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正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6 01:00
|本章字节:6240字
十二
香港的管治形势和管治班底是在晓海入狱一个月后发生巨变的。白发的董特首因“健康理由”下台,而戴花领结的曾特首则意气风发,粉墨登场。说起曾特首,他有一个外号,叫“波呔曾”。事缘他从不戴领带,而老喜欢系一条花领结(波呔)在公共场合亮相。日长年久,他便为自己制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公众形象,让人们的记忆突出而又鲜明。
从前,“波呔曾”和“陈四万”是一对颇为默契、投合的政治拍档。“陈四万”是一位女性;陈是她丈夫的姓氏,她本人则姓方。故,对她的标准称谓应该是“陈方女士”。但为什么又“四万”了呢?原来,在港式粤语中,“万”字是作量词使用的:数量的量,质量的量;而“四”则为定向词,表示“四面八方”之意。就像波呔曾老爱打领结,陈方女士露面于公众的形象就是她那招牌式的笑容:灿烂,动人,而且明媚如春日的阳光。那种笑容始终挂在她的脸上,无论是在台上、街上、餐厅、剧院、她都坚守这同一种笑姿,且频频向四周围的市民点头示意。于是,“陈四万”的称呼便自然而然地流传了开来。由此,港人对于公众人物起浑名的市井幽默也可见一斑。
港英政府时代,除了象征性的港督之位由英人“肥彭”出任外,日常的具体事务都由“陈四万”和“波呔曾”配合来处理。他俩一个任政务司,一个任财务司,撑起了港府的几乎大半壁江山。进入特区时代了,根据中央关于香港事务也要坚决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方针,这种行政主导的管治模式仍然保存和延续了下来。唯一不同的是:象征人物由“肥彭”换成了“白头董”。那年,九七回归大典的情形人们仍然记忆犹新。港府的公务员队伍就是由“陈四万”带领,“波呔曾”紧随其后而登上台去的。他们一行人在众目睽睽和千百只电视摄像镜头的对准下,用生硬的粤式国语逐字逐句地念完了全篇的效忠辞。之后,“陈四万”仍做她的政务司,而“波呔曾”则做他的财政司,一切也都相安无事。
然而,假如你以为“陈四万”老是挂着这么一张笑脸,她便是个一团和气,专门掺和稀泥的老好人的话,你便大错特错了。别瞧她是个女流之辈,但自幼便接受正统英式教育的她骨子里是个格性坚强,作风硬朗,观念以及理念都坚定得几乎不可能被同化的政治人物。她是个颇有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式的“铁娘子“办事风格的女性。
这便注定了当年能与“肥彭”合作无隙的她不可能不与“白头董”在特区管治的理念上产生分歧。她因而提出了请辞:这是发生在2001年年底的事。但“波呔曾”的处世风格不同,他耐得住,他是个识时务的俊杰。他波呔照打,英式管治理念尽管坚持,但也收敛了不少。他韬光养晦,他留了下来,且一肩双挑,担当起了“陈四万”和他自己的两付重任。他的忍耐终于有了回报,2005年年初,当中央的领导班子也刚完成了第三代向第四代过渡的程序之后,他也媳妇熬成婆了。他当上了特首,且被新的中央领导人明确告知说,你完全可以放手去干,可以按照你的管治理念来治理香港,中央信任你,也毫无保留地支持你。其实,一直到那关键的一刻来到之前,他都刻意保持姿态低调,政治中立。而在这之前,不少西方传媒都将“陈四万”比喻作“香港的良心”。如今“波呔曾”上台了,幽默的西方杂志刊登了这样的一幅漫画在它的封面上:画的中央放着一张餐桌,桌子上摆着一盘“香港良心”。而于其一左一右的桌之两端各坐着“陈四万”和“波呔曾”的一幅剪贴相,他俩手执刀叉,望着盘中餐,眼光碌碌,垂涎三尺,时刻准备进食。
说说,我似乎又有些说跑题了。但这一次,我想,我没有。在重新进入我们的正题前,对于香港的社会背景及其变迁细节的某种交代,我想,还是有其必要的。
再继续往下说。一旦大权在握,“波呔曾”果断的处事作风便立即显山露水了。特区政府与特首的个人民望评分迅猛上升,这是香港回归后的首次。他重新任命政务司,行政会议成员,提升行政会议与区议会的参政功能,并以此来削减“白头董”时代问责官员的实权。如此操作平稳而且水到渠成,令反对派与赞同派都说不了什么。又过了几个星期,突然就传出了律政司也因“健康理由”打算请辞的风声。风声还说,新的律政司长的人选其实曾特首的心中一早就有腹稿:这是一位来自于草根阶层的某大法官,某大法官长期留学欧美,具有很强的现代资本社会的律政意识云云。虽然此事在我结束这部的写作前好像仍没见有一个尘埃落定的结果,但坊间传言似乎已将其弄了个甚嚣尘上,言之凿凿的样子。于是,这段香港政坛的风风云云便接上了我的这篇人物的主线了。那一天,我正坐在公司的属于我个人天地的小小办公室里纳闷和犯愁呢,就听得公司的营业大堂里好像有些异样的动静传来。其实,我的纳闷发愁已有一段不短的时日了。自从晓海罪成入狱,“盖棺”且又有了定论后,我的精神压力就日重一日起来。这压力不仅来自于公司的女性同事,也来自于我的家庭和妻女。将这么个有性心理变态的人继续留在公司为人师表,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有点说不过去。再说,你不是自己也表过态吗?说当时是因为事件还悬而未决,谁也不能肯定谁一定干过了些什么或没干过什么;又说,等到事情有了个结论后再作处理也为时不晚。哪现在呢?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吧?尤其是那位管人事的小姐,望着我的目光非但古怪,还常常带着一种芒刺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过敏了?)仿佛那件不光彩的事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合谋者似的。
我在我小小的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外间营业厅里的异动声变得愈来愈明显了。但我懒得去理它,我连自己还烦不过来呢。我终于下了决心了,我准备找那位管人事的小姐先谈一谈,看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假如实在不行了,也就是怎么来的怎么去。而假如被人说成对朋友“落井下石”怎么办?哪,哪我也只能认了。
我推开了办公室的门走出去,走出去来到了琴行的营业大堂里。我见到晓海就站在那儿。他穿的那件polo的恤衫和米黄色的休闲裤就是他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应聘时,也是他站在法庭的被告栏中穿的那同一套。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肩上背着一架琴。他的神态有点憔悴,脸色也清白消瘦了许多。但他笑眯眯的,一朵笑容开放得十分灿烂。我一下子呆住了,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再看;不错,是晓海。他当然明白我见到他时的惊讶,事实上,在场的所有人:同事、家长、学生,当然还有那位管人事的小姐,都用一种惊讶不已的目光望着他。他向我这边走过来,并卸下了挎在肩膀上的提琴的琴盒。他将它摆在了三角钢琴的琴盖上。他说他现在已经没事了,已经一切恢复原状了。因此,他又可以来琴行教琴了。他一边说还一边将琴盒的盒盖打了开来。我的那位黛安娜王妃,他笑而说道,你还没有见到过她呢。所以,我专门把她也一块儿带了来。
琴盒深蓝色的天鹅绒的内衬间躺着一把提琴,琴的通身都发出了一种暗红色的光泽,给人以一种光而不耀的古典的神秘感。我更加惊讶了,我伸出双手来握住了他的双手,我说,这些都是真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啦。于是,他笑了,我笑了,而周围的人,有人略显尴尬,而有人也说不上尴不尴尬地,也都跟着一块儿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