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入侵再次给中国罩上了阴影。就象乌云遮住了太阳一样，它使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置于一种奇特的光线之下。他们究竟是为何而战呢?难道它比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更重要吗?

“满洲事件”是一个漂亮的借口，东京借机第一次踏上了它巨大的邻邦俯伏着的躯体。它的最初后果是分散了蒋消灭红军的注意力，而它的长期影响十分深远。

毛的民族主义思想丝毫没有减退，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向农民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他提醒农民说，国民党干的最坏的事，是他们与洋人勾结企图从外面打开统治中国的大门。

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好笑，苏区以外很少有人听到过这种说法。但十年之后，这～说法就显示出其英明之处。毛和朱于1932年4月对日宣战，但是他们已有好几年没见到一个日本人，他们所控制的中国人口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法令只在九百万人口中生效)。

毛确有远见。

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重复苏联的革命，而好象是江西的山沟里发生了“又一次十月革命”。

他从未对世界革命浮想联翩。中国是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难，再也没有比拯救她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革命的说教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毛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但他当时所拥有的权力只能是谋划此事。中央还没有发表任何抗日宣言。实际上28个布尔什维克从未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成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开始。

1933年12月，福建省发生了一场悲剧。一支杰出的国民党军队、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转而反对蒋介石。蔡想和日本人打仗而不是围剿共产党，他向共产党派出了密使。

而中共却举棋不定，他们对待十九路军反叛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并兼怀敌意。王明在莫斯科谴责蔡说：“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帮助蔡之前，蒋已用计铲除了英勇的十九路军。

毛肯定同情蔡。他希望建立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它包括共产党以外的所有爱国人士，只要他不是反动派。1936年，毛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团结蔡是错误的。

然而，毛并没有为了蔡而使自己陷于窘境。实际上，他曾尖锐地批评蔡企图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派之间寻求“不存在的第三条路线”。而更主要的是，要反对对蔡战而胜之的情绪潮流，毛缺乏必要的影响力。再说，没有胜利把握他是从不出击的。因而他只好随波逐流，这是一段使毛回忆起来会感到不安的插曲。

1934年1月，毛来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尽管已有名无实，他还得来主持会议的开幕式。会堂里挤满了一千名代表，装饰着红红绿绿的旗帜。他看到一幅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一声礼炮和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毛作了一个简短的、毫不说明问题的讲话。大会的所有决议都已在提前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确定了。而在中央会议期间，毛要么缺席，要么难起什么作用。

此时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但是毛只能做一名旁观者。这次“围剿”的方案是由德国人制定的。蒋介石急于彻底消灭共产党，求助于希特勒，两位德国将军冯·西格特和冯·福尔肯豪森成了蒋的军事顾问。28个布尔什维克控制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急切地求助于外国人，这次反“围剿”由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直接指挥，他是共产国际赠送中国革命的最后礼物。

这次代表大会被王明的盲目乐观主义思想所笼罩，因为当时布劳恩指挥的几次战斗还不算太坏。毛只好保留自己对阵地战的怀疑。他主持大会时就象～只落了毛的凤凰，谁也不会为大会解除他的主席职务而惊讶。但是，他竟没有被选入他已负责了三年的政府(人民委员会)，这对他太残酷了点。

蒋开始实现困扰了他三年的“围剿”目的。一旦敌人进入大门，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场恶梦。因之布劳恩把领地看得比军队重要，而结果必定鸡飞蛋打。事情偏偏这样发生，它暴露出“阵地战”的愚蠢。

1934年的春天并没有给瑞金带来欢乐。

冯·西格特将军构筑碉堡，并用公路将它们连接起来。这一战术奏效了，因为中共也选择了把自己的军队固守在防守阵地上的战法。这便使兵力太弱而且装备低劣的共产党的军队失去寻找敌之薄弱环节、灵活机动地对之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国民党军队却能对被困的、给养不足的红军有效地实行经济封锁。

到8月，中共原来控制的七十个县只剩下六个了，甚至连长汀也落入国民党之手，许多红军将领战死沙场。

毛对此无能为力，终日闷闷不语。他处于如西方人们说的那种被“软禁”状态。

自1934年仲夏始，他就藏身在于都(瑞金以西)一座小山上的草房里。

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闲谈。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艰苦的岁月，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了。他们受用了一顿。

毛和他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啜饮着酒。当话题触及到令人留恋的往事时，毛对这位老部下叹道：“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毛试着回到书本中去，他杂乱地记着笔记，他赋写忘情于山水的诗词，他还教他的警卫员识字。然而，听到山外发生的事情，他无法安宁下来。他又一次在交厄运的时候病倒了。

他高烧达华氏105度，这一次的疟疾发作几乎和1929年的那次一样严重(尽管博古把毛的病称之为“外交病”)。从8月一直到9月底，他一直卧床不起。当疟疾加重时，又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当时肯定想到过自己是否还能恢复过来。

厄运与整个夏天同在。

傅医生带着药箱来到于都。一天，傅为毛炖了一只鸡。毛拒绝吃——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他拒绝吃鸡。一种职业的习惯使他乐于接受那位军官送来的鸡，而不愿要傅医生为他准备的鸡。他让傅医生把鸡吃了。

毛从医生的病床上硬挺过来了。当他于9月底离开于都时，他发现外面世界乱得无法收拾。然而，这种混乱也给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他似乎觉得自己使中国摆脱了“共产主义灾难”。共产党决定放弃江西。

毛觉得这样做是“惊慌失措”之举，但这是博古和布劳恩决定的。红军余部开始向西北行进，希望与贺龙在湖南领导的苏区会合。

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而感到窘迫不安，所以毛又悄然回到为指挥撤退而组建起来的军事委员会里。这是一个小小的转机。至少，毛应比几乎所有的同事更少地受到指责。

红军就象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失舵的小船。十万人(还有几百名妇女)的队伍毫无目的地走着，一定有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却在伺机开小差。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星期以后，莫斯科用无线电传来指示，告诉中共撤离江西。

毛带了每人都备有的三天的干粮，还带了一匹马，——这是与国民党作战的战利品，外加一把雨伞和一捆书。

在同事们看来，带公文包是毛的标志，小包里通常装有文件和地图，但这次他却没带。这一点很奇怪。周围的人认为，这说明毛仍很悲观。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掌握大权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包带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