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不过，那一天的蟋蟀比武会，我倒真是遭了个“滑铁卢”式的败局。

比武会是在16号门前的台阶上进行的。大家背靠着石麒麟，盘腿席地而坐，然后摊开了盘、罐、网、筛、竹管和蟋蟀引草等一套家伙，拉开了决战的场面。

连一只“星级”蟋蟀都没能捉到的我手头上尽是些刚出土不久的嫩头，第一回合就让樊癞疤的那只凶狠狠的“青头大王”咬得满盆乱窜。“青头大王”骄傲地抖撑起后腿，张开双翼，嘹亮地叫唤着庆贺胜利，继而再一个回马枪，将我的那只嫩头“一夹子”撵出了盆外。

“哈——！”小伙伴们一个个都变得兴高采烈起来，又跳脚又拍手，还以电影《上甘岭》中的战斗歌曲助兴。

“来！待我将它朝空中掼三掼后再来斗过！”吊眼皮眼明手快，一把将那只已被撵出了盆外、正准备伺机逃逸的“败将”蟋蟀捉住，握在手掌之中——根据顽童们的经验，蟋蟀有点像人（还是人有点像蟋蟀？），斗败并不是结局，在晕头转向之际仍会有一股不顾一切龇牙厮杀的拼劲与傻劲的。

“不，”不知怎么地，我有点不忍心将一只斗败的蟋蟀再次投入一场残酷的厮杀大战，“还我，”我说。

吊眼皮愣住了，而刚刚准备盖上盆盖，说要让他的那只青头大王先养养牙，等明天再来拼杀的樊癞疤又转而盛气凛然起来，再度掀开盆盖，叫道：“哪能？斗就再斗过——阿拉勿吓侬格！”

我从吊眼皮手中接过那只可怜的蟋蟀，一个手掌倒铲的动作便将它放生进了16号石库门的门缝中去。

第二天我来听了听，它正在16号的天井里欢唱呢。下个星期还一样，下个星期的再下个星期，下个月的再下个月，根据嗓门判断，应该还是它。直到大雪纷飞，冰棱垂挂的日子来临，它的歌声才沈寂了下来。然而，第二年的秋天以及第二再第二再第二年的秋月当空时，16号的天井里总有蟋蟀们此起彼伏的歌唱——我相信应该都是我当年放生的那只蟋蟀的后代。

1966年初秋，那个一切牛鬼蛇神，一切鼠辈虫类，当然也包括一切蟋蟀都要被革命的铁扫把扫进历史垃圾箱的时代与季节。

其实在文革之前，我已有若干次见到过她母女俩的机会，两个相依为命的苦命人，总是女儿搀着母亲的手臂在一些最不引人注目的街边墙角走过或拐入。母亲的表情依然矜持，女儿却愈来愈抖落出一副标致的长相：白嫩白嫩的腮帮上始终染有两片淡淡的粉晕，白皙的手臂，白皙的腿肚细匀而优美——尽管社会不愿意，然而造物主似乎对另册人类并不存有偏见。

她们总企图用目光来避过一切人，包括两三次恰好与她们对面相遇的我。只是我太敏感地感觉到，互相对面相遇的刹那间，那当母亲的总会存有一种自眼角间瞟我一眼的冲动——像极了，就像那次在午餐会上的她。

说着说着就到了那一天。那一天在本来就窄小的弄堂中间搭了一座简易的批斗台，木箱加板凳以及从木材厂借来的若干高耸的木棍间拉扯着一条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横幅。

范女人被揪上台的时候，是反绑着手剃着阴阳头的，半边看上去像她，另半边看上去像个美丽庵姑。她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毛蓝布衫裤，一双方扣牵绊布鞋。一大堆从废品回收站收集来的女人的破布鞋和男人的烂皮鞋长长一串地吊挂在她的颈脖上。

其实，在那个年头的那一个金阳灿灿的季节，谁家还能没点儿担惊受怕的事？谁因此还有情绪去感受大自然，感受艺术，感受一幕幕美妙的人间活剧包括一场连一场的批斗会？尤其是“前排洋房里个人”，一般都很少有出来观看他人批斗会的心情。这次之所以会是例外，尤其是那些女人们，大家奔走相告，义务传播的缘故是：批斗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范女人。

就说是潘家姆妈吧，她家也刚被抄，整条整条的“邓录普”被滚走，整听整听的“德土古”被运走，二楼的正间被封，潘家伯伯也被押去单位接受审查，就在如此心境之下，我居然也能见到站在后排角落中的她。她两手互绞成一团地踮脚朝台上望去，她的眼中未退的惊恐与新生的好奇交织在一起。

而我家的情形绝不比他家的好。抄家的飓风刮过，小庭院中的那棵每年五月都会在枝头开满花朵的石榴树被根刨，金鱼缸打烂，荷花池抽干，连客堂间的地板也都在要掘寻“黄金与美钞”的借口下而被撬起，家中的那只老花猫惊恐得“嗷嗷”像哭喊似的嗥叫了整夜。那时的父亲早已去国外谋生，我与母亲被禁闭在三层阁上，而整座后晒台都堆满了所谓“四旧”的罪证以及我父亲留下的大堆大堆的“毒草”书籍。

我们惟一能走动的地方，就剩下后晒台了，在书籍与杂物之间活动活动筋骨，有时抬头望望，一样是天高云淡的秋空，呼吸一口从后弄堂里飘来的自幼就呼吸惯了的那种气息。鸽棚也被拆了，鸽儿们飞走的飞走，被捉去宰了的被捉去宰了。有一只最有灵性的飞停在对面的屋顶上，望着被毁了的“家”，“咕咕咕”地叫唤着，迟迟不肯飞离。世界怎么啦，我感到自己在突然之间长大了，并正在告别自己的童年与少年的岁月，一缕说不清是悲哀还是坚定的双重感情从心窝里升起。

如果说到抄家斗人，并不是把个个人都会搞得愁眉苦脸心惊胆战的，也有亢奋非常的一群，他们佩戴着红袖章，敲锣打鼓地骑坐在三轮黄鱼车上，唱着“造反有理”的革命歌曲，从这家抄斗到那家，仿佛在享受一个欢腾的节日。只是能到达此层境界的人，“前排洋房里”的人一个都找不到，后弄堂的住客们中还算能数出一些来，诸如弄堂口的小皮匠，治保主任张妈一家，还有那个当时一提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恨得牙根痒痒，当然事隔多年后的今日回想时不过付之一笑的樊癞疤。

其实，我家被抄，假如不是他应是可以避过这一劫的。原因是父亲一早已脱离了大陆的工作单位，母亲也已退休多年；但万万想不到抄我家的“革命行动”是由樊癞疤带领的一群红卫兵完成的。说来，他还是我的同班同学。“捉强盗寨”的多少年后大家又被统配到同校的同一个班上了。我看见小时候的伙伴兴奋地上前去亲切招呼，没想到他脸色苍白地低着头，斜视了我一眼，一副从未曾相识过的模样，叫我自讨了个没趣。他出身好，老师说他根正苗红，就是学习成绩不太理想，老弥留在升级留级之间直到文革爆发。

他，于是便完全变了个人。一顶军帽，一身军服，一双军球鞋，与正规的军人也只有两片红领章的差别。他整天忙忙碌碌地奔进奔出，他的手中始终握着一本红宝书，一遇争论，便能马上从其中找出对应的章节来，准确而有说服力，让人见了不禁肃然起敬。

他觉悟很高，他说，像前排洋房里吴家这种没有所属单位的人家，这种遗老遗少的社会暗角，我们不管，谁管？我们不去打扫干净，谁去打扫干净？而吴家的那位所谓“少爷”，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灵魂不触及，谁的灵魂才该被触及？他又念了一段最高指示来增加他的论据力度：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于是，敲锣打鼓的抄家队伍便光临了。

最令我不能忘记的是我家的那只深棕色桃花心木的玻璃书柜，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最喜爱的一件家具，里面装着除了全套的《红楼梦》、《史记》、唐诗宋词外，还有老托尔斯泰文集，巴尔扎克、雨果文集以及左拉和大小仲马的部分名著。就在樊癞疤斜乜着眼的一声阴沉沉的“推！”字中，书柜就被五六个青壮大汗一、二、三地给推倒了。随着一声巨响，书柜散了，玻璃碎了，书页飞了，那也只能作罢——谁叫这些都是些“四旧”的证物？惟有那把我最心爱的小提琴，看来，我只能求他了。我说，看在我们童年的交情和老同学的份上，是不是把这只小提琴……？

“嗯？”他始终斜低着的头自一个角度抬高了起来。

“这只是一件乐器而已，没有什么阶级性，”我喃喃地说着，尽量地摆出一种轻松的姿态并与他们保持着一致的革命立场，“我们也一样能用它来演奏革命歌曲……”

谁知不提不要紧，一提倒反而使他异乎寻常地激动了起来，他苍白的颊上飞来两片醉红色，“没有阶级性？哼！能演奏革命歌曲！”他立即举起琴来，“——就砸烂你他妈的狗头！”他把琴狠狠摔在地上，再踩上一只脚，“金钟”提琴“吱吱”地惨叫着，裂开，露出了白肚。

然而此刻，当我在后晒台上来回走动时，书籍与杂物已被运走，黄鱼车上的锣鼓声又从弄堂的另一个方向传来。16号的那扇后窗敞开着，窗洞间撑出两面红旗来，一面写着“xx木材厂革命造反队”，而另一面上则是“xx中学卫东红卫兵团”。从两面竖飘的旗帜之间可以瞥见那块被打的稀巴烂的椭圆型的化妆镜。

我急忙奔下楼去，全不顾母亲在背后的大声叫唤：“别人家的热闹不要去凑！别人家的——”

果然又是他。

樊癞疤的那张苍白的、汗涔涔的脸在黄鱼车与批斗会的台前台后闪动着，认真地指导着一切大会的须知和细节。甭说是同级同班的我，就是比我们小了五级的范小妹家的事也有他的份？究竟是他的阶级直觉告诉他做好出身不好子女的工作，让她与其家庭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是他义不容辞的神圣革命使命呢，还是因了他老子是斩肉的，故而他便天生拥有了一个可向一切人开刀的红色遗传呢？这倒是个过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仍未找到答案的悬疑题。

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会的台下站满了心态各异的观众——包括我。批斗会的高潮是随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跳上台去，对着被批斗对象“啪啪”地抽了两下耳光而开始的。这是个穿着一身女军服，扎着一条马尾散辫的姑娘，白皙俊俏的脸蛋酷似她的母亲。

她的揭发自然会很有说服力，而且很系统又头脑清楚——显然事先是接受过某种教诲的。她用激昂的、那个时代惯用的大字报的语言诉说了她的那个坏分子的母亲如何在那间八米见方的房间里与一个又一个的野男人做出的种种***事件的细节，其中居然还包括她母亲工作的那家木材厂的某厂长。每当要干这种事的时候，她就打发我去睡地铺，他们都以为我睡着了，但我醒着——醒着！！她无比愤怒地说，这是对革命后代的腐蚀！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我要与这坏分子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

她投入而生动的发言，让台下众人听得刺激、紧张又兴奋莫名，竟然到该呼口号时都还保持鸦雀无声状。还是张妈首先清醒过来：“打到腐化堕落分子罗玉芬！！”第一次，我算是知晓了范女人的真名实姓。

张妈说，今天的批斗会开得很好很成功，不仅批臭了坏分子还挖出了走资派。她还表示革命阵营愿意接纳范雪伊同志作为一名坚定的成员，于是，我也第一次知道了范小妹的真姓实名。

三十五年后的那次，我的确真有过究竟是唤她范雪伊还是罗玉芬的选择之间的某种冲动，但就在犹豫时，她已长发一甩地将偷偷睨我一眼的目光又持平了，我唤出口的最后一丝勇气，也消失在了只是抖动了两下的唇片上。

使我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手牵着的也是一个八九岁的女孩，童花发型，手中抱了个长绒毛的公仔。我一下子迷惑了：她就是她？她也就是她？她以后会不会是她？而她以后会不会又再是她？范雪伊是她的名字，还是她的？那罗玉芬呢？似乎，那个遥远如梦镜一样的名字总应该是与“雪”与“伊”带给我的感觉相吻合才对。

而樊总，现在已经是个肥头胖耳的家伙了，身高马大，脸色不再苍白，眼神满怀自信地直视着你，绝对也不斜乜一丁点。癞疤？我不知道小时候是如何给他取了个绝不合适也不公平的绰号的，他梳得乌油溜光的发丛间哪来什么癞疤？他的外貌与他的地位是相吻的，当他在一个社交场合突然兴奋地跑上前来双手与我紧紧相握时，我，真是大吃一惊。“吴作家！”他兴奋地叫喊道，“早就听说阁下的大名了。我到处同人说，他不就是我老同学的那一个吴某某吗？他还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玩伴呢——怎么，不认识我啦？”

他坐下，将手那么不经意地靠弯在椅背上，一副大人物的架式。他说，他毕业那年请求去黑龙江边境打算与苏老修大干一场的决心书是用血来书写的。（虽然，我至今仍在怀疑：以他当时的脸色之苍白，书写血书是否合乎情理？）唉，他说着说着就感慨万端起来，还是你老兄有眼光，有远见，什么反动学生不学生的，去他娘的，不理睬它！待分配回家正好让你有了寒窗十年的大好机会。时机一到说声“拜拜！”便去了香港大展拳脚。真的，我们都比你晚醒了十年哪——整整十年！那年兵团闹回沪运动时，我已打听到了你的下落，全班老同学聚在一起，对你是羡慕又感慨，人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你是君子受屈十年出头啊——你不怪我当年的无知吧？

我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但我去香港的时间也就在你走了之后的再十年。是吗？当然是啦！他哈哈大笑起来时，除了在眼角上放射出很多条令人印象深刻的粗皱纹外，倒是相当有些大人物们非凡的气势了。当年范大块头范老板因此而遭难的这份派头偏偏如今又吃香起来，并且还遗传给了那个不太相干的他来继承一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中国特色式的发挥。

渠道不同，但可以殊途同归么。我是在十三年前代表上海xx进出口公司的驻港机构在香港长住下来的——我的老丈人当时还没退下来，是主持该局常务工作的局长。

噢，是这样。

你不要看噢，我现在也是香港的长期居民了，同你一样，身份证上有三颗星。再次的大笑，再次的粗皱纹，再次的气势不凡以及肥头胖耳在笑声中的大幅度抖动。公转私，私转公，我现在是代表我自己在境外的公司回来与上海方面谈合作项目的；太太坐镇那一头，我回来穿梭之外还要在这里，嗯！——他做了个莫名其妙的台底移物动作，意味含糊。

我想我的眼中一定是露出了某种钦佩的神情，装也得装一装么，在这么多年后的这么个意想不到的场合遇见这么位老同学。

比起那些黑插兄与下了岗的老同学，我还不算太差吧？——allrigh？他突然将头侧向一边，说了句英语，叫我吃惊不浅。

ye,ye,allrigh，我只得结结巴巴地点头称是，除了点头，我干不了什么。

只是忘不了雪伊啊。

雪伊？噢，是的，是雪伊。忘不了？噢，是的，忘不了。

其实，我第一眼认出的（还是认错了的？）就是他身边的她。当我像被钉在了原地时，他便已哈哈大笑着，伸出两只大手掌迎上前来与我相握了。

你也看上她了？他的笑里藏着一种狡猾。看上她就告诉我么，你有名有利有地位，她会喜欢的。我不在乎，她也不会在乎，已经这么些个了，还在乎多添一个？

什么？！我有些愤怒又有些胆怯更有些迷惘，我还有一种有口难辩的慌乱。一个生活在三十五年前的她，一个活脱脱的她，一个悲惨的她，一个因此才会令人如此盲目地沉醉于其中的她，一个甚至令我与太太作爱时都常会走神的她——

她，她呢？

谁？

我只是用眼睛凝视着他，决定采用无声来代替有声。

噢，死了，死了好多年了，他说着，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他的眼神望向了别处，而且又开始有些斜视起来。只有在此时我才复活了他从牙缝中挤出个“推！”字来的记忆。

不能忽略这个记忆中深藏着的某种潜在动能。这正是那次在正式晚餐开始前我决定离开的根本原因。室外天色还早，是五月的春末的黄昏，天气有些闷热也有些潮湿。

我下决心了，我要回到某处去，或者说要倒回时光隧道的某段中去，我要证实一些梦与非梦间的剪裁图像。

我是疯了还是傻了？我一块砖墙一块砖墙、一道砖缝一道砖缝地查看。我坚信自己一定是有些记忆遗失在了那里，诸如樊癞疤与范小妹同睡一张棺材的“宣传画”。我告诉自己说，所有这些只是对我太珍贵太重要太不可缺少了，它们或者会像一个心理精神科医生催眠他的病人一样地有助于解开我的某个精神错结。

我走到潘家后门口时，天空还有些微光，四周的电灯却已开始陆续放射出光芒来。一切没错，就像我在梦中常见到的那般，潘家的两扇后门只打开了一半，一对穿着入时的青年男女推着一辆“霸伏”轻摩托站在门口谈话。他们很诧异地望着我大明大白地走入潘家后门。这人是谁？他们在想；而他们又是谁，或是谁的谁？我在想。隔代间的互相好奇只是在此时才有了在时光隧道间重逢时的那种光阴重叠的效果。

一个头发蓬乱的驼背老妪颤颤巍巍地拄着杖在天棚射来的微弱光线中站着，她白花花的发丝有一些逆光的晕味。

“潘家姆妈——”我用自己五十岁的声音叫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