军作靠山咧，于是，“刁德一”们还是不能不对“阿庆嫂”刮目相看；是假是真，也都要扮出几分和悦的脸色来了。

造反派的这些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也让华师傅察觉到了。他拿回家来一说，海民就来劲了。他主张运用政治学习会上学到的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乘胜追击，扩大胜利成果”。这一战略方针。

乘胜追击？“乘”什么胜？还“追击”呢。人家不追过来已是一天之喜了——别忘了咱们家是“资字头”！华师傅直摇头。

但海民说，“资字头”又怎么啦？我自己的家庭还不是更大号的“资字头”？但我在单位里边一样是混得好好的。这主要看你如何来应付，来操作，来做人，来不失时机地把握机会。再说了，资产阶级属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毛在他的书中还屡屡提到呢。

从来胆小如鼠的海民，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如此激进起来了呢？是有如下几层原因的：一、他教老丈人的第一招式，一出手，便获得了意料外的成功。此事毫无疑问增强了他的自信——他觉得自己还行啊，竟然还有如此能耐？二、他也很想在他的老婆、丈人、丈母以及他的两个小姨子面前逞逞强，表现一下自己。翠华和翠媚的存在，经常会触动他，这么一个有过无数次与异性接触经验的男人内心的某个最隐秘最易躁动的部份。新婚的热烈期已经过去，又有些惯性了的感觉在他的心中开始抬头。三、他真还觉得像华家那种历史清白，履历简单的家庭遭受如此冲激似乎有点过了；他理应帮助他们争取点什么回来。否则，他家有了像他那么个女婿还不是白有了？

因为有了第一次，这回听到女婿的表态，华老爹便不再作声了。他说：

“哪依你看呢？”

“这样吧。”海民想了想之后，开始发挥。“索性就开口向他们要还间房来。反正现在还留有两间小房没有启封。一旦哪天真有了分房的对象，再想要回来就难啦。你看噢，我们这一家老小的挤一间房，孩子都已长大，而且还是女孩。假如日后还要生活下去的话，这方便吗？——我们自个都快成特困户了。”

海民的提议得到了除了华师傅之外的全家人的喝彩。尤其是翠华和翠媚，住房面积大了，毕竟一切都会方便好多的。

第二天一早，华师傅就揣着一颗惶惶不安的心，冒着可能再次遭人训斥“翘尾巴”的风险，走进了造反队的办公室。

谁知，竟成功了！造反队的答复是：将那两间已经上封，但仍未分配出去的小间中的一间“借你家暂时先用一用”——正式手续当然不宜在现在就办啦。

又下一城！小房间启封的那一天，华师傅专程又去了福州路的那家京菜馆，买了只挂炉烤鸭回来。虽都说味质比起文革前的有所下降，但全家人还是欢天喜地地围桌美食了一餐，重温了一回昔日的美好时光。华师傅和他的全家哪里知道：他们获得了短暂的欢乐和宽松，却埋下了永久的悔恨和祸根。

自从这两件事之后，华师傅，不仅华师傅，就连华太太也对这女婿刮目相看了。他俩私底下说，翠珍找了这么个丈夫，看来还是找对了啊。又说，大十多岁也就大十多岁吧，一般大点年岁的男人才能给女人带来安全感。从此之后，他家遇事，都要找海民来商量。似乎有了海民的保驾护航，文革这片黑海洋就是再深再险恶，他家也可以安全渡过。他们全家都把海民当作是“智多星”了。

然而这一回，连“智多星”也都黔驴技穷了。

那一天傍晚时分，华师傅急急忙忙跑回家来，说：

“快！快！快把海民叫来………”

但还没等海民他们赶到，华师傅已被随后追到的，气势汹汹的造反派队员给押走，带回厂里隔离审查去了。而从此，华师傅再没能回到他的141号的家。（其实说他没回过家也不太准确：他回过来，不过，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回来的。）

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天上海报纸的通篇头条都是关于华东局的革命群众揪出走资派xxx的特大消息。而那位xxx恰恰就是华师傅说他当年救了他一命的xxx。消息说，原来xxx当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搞学生运动时就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勾结上了，他是美蒋特务机关在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埋下的一颗很深很深的定时炸弹！事件当然就非同小可了。你华某人不是自己说认识他，而且关系还非同寻常吗？——这与刁德一从阿庆嫂能不慌不忙地自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救出胡司令的推理逻辑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那就请你华某人把事情好好儿地说个清楚吧。

你叫华某人说什么呢？他压根儿就没见着过xxx。连他那晚匆匆赶回家，希望能从海民那里大概了解一下xxx的外貌特征以及性格爱好的机会都没得着。他又能说点什么呢？

华师傅于是只得支吾以对，问东答西。造反派们问不出个名堂来，就让单位开了介绍信去外调xxx本人。但问来问去也一个样：牛头不对马嘴。xxx说，他根本就没去修过车，当然也就不可能会认识什么华老板李老板之类了。

于是，事件的嫌疑性就愈发大了起来（别忘了：那是个好生嫌疑的时代），好像这回总算让造反派们摸到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了，而假如不顺藤摸它两只大西瓜出来，他们怎肯善罢甘休？他们一级级地往上报，最后，上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毕竟，xxx还算是个能够上级别的大人物）。其实，当时中央文革干的都是些胸怀全局放眼世界的大事，而那一年，又正值“王关戚”小集团扰乱革命大方向的一年，但中央文革还是于万忙之中抽调人手到上海来协助调查，可见事态的严重以及被重视的程度了。

再说回华师傅。这次的华师傅真是被搞惨了。他从来就是个奉公守法之人，不与政治沾边。他历经敌伪时期、金银卷风潮、三反五反、最多么也就是生意场上的涨落与亏蚀，而这些事毕竟不可能深心入肺得太久太深的。再说了，坐大牢总不可能挨到他华某人吧？但这次，他挨着了（在他看来，所谓“隔离审查”不等同于坐牢？）。故此，这种人生经验对他说来是全新的。以前在单位里挨批斗，回到家里至少可以让你缓过口气来。喝上个一盅半杯的，又有华太太和孩子陪在身边给他开解几句，再大的冤屈也有倾吐之处。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非但没有了太太熬的乌骨鸡汤和蛤士蟆汁来增补体力，连个对话的人都没了。白天弯腰遭批斗，晚上将你往阴暗霉潮的防空洞里一塞，连灯都没有一盏——这种日子可怎么熬下去啊？

华师傅被批斗了有多少回，别说造反派们，就连华师傅本人也都记不清了。但他记得有一回，那一回最荒唐。他被押去了华东局的办公大楼，站在台上，充当xxx的陪斗。两个素无谋面的陌生人互相望了一眼，然后一齐低下了头去。谁也不知道谁的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而台下的革命群众，口号声此起彼伏，他们喊道：

“谁不老实就叫他灭亡！”

又说，誓要将他俩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云云。

但真正要了华师傅命的还是那次在上海杂技场的批斗大会。杂技场那时刚造好不久，也算是上海在文革中的一座带点“异化”味的建筑了：蒙古包式的园拱棚顶，内座是梯阶式兼环圈型的，有点罗马竞技场的意思。如此设计形式除了适合表演那些午棍弄棒，飞车叠罗汉等杂技杂耍外，还适合开批斗会：批斗对象往那中心点上一站，不顺理顺章地成了所有看台上观斗者们的“万夫所指“了？那天傍晚时分，当华师傅再度被送回防空洞的隔离室时，他的决心就已下定了。

他找了个理由，向看守防空洞的造反派队员说，他因肚疼需要如厕。就这么，他便从隔离室出逃了。他用他身上仅有的几毛钱（隔离对象允许带有少量的零化钱）去一家杂货小铺买了一瓶二两半庄的“七宝大曲”和几瓶“敌敌畏”药水（文革时期的种种都得不到历史的肯定，唯有一样除外：那便是稳定而便宜的物价）。他携带着这些“作案工具”，熟门熟路地从后窗潜入了凤阳路141号底层的修理车间。或许，他也曾悄悄地上过楼去，到他家的房门口站着，屏神听了一会儿。但他是绝不忍心去打搅他妻女们的睡梦的。后来，他又蹑步离开了，没人察觉他来过。也或许，他曾单独的在那间堆放了许多机械和工具，充满着机油味的车间里坐了很久、很久。回想着他的一生，他是如何创造这一切，又如何失去了这一切的。他曾在这里辉煌过，得意过；如今，他也要在这里作出他人生的最痛苦的抉择。这里是他的天堂与地狱！应该这样来说，这一切很可能都发生过；但这只能是我们事后的猜想与臆测；所有这些不再会有意义，其真相已随着华师傅，这么一个老实、本份而又勤奋的生意人也是劳动者的离世而永远消失了。

后来人们见到的现场是：一只空酒瓶和四只空药瓶东倒西歪的丢弃在地上。人们只知道：他应该是在下半夜里的某个时辰一口气喝下了这几瓶液体。然后，然后他去了哪里了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当然，再后来，一切也都真相大白了。但在当时，为了华某人的失踪，造反派内部也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辩。有人认为：要犯潜逃，这是重大事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主张立即在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张贴捉拿通缉令，捕其归案。但也有人觉得暂不须为此劳师动众；在情况还未明朗前，应当先与专政机关取得联系，同时还可以在本单位内部悄悄地进行排摸侦查，以免打草惊蛇，云云。但还是那位当时曾警告华某人不许“翘尾巴！”，“不许放毒！”的造反队头头的政策水平高，他一挥手就平息了争论。他说，此事不是应该通知政府机关，而是应该立即通知华某人的家属，先让家属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以能有个思想准备。因为毕竟，人是在我们这里失踪的，而其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这种做法可进可退，我们单位不宜承担太大的责任风险。

先通知家属的决定看来还是对头的。至少，此事第一丝线索的察觉还是靠了华太太。那天晚上，已经丧魂落魄了好几天的华太太突然发现141号底层的那扇后窗有被撬的痕迹。而且，窗台厚厚的积尘上还留有几只明显的鞋印。这是她熟悉不过的鞋印，立即，她整个人就瘫软了下去。邻居们见状都不知发生了何事，急忙跑去她家，把带病在身的翠华叫来（翠媚不在家：她还是很少着家的）。

华太太在床上苏醒了过来。她虚弱地叫道：

“快，快去叫海民来。”

于是，海民与翠珍便赶了来。华太太又说：

“快，快去通知老华的单位………”

单位里来人了，他们打开了车间的大门。便发现了我先前交代过的那一幕场景。但人呢？躺在床上的华太太再一次将虚弱万分的手举了起来，她说道：

“那台千……千斤鼎……！”

那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制造的“千斤鼎”“叽叽”地叫唤着，将华师傅的躯体从地底下抬升了上来。人们发现：尸体已经全身发黑，且已肿胀不堪。当时，作为家属的华太太已经虚脱到根本无法再站立起来了，而翠华则说她害怕，也躲在了家中的一个角落里瑟瑟发抖，不愿露面。翠媚仍没回家，我与薛强当然更是名不正言不顺，不可能到场。在场者于是只剩下了海民与翠珍两个。据说，当时的翠珍的脸色转成了死灰白，她用冰冷的手指死命地抓住了海民的手，她的指甲差不多都要掐进他丈夫的皮肉里去了。但他俩谁也没哭没叫，他们保持镇定，保持冷漠。因为尽管父亲死了，但他的那顶阶级敌人的帽子仍是戴在头上的，他们必须明白一点：他们与他之间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界线，这是一条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踩过去的界线。

华师傅死早了半个月。半个月之后，专案组的结论便正式下达了：华某人与那个xxx的大干部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与瓜葛。但又能怎么呢？“敌敌畏”已经喝了，人已经死了；而单位负责人更强调说，他们还是很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嚒，在华失踪的第二天，他们不就已经通知他的家属了？一切无话可说。

但说是这么说，单位方面还算讲点人情味。经研究，提出了两条弥补方案：一取消华某人“畏罪自杀，自绝与人民”的结论，改为“自然死亡”（此点属“政治平反”）。二考虑到华家因住房遭紧缩而造成的实际居住困难，决定将一间现已暂借予华家使用的房间办理正式的归还手续，并再启封多一间小房作增配之用。而这，不正体现了我党一往以贯之的给出路的政策吗？“当然！当然！”代表了华家前去单位聆听组织上有关决定的海民又将他那招牌式的笑容挂在脸上了，他的双眼眯了一条缝。他说：

“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极尽溢美之辞，代表华家上下对此决定感激涕另了一番。

华师傅的枉死至少给华家今后的生活形势带来了如下几点变化：一是华家的住房条件得到了稳定的改善。二是在一个没有了男人的家庭中，海民理所当然确立起了他的一家之主的地位。三是可怜的翠华的病情愈发严重了。她本来就罹患一种精神类的疾病，而那次事件对她精神系统造成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她已开始变得有些无法自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