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失败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李又玩弄了一个伎俩。长沙失利后一个月，李告诉彭德怀再试一次，并命令朱和毛也参加这次会战。红军人数已超过两万，是中国共产党迄时为止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毛带领队伍进攻了十二天，但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大炮和军舰……。

毛放弃了战斗，没有服从李的命令(带着彭和朱)。他用实际行动反对李，又回到了赣南。

李立三垮台了。两个月内，他失去了党内一切职务。和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莫斯科，挨训受责，继而进监狱。

进攻长沙的后果是导致开慧和毛的继妹被杀害。他的两个儿子被救了出来，但毛直到很多年后才见到他们。他家的土地被国民党查封，更甚的是，他们还掘毁了他父母的坟墓。

毛再也收不到地租了，这位“红乡绅”再也没有静修的好去处了。毛在井冈山和江西没收了许多地主的财产，现在他才知道被没收财产的滋味。

难以理解的是，毛颇欣赏他在韶山的名望。后来他向埃德加·斯诺谈及他在韶山的形象时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他指的是三十年代早期。这似乎有点儿自鸣得意。

毛接着说；“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田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毛总是感觉到，那个靠得住的乡土世界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李立三的主要批评者并不是那些受他迫害的人，而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一伙新人，他们揪住他不放。毛已看清了自己的前途，他又有事情于了，要与一伙新的对手——28个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这“28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学习的一群左派中国留学生，他们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因为他们站在反对托洛茨基的立场上。他们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导师就是校长维克多·巴威尔·米夫。米夫同时还是斯大林远东政策的得力顾问，因此，他不久就从大学的校园来到了上海的小巷，成了三十年代初期的鲍罗廷。

28个布尔什维克除擅长理论外，对其他事情一窍不通。的确，他们都缺乏经验，其中的两位佼佼者——王明和博古，在1931年取代李立三掌管党中央时都只有24岁。

他们俩和毛除了都是中国人之外，很少有相同的地方，王明出身于地主家庭，性情温和。博古的父亲在清朝时曾当过县令。两人都曾是上海大学的学习尖子，又同时在十几岁时就离开中国去苏联学习(毛在十几岁时还没有离开过湖南)。

他们于1930年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出人意料的是，1931年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他们俩竟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米夫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好象是欢迎王和博的回国，毛写了一篇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文章主题是论述“山沟的马克思主义”和在莫斯科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毛提出的口号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一时期，是毛自1926年以来日子最好过的一段时间。李立三已被清除，中央开始对农村工作有些好感，尽管当时的党中央远在上海的法租界内。毛在1930年9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以来的第一次)。

以毛为政治首领的江西根据地工作进展顺利，到1930年底，根据地的面积已扩展到一万九千平方英里，管辖人口三百万。几次攻打城市的惨败进一步提高了江西和其他红色农村根据地的声望。

李立三的“玩笑”变成了现实。许多党的高级官员来到了山里，党中央决定成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国的临时政府，这样就使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视具体化了。在李立三以后的政治氛围中，毛必然就成了中共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

与李立三进行了三年的斗争，现在，毛不得不应付这一斗争遗留下来的一个棘手问题。李立三在江西的追随者们不欢喜毛和他的思想，并密谋反叛。其中有些是渗透进来的AB团分子(An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团”)。国民党搞AB团的目的就在于向中国共产党渗透。

毛得到警报后，迅速行动，在富田囚禁了几个反对他的领头人物。这一行动将反叛推向了高xdx潮，几千人赶到富田企图释放被关押的人。几千名武装战士参加了这次长达几个星期的战斗。这是共产党阵营内发生的第一次重大事变。

毛赢得了胜利，但他没有因取胜而变得宽宏大量。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治病救人”的内部斗争方针，他杀了成百甚至有上千的人。如果说这个事变使毛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受到爱戴，但却使他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了。——

AB团非反布尔什维克团，富田事变有着特殊的环境，对其处理毛确有失误之处。——校注

一天，一个自称是毛的老同学的人拜访毛，他是毛在东山高小时的同学肖三。肖三已与共产党人心心相系，(他与爱挑剔的哥哥肖子升不同，肖子升曾随波逐流地加入国民党，转而退了出来，后又去了欧洲献身文化事业。)当天晚上，毛邀肖三谈了很久。

他俩谈到了如何教文盲识文写字的问题。这次交谈仿佛是毛开始戎马生活之前的回声，然而，也预示了他拿起枪之后的生活。根据地的稳固发展使他能再次考虑作教师的问题，教育别人是他的癖好，他要重操旧业。

毛领导下的江西政权开创了一个自由时期，人们可以象寄一封信那样为追求感情的自由而随意离婚。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生儿育女也不能做为维系婚姻的纽带。

毛的婚姻自由政策和他奉行的其他政策一样，是带有革命精神的。在旧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结婚并非一件易事。毛在江西调查时发现只有10％的游民和1％的长工能找到妻子，他对此大为震惊。而且在旧中国，离婚几乎不可能，对妇女来说则根本不可能。

毛的新法律实施后，出现了一派结婚与离婚的繁忙景象。姑娘们把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当做婚姻管理局，她们等在那里，直到那些不耐烦的干部为她们找到男人才罢休。

有些夫妻即合即离，朝秦暮楚。

有些青年团员在“向封建主义开战”的名义下，胡乱地发动所谓自由婚姻运动。

1919年，长沙的那位新娘自杀后，毛也撰文提倡“恋爱自由”。然而，当新旧思想交战时，毛选择了中间立场，这一点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出发点。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婚姻生活的幸福，而反对无节制地纵欲、早婚、独身和其他异常行为。

他的有些政策定得比他许多同事所希望的要严厉。他不同意将男子的婚姻年龄降至20岁以下，女子降至18岁以下。他坚持红军战士的妻子，只有征得丈夫的同意或是两年得不到丈夫消息的情况下方可提出离婚。——

老百姓的妻子可不受此规定的约束。这种区别也预示了毛在延安时对结婚，离婚和性的问题进行限制。三十年代末，首要的问题是抗日。因此，毛在这方面采取了强硬的政策。

他的婚姻政策使普通农民自由地结合，但他也不赞成二十年代一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提出的在性生活方面的“一杯水”观点。他认为应给农民保持自己传统习俗的一席之地，而不可过于轻率地处理男女之事。

这一点很合毛的性格，他笃信诚实的乡土美德。他不同于那些五四型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胆的社会实践是件令人激动的事，而且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开慧或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并不看重结婚的仪式，他在完婚之前就同她们生活在一起——然而一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定地保持下去，直到外部因素促其发生突变。

毛在江西时制定的《婚姻法》完全反映了他的经历。两个人开始同居就视为“结婚”，不管他们是否已领了证书。这样就消除了私生子的概念，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化。同时，毛制定法律的宗旨是要把稳定的家庭式爱情作为所有人的规范和权力。

毛的革命最终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然而，人的行为规范并无多大改变。

蒋介石正准备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李立三向蒋的城市发动几次进攻之后，这是以牙还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