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峣峣者易折（1969—1971）

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意味着确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九大”会议内容空泛，气氛紧张，毛泽东未能如愿以偿。

毛泽东致的开幕词令人振奋而惊心。川这次大会应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他一开始便说道，热烈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整个大会堂。但他话锋一转，讲起中国共产党内部分崩离析的状况以及在分裂过程中打倒老同志的情况。毛泽东为之辩解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大会错误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还把林彪作为&quo;4班人”载入党章。

并予以赞扬。

修改过的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与1956年“八大”通过的党章明显不同。

那时刘少奇集团处于全盛时期，没有把任何一位在世之人的“思想”作为旗帜挥舞)，这得归功于林彪。

“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捧向了新的高峰，而总是面带微笑的林彪则是主要吹鼓手。

伴随“文化大革命”而来的难道不是为毛一林时代开辟了一条稳定和谐的道路吗?

“九大”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看上去确实成了毛泽东、林彪的工具。原有的167名中央委员中只有54名保留下来。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形势还很复杂。

会议前夕，受到政治迫害的外交部长陈毅以其闻名的机智而锐利的口吻对毛泽东说:“我怎么能参加大会呢?人家说我是‘右派’。”毛泽东答道:“那你就来代表右派么。

一句话道出了毛泽东的讽刺与嘲弄。

与1956年的大会不同，“九大”的召开如同一次密谋，没有发布详细的新闻。迹象表明形势急剧变化。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是，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没有任何外国共产党的观察员出席—这说明一个事实:毛一林为自己的时代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封建主义的面纱。

毛泽东在会上的举止如同一尊佛像—实际上，他也就是被当作这样的一尊佛—会议与其说是一场辩论，不如说是一种仪式((1512名代表中只有11人在大会发言)。

幕后的气氛更加紧张，以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们列队而行，用延安时代的选举方式，通过会堂前排的木质选举箱。选出的人数比原计划的多两倍，这是为了调和各派之间的关系。

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后毛泽东稳住了航向。他因此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至高无上的圣哲，尽管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大”就曾反对这种做法。可是，蓝天上也会有乌云的。

一半以上的代表身着解放军制服。毛泽东曾把军队召来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残局，这种介人的后果是军人坐在他的面前出席会议。在中南海为他工作的人员都跟着穿军装。难道毛泽东已抛弃了他自己创造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一些强硬派军官与极左派之间还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安定因素。

会议提拔了很多“坐直升机”上来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因受到毛泽东的保护而得以高升。毛泽东的夫人进人了由21人组成的政治局，同时加人政治局的还有她在上海的同伙姚文元和张春桥。这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毛泽东的左膀。

红卫兵运动的两个煽动者—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力学系的蒯大富，也安排进人了大会代表团。

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中下层干部中，还有一张新面孔，他和蔼可亲，面额宽阔，双目有神。他就是来自湖南的华国锋，一位稳健的政治家，是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发现的。从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消失的是邓小平。

与此同时，大会使林彪的追随者的地位靠前了。作为一种优美的对称运动，林夫人和毛夫人双双进人了政治局，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

罪恶之神在为未来播种。林彪集团和“文革左派”在背景和观点上如地之两极，截然不同。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是因为许多人的落马，他与极左派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

毛泽东曾依赖、并且现在仍然需要军队，但他更倾向于支持“文革左派”。目前，他双翼并举，不偏袒任何一方。

对于林夫人和毛夫人晋升到政治局，毛泽东似乎带有颇为复杂的感情。他担心江青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曾在信中警示过她。至于叶群—林彪的既专横又年轻的第二位夫人，任林办主任，—毛泽东不久就粗俗地称她为林的“老婆”。家族势力的增长使毛泽东那“中央王国”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多的衰退迹象。

最大的阴影却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毛泽东与林彪相识已有40年了，共事亦有30多年。但是自1966年后，两人的关系布上了阴云，这是因为出现了权力继承问题。这一问题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中都是微妙的。

毛泽东在1965年对安德烈?马尔罗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都没有接班人。”〔，〕然而，三年后，“九大”的一条新闻宣布林彪是他的接班人。

比之第二号人物的存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问题示意毛泽东不情愿地想到:他将不久于人世。

第一，作为政治地位的基石，林彪的军队在1967年后所起的作用迅速扩大起来。在1966年满腔激情地掀起的政治风暴过后，毛泽东现在不得不把精力放在重建党的机构上，可是林彪的军队难以退回军营了。

第二，毛泽东感到林彪在60年代施展了一套权力政术。林彪所说的“绝对权威”的话刺激了他的猴性。191毛泽东不像林彪那样，以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捍卫自己的政权大厦；也不愿像林彪所做的那样使用削弱军权的方法，以铲除政治上的异己。

第三，赤裸裸的野心起了一定作用。在1966年致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灵丹妙药表示不满。

他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quo;1011969年，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在对他恭维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彪的这些政治骗术在其全盛时期—“九大”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对他的同僚明白地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就让邓小平回来。”不久，他因建议林彪应准备接班人并提出张春桥而使林彪大吃一惊。

毛泽东与林彪都抓住“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有决定性价值的东西，甚至当他们在实现这些价值发生分歧时也是如此。两人都站在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干部包括重要军区的司令员的“左”边。

例如，两人都鄙视工业生产中的物质刺激。再者，在文化政策上两人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但是，林彪希望以军队的方式来执行“文化大革命”政策；毛泽东不仅怀疑林彪有野心，并且认为军事方法不能代替政治方法。他在与地方官员谈话时说:“我赞成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传统军人作风，但在思想领域里行不通。”

毛泽东希望把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自始至终地搞下去，林彪却希望在军队的保护下巩固并加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的闭幕词缺少说服力。当外国记者批评会议过分保密后，他抨击了这些记者(“在北京的记者都不大安分”。他环顾会场后喃喃地说:“就说这些。会议闭幕。”

不是所有的军队领导人都喜欢林彪、林彪的“左”倾思想、林彪关于军队政治挂帅的观点。这些反对者在地方军区的领导人中占多数，在中央军委中的人不多。朱德是反对者中的一员。林渝分劣满公z碑可乞氮吩彪在一次争吵中对德高望重的朱德吼道:“你是什么总司令，你没有真正当过一天总司令。”

毛泽东的问题在于，这些不注重思想意识问题的老派军事指挥官既不是毛泽东主义者，也不是林彪主义者，在关键时刻他们可能会抛弃林彪。可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又使他们胆寒。

毛泽东谴责林彪对他搞荒唐的个人崇拜，使他更像个宗教首领而不像政治领袖。确实，林彪给毛泽东贴上“天才”的标签，他亢奋地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你说过头了嘛，”毛泽东后来声称他批评过林彪，“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毛泽东担心，神的一贯正确也就意味着神的可望而不可即。

他怀疑林彪是想把他架空至更高的圣德的位置上。

1971年的一天，江青漫步在颐和园，她忽然发现排云殿的墙上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本是一句毫无恶意的标语。不过，此话出自雷锋(一位著名的年轻烈士)之口，而6英尺高的字却是林彪的手笔。

江青勃然大怒:他这是想让人们知道，是他林彪提出了这句口号，他这样做不是想利用对毛泽东的崇拜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吗?

1963年八一建军节，毛泽东观看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后会见演员。

右图1963年3月5日首都各大报纸刊登的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林彪别有用心地利用个人崇拜使毛泽东不得安宁。他不是把“毛泽东”，而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教义的护身符。

1970年，广播中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r}b}a毛泽东的魔力可以比毛泽东更长寿，换言之，可以由一个新手从中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