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圣人（1936—1945）

在外表上，毛泽东此刻透露出足b多谋—对有些见过他的人来说可谓城府很深—正是这种足智多谋把他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举止老练深沉，目光和微笑让人难以捉摸。

有时，他注视着和他讲话的人，歪着头，好像是在掂量其话语的分量。他嘴上总是叼着香烟，喳噬有声地大口吸着。川

有些外国人在与毛泽东交谈后离去时，竟骇得想不起毛泽东刚才对他们说了些什么话。

毛泽东内心的刚毅掩藏在一些人称之为女人气的沉默寡言中。美国人克莱尔和威廉?班德曾说:“遗憾的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外表上的女人气质。”E2)

与各类男人都有交情，有的还不止是交情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对毛泽东也有类似的印象:“一个高大而令人生畏的身材缓步向我们走来，高声向我们问好。一双女人般的柔软的手握住我的手。……他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唇则女性化。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3]

“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开。”[4，史沫特莱有些抱怨地说。

按照史沫特莱的标准，在中共领导人中，她认为朱德朴实敦厚，古道热肠。但这位世界革命的圣母玛丽亚如果希望在与毛泽东的政治交谈中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这种希望在她落座之前就会消失。“实际上，我对他的女性气质和阴郁情绪感到讨厌。一种本能的厌恶从我内心涌起……”

正如斯诺一开始就发现毛泽东是“奇异人物”[5}一样，史沫特莱不久就领悟到至关重要的一点:毛泽东不再是一望便知的一本打开的书。他正在逐步变成圣人，只有圣人才会神秘莫测且无拘无束。

在延安，我们看到毛泽东正处在他事业的中期。他的目光已经脱离过去的战场，他统治了中国的部分地区。他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下一位中国的统治者。作为一位40多岁的人，他要随心所欲地做事。

毛泽东的身上开始显露出一种主宰的风骨。

急不可耐的表情已不复存在，他的眼睛亦不再在银盆似的脸庞上闪烁，而是开始显出一种释迎牟尼式的稳重。

毛泽东的个性由诸种不可调和的色彩组成。尽管他领导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他还是喜欢长时间地独处，只是偶尔才与大家相处。他并不关心—也可能是没有注意到—人们在其他场合是否会议论他。

处于中共领导人的地位，毛泽东处事泰然自若，独具风格，自成一体。

在这个团体中，军人只能留短发，毛泽东却任意留着音乐家般的头发。抽烟和起晚床被认为是违反纪律的表现，可是毛泽东抽起烟来就像烟囱冒烟，而且正午之前很少起床。尽管统率着军队，他敬起礼来总是心不在焉地比画一下，走起路来则拖沓着步子像个农夫。[6]

在他的文章中，毛泽东说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应该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是，他有时却大发其火，甚至破口大骂，直到对方惭愧满面地离去。[7]

在党内人士的非议声中，毛泽东不理不睬地新娶了一个妖艳的女子为妻。毛泽东经常独处，但他的家庭却是所有中共领导人的家庭中最热闹的。活泼的蓝苹以及儿子和侄儿在他书房里穿进穿出。

毛泽东在延安开始发福。他的年老的教师，来自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负责根据地教育工作的徐特立则仍然那样清瘦。20年前，徐特立像毛泽东一样一直提倡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到了延安他仍坚持锻炼。花甲之年，他仍在冰冷的河水中游泳，从不穿大衣，食量也很/卜。fal

但是毛泽东不讲究什么养生之道，他的许多行为在徐特立看来都是受了魔鬼的诱惑。这多少可看作是他那不受拘束风格的延伸。

这个卓尔不群的人之所以不循规蹈矩，并非仅仅因为规矩难以遵循，而是出于要超越既成之规的天性。清规戒律是一根拐杖，他发现自己足可以不用它，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德进特史沫特莱准备写一本关于朱德生平的传记，她有些天真地问毛泽东对她的这一想法有何见教。那是在1937年，恰好在年前毛泽东对斯诺谈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问毛泽东，待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和到前线去写战争，对我来说哪一个更重要些。”毛泽东回答:“这场战争比已经过去的历史更重要。”很遗憾她未能录下毛泽东说这话时的表情。[9l

毛泽东的王者之气日显。他感到中国的历史重负落在了他的肩上一这是拖函台为不再自由放任的原因所在一自负感也变得更加强烈。

不可泛泛而论一位政治家身体的发福或工作中的放纵，而应看到这是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圣人已具自觉意识。毛泽东并没有变得喜好奢华，却仍然保留着无所畏惧的性格特点。

进而，祟拜在他周围升起，毛泽东的画像开始出现，公共场所可以看到他的题词手迹。两个超乎寻常的字眼与他联在一起:一个是1938年林彪(以及后来的其他人)所称的“天才”[10];另一个是1941年萧三(还有其他的人)所称的“我们的救星”r;&g;0

40年代中期拜访毛泽东时，不复有像斯诺和史沫特莱所熟知的那种不拘礼节。得到被毛泽东接见的传唤成为一种令人激动的事，卫兵拿着带有刺刀的枪站在他的门边，忙碌的工作人员让毛泽东与来访者保持很大的距离，毛泽东也不再到其他人的窑洞中去。

毛泽东的形象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在一切主要国家中，战争领袖多少都被神化。对毛泽东的崇拜并没有超过斯大林、丘吉尔或罗斯福。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立的时候，提高毛泽东的形象合乎逻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共产党也需要为全中国提供一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确实，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莫斯科对资本主义盟国的一种姿态)提升了毛泽东的地位。对莫斯科来说，再没有一个像王明那样的中国人如此小视毛泽东了。

在延安这座小城，毛泽东的举止行踪足能家喻户晓。很多人都认识他，老乡们常常看到“主席”走在灰尘飞扬的小巷里。这种环境中，个人崇拜不会走向极端以使其超出凡人的身份。这种崇拜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以致人们对之哭天抢地，即使他们对自己崇拜的神灵一无所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权威是职务上的，但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接触到的人。即使驱车外出，他也不避人耳目。他的“轿车”是一辆雪佛莱(Chevrole)，车上写着:“救护车:纽约华裔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捐赠”。他常常是坐在前排，看上去像是司机的助手。毛泽东不停地写文章，不断地发表演讲。在这种小地方，他的指示可以直接告诉执行者而不需要中间环节。政治局每周有例会。

在延安以前的岁月中，毛泽东有丰富的思想观点，但没有多少权力。进人50年代，他拥有了权力，但这个地球上最大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只能听到这位导师的声音。而延安之所以令人激奋，是因为他在那里既教导着人们又统御着人们的行动。延安的岁月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毛泽东文武双全。

他曾持枪跋涉于中国大地一年之久，这在中国的统治者中没有先例。他坐之于书房建构了自己的思想，几个大国的近代统治者中—戴高乐算是一个—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的行为并没有沾染中国军阀所具有的封建习气，比如坐轿子，朝孔，华丽住宅，在床上拥着小老婆接见来访者—山东一位军阀就是这样。

同时与}8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者相比，毛泽东则显得更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喜用毛笔写字，潜心于中国历史经典作品。

“我在他的住处没有见到过西装或正式的长袍。;}}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道。这位美国记者在1944年曾游历了中国西北。如斯言，毛泽东既不穿西装也不着长袍，他(和政府其他官员)穿的衣服与农民一样，宽大的裤子，对襟上衣。

标准的棉布服似乎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代际之别。延安精神肯定不是洋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没有先例。

某种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

延安是属于毛泽东的岁月。已经存在的稳定的政权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政体。萌发状态的“毛泽东主义”其各方面的特征都有所显露。

相比之下，在江西时期度过的凄迷的岁月里，毛泽东很少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没有受到地位高于他的中共领导人的赏识。

毛泽东证明他不是一个军阀。对军阀来说，枪杆子就是事业，权力就是目的。一种社会视野引导着毛泽东要塑造出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使他赢得那些长途跋涉来到黄土高原的人的赞颂—甚至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