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次，我从上海返港后去公司上班的第一个早晨，总会遇到那张脸，那张搽白了粉的老女人的脸：我托你的事办了吗？办事？为什么事？记忆从一个不显眼的角落提醒说，好像真有一件什么事她要我办的，但我已忘得彻彻底底，竟连立马找一个诸如此事我也真是在某一天去办过，不巧那次正好如此这般的借口来搪塞一下也缺乏服人服己的理据，于是，我只得讷讷地站着，想来脸上的表情也已清楚地告诉了她：此事我已忘却。

唉，白脸叹口气说，我知道你也记不住，这种小事……不过你是经常回上海去的，下次摆在心上就是了，辣菲德路马思南路口，只要你有便经过——

“噢，我记起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抢下了她的话头，“那是‘美专’的旧址，还有卡尔登戏院侧边的国立音专。”经她这么一提，记忆便立刻带我回到了那个她曾郑重拜托我的瞬间。

“美专在法租借，我在她的音乐系学钢琴；而音专在英租借：梅白克路，大光明戏院后面的那条路呢——晓得口伐？”粉脸笑了，为我能准确地说出一家戏院遥远的英文原名而笑。但由笑容犁开的皱沟令白粉光滑的边缘出现了塌方式的肉红色隐纹，倒叫她的面对者感到了些许难堪。

“那条马路现在叫作黄河路，”我将目光避开了她的那张脸，说，“这是上海有名的食街，开满了个体饭店，一进入晚上便灯红酒绿地通街点亮，人来车往，水泄不通，霓灯歌舞，通宵达旦。”

“我可不管它现在叫什么，黄河也好，长江也好，反正那时叫梅白克路，是一条很安静的马路。周围有不少外国人经营的酒吧和咖啡馆，大光明戏散后，雅座里便坐满了对对情侣。”说话声停顿了有一刻，但在我还没能收拾起勇气来面对那张面孔之前，它又重新响起，“每星期三和六的下午，当我结束了声乐课走出校门时，他总站在路的对面等我，笔挺的条纹呢西服领上斜插着一朵白色的，而手中却握着一枝红色的玫瑰。见到我出现后，他便会横过马路走上前来，将花交给我，并轻声地说一句‘mydarling,imissyou（亲爱的，叫我好想你）……’于是，两颗蓝翎脚踏车便一前一后地飞驰上了幽静的静安寺路。那时的上海路上人很少，树阴又特别浓，下午的阳光是柔和的，金黄色的——上海现在的阳光还那样么？”她的叙述突然没头没脑地转变成了一句对我的发问。

上海今日的阳光该怎么来形容，并不是一个我能立即答全面的问题；然而，这只故事，我却听过不下百回了。故事中的那位“他”便是她的首任丈夫——她的美专同学，一位来到上海学西洋美术的泰国华侨。至于时代背景，那是在孤岛期前后的上海。周围战争风云密布，处于飓风风眼中的上海租界却在享受着短暂的阳光的温馨。在法国公园的大草坪，在兆丰公园的碧湖面上，年前的人们继续着三十年代上海繁华全盛期的记忆惯性，黑丝领结，白纱飘裙地沉浸在年华允诺给他们的奢侈中，浑然不觉岁月已在前方如何狰狞地等待着他们。

爱伦黄便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然她那条疲惫的人生航船现在是暂泊在我们公司的港湾里，担任一位收入稳定的钢琴师，但谁也说不定的是：她哪一天又会一咬牙一跺脚地将船驶出港湾去重经风浪。其实，爱伦黄这个名字就有些古怪，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件中西合璧的产物——时代以及姓名的拥有者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性格的痕迹。爱伦是西洋女子名ellen的译音，“黄”当然是姓，但却模仿着西洋习惯倒过来念的。然而有一天，公司却收到了一封收件人为“黄凤仙”的信函。函件寄自香港的一家专打遗产官司的律师行，且还是急件。正准备退邮，我说：“先问问爱伦黄吧——看看同她有没有关系。”

我如此提议的原因是：大半年前她的第三任丈夫刚刚去世，虽然他是个据说会是经常对她犯点儿精神虐待症的丈夫，但她还是又挂黑纱又戴白花地折腾了好几个礼拜，而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如今她死了丈夫，她很不幸，她很悲伤，同时，她也因此而恢复了自由身。

爱伦黄之所以说所为经常是藏有某种双重涵义的，有时别人一点即通，她却仍要执意地演绎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见听者们都忍受得实在不能再耐烦下去，而终于在某次将她的隐义彻底捅床，她才肯停止表演。但有时，涵义却模糊不清地把旁观者的思路都不知引向了哪条理解的死胡同里，她却煞有其事地一经声明之后便从此守口如瓶。比如说此回的“黄凤仙”，没人特意去琴房将函件交给她，她是在课隙的时间里出来走动一下时才发现了那封并不太显眼地摊放在了收发柜面上的律师楼函件的。

她随即一把抢在手中，并迅速地将信的封面翻了个倒转，周围一阵环视，之后又悄悄地潜回琴房里去了，据说脸色都有些发白。好就好在这么多年同事，大家对她性格的脉络与分布多少也有些份数，再说在香港，谁也不会有对她隐私产生兴趣的必要和时间。然而，几个时辰之后，她却重新补了妆，再次自琴房中神色淡定地露了面，并趁着同事们也有不少个在场的机会，郑重其事宣布说：黄凤仙不是谁，黄凤仙正是她本人的原名——但哪又怎样？哪没啥可大惊小怪的！这一天也快到了，你们不要以为我爱伦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到时间大军一到，工会党组一成立，就会有人去告密……

告密？告谁？又向谁告？再说，“黄凤仙”与“那天”又有什么关系？“那天”又是指哪天？同事们面面相觑，等她再度回琴房上课后，才捧腹了好一阵。

但对于我，承蒙她总还另眼相看。这不仅因为我是这里的老板，而且还可能因为我不常笑她，总认定她那性格与举止的背后应该是藏着些什么可靠理由的。

“黄凤仙”信件后的没几天，果然，她又找了个无休的机会来向我作出当面解释了。她是个一旦作出了解释的决定后，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她都要将准备好了的话吐完而后快的人；然而对于我，这只是对她曲折的人生故事又增多了一节发黄了色彩的伸展部而已。

她说，她是姑苏人，却生在上海。那是二十年代之初的事了，租界刚成立，人口还很稀少。她童年的记忆是有一条叫作“四明里”的石库门弄堂，刚造不久，簇新的朱红色砖墙上镶饰着整齐的水泥灰线。弄堂很宽敞，还有大铁门与看更人。那时的她大概只有三、四岁，净面乌发，伶俐乖巧，十分逗人喜爱，而“凤仙”就是她的乳名。再之前？再之前，他们应该也是从上海某处搬来这里的，反正，她只是听说自己在半岁的时候死了生母，而这，可能便成了她日后坎坷人生的始端。尽管她可爱，活泼，但早已被深深烙刻上了“克母”的罪名。父亲再娶，四明里可能就是他再筑的爱巢。当律师的父亲那时还不足五十，但已是缎袍瓜皮帽，手杖山羊须地呈现出一副准老人的模样。继母当然还很年轻。她所记得的是父亲的那对老不敢正视她的无奈的眼神以及继母的那条嫩白粗壮的手臂，拧着她的耳朵，将她像小鸡一样地仍锁进一间晚上不着灯的亭子间里，任她哭喊，没人感应答或伸以援手——这是在许多许多年之后，当她第一次读到夏洛蒂的《简·爱》时才放声大哭出来：她，实在太像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啦！

她便这么地长大了，且升入高小班了。那年的深秋，在一个冷雨淅淅的晚上，她被从梦中轻轻摇醒。父亲就站在她窗前，极其温柔地望着她，无言。“爹爹，……”

他摸出一包银元，沉甸甸地塞到她的枕底下：“……都已经交了钱了，从明天起，你将搬到学校去住……”

“搬到学校去住？住几天哪？”

“不，这是……是寄宿学校。”

她睡梦惺忪的眼睛困惑地望着父亲，两颗豆粒大的泪珠从父亲的眼眶中滚出来，她突然明白了一切，疯了一般地抽身拔被而出，扑进父亲的怀中。她无力的小手死命地掐进父亲瘦骨嶙嶙的肩胛里，像溺水者抓住了一条漂浮而过的稻草：“爹爹，你别摔弃了我啊，你别……！”

她嗅到一股强烈的油脂味从父亲的领颈间蒸发出来，父亲的两块胛骨剧烈地颤动着——这是他无声抽泣的背部动作。

第二天一早，一辆挂着黄铜马灯的人力车便将她连同一只小皮箱一起载去了学校。她从此再没回过家，也没再见过他——直到她快近二十岁了，连第一次专场音乐会都轰轰烈烈地开过来；甚至在泰柬边境的那片农庄里，接到一份“父亲危速归”的加急电报时，她都抗拒这样做。她恨他，当然她也爱他；但她对他的爱平衡不了对他的恨。多少年后，那种脆弱的父爱，那种自父亲那儿缺给了的安全感都转化成了另一类需求而向她伸出了始终不肯缩回的，索讨的手。她渴求通过婚姻来满足，来获取——这便是她一生都在寻找，都在选择，而又都不决的原因，当然，这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