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末，毛泽东曾告诫江青“做好分内的工作”[243，这是他一种进退两难的答复。这导致毛泽东的第三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婚姻步人微妙关系阶段。

党在1950年给了江青相当重要的工作。她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部门管理工作，同时管理文化部电影处。

但是，毛泽东的‘’绣花枕头”[251(赫鲁晓夫这样称江青)树敌过多，有人要求她辞去党内工作。江青向毛泽东申诉。但江青本人也承认，毛泽东实际上站在批评她的一方。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叫她做好分内工作。

事实上，江青大多数时间是在病床上或在莫斯科度过的，或两者兼而有之。

她在50年代确实经常生病。但毛泽东认为她实际上的病比她胡乱猜疑的要轻得多。毛泽东在几年后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是对江青而发:“过分讲究吃、穿、住和小汽车，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潜在原因。111263

有时可以看到江青和毛泽东一起出席招待会〔271，但他们俩一分居便是数月之久。在1949年到1957年期间，江青为治病四次赴苏，她不在中国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3年。尽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去过莫斯科两次，但他们在这个苏维埃首都并未住在一起。

江青去莫斯科疗养至少有一次是违背她自己的意愿的，然而毛泽东支持那些坚持要她离开的人的意见。在1956年至1957年间，江青第四次赴苏时消沉到了极点，渴望能回国。然而，1957年1月周恩来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时带着毛泽东的明确指示，江青应当待在莫斯科直到恢复健康。

江青一直担心会有与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同样的遭遇，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贺子珍也曾被毛泽东送到苏联，后来又从一所苏联精神病院出来。

1949年春夏之交，分别7年多的大女儿李敏从苏联回国了。毛泽东十分兴奋，说李敏是他的“洋宝贝”。

所谓江青只需做好分内的工作可能意味着，从党的角度上讲，就是不让她担任要职。但江青以毛泽东的秘书自居。不过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被赶到了莫斯科。江青说，是“某些领导人”作出的这个决定。1281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决定的话，他能够否决它。

不管怎样，按江青自己的说法，在50年代她曾为毛泽东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一张特制的倚床上，她翻阅着文件，把重要的内容呈送给她现在称为“主席”的人。当她为他读电文和报纸时，他坐在她的床边，似乎江青了解的情况比毛泽东多。

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谈起过江青在这一时期他对江青50年代受到的冷遇不闻不间。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党给毛泽东施加的压力。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在执政高层中一直不受欢迎。

在北京，毛泽东经常看到他的两个女儿，因为李呐和李敏就住在家里。50年代中期，她们进人北京大学[29l学习。李呐显然是两人中较为聪明的一个她选读了她父亲喜欢的历史，李敏则学1954年毛泽东写给在北载河度假的两个女儿的信。

经常出人毛家的另一个人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他是毛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1943年被国民党杀害。

5年了，毛泽东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革命”。革命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它已具有一种包罗万象的意味。现在，革命像一只打开的箱里的物品一样分解为各个部分。

革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革命意味着整天在工厂工作;意味着学习毛泽东思想;意味一个小姑娘把她刚在学校里学的汉字教给她的祖母;意味着有理想的年轻人从北京奔向农村，向那些只关心天气和温饱的农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革命就是较好的健康卫生，长长的会议，高高的帽子，关闭的寺庙，新建的桥梁，粮油票证，印尼总统苏加诺对“人民中国”的致意。

在农村还有一些小的战斗，但很少有大的战役。没了地主，也没了日本人，只有胜过穷互助组的富互助组。懒汉受到管教，爱管闲事的人受到处置。

乡土中国离高福利国家还相差很远。收入尚不平均，没有社会保险，必须劳动谋生，家庭出身至关重要。

但每个人之间互相合作的义务比过去增强了，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这样。此外，社会主义还意味着那些终身制的于部们不断召开会议，告诉人们应怎样生活。他们工作努力，襟怀坦荡，可以说无懈可击。但他们事无巨细，包揽一切。

当毛泽东改变自己以前对人口增长的看法，提出要计划生育时，干部们积极响应，把农民召集起来开会，“他们甚至告诉你夫妻什么时候同房，”有人曾这般抱怨说。

新年贴出的春联也换上了新内容。以前春联的内容是美德和富裕，现在你要贴上实现五年计划的标语。从传遍千家万户的喇叭中传出来的也是新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听到最多的口号之一。

走进每一节火车厢，都可以听到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我们就要到达北京了，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播音员们把播放唱片音乐和启发式宣传的职责结合起来，她们刺耳的声音使新中国保持思想上的警觉。〔刘

他们果真如此吗?主要问题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思想观念上的。人民以建设者的姿态共同做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工作，至于每个人内心里究竟怎样想，毛主席很快就发现他自己也不了解。

毛泽东让中国寻求一种单一的世界观。他喜欢听解放军军官为士兵洗袜子、内衣裤一类的事，以显示差别已随风而去。在这种姿态拍打下他的时代开始了，在一个幅员辽阔、等级意识强、相当看重物质的社会它绝不会真正达到制度化。然而将军自己洗袜子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这是容忍落后，激起人民去努力使中国成为一片更好的净土。如果没有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姿态，中国不见得会更好一些。

在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是比斯大林的苏联更为自在、更少愤世嫉俗的地方。大多数人似乎具有工作的精神而不是把眼睛盯着钟点。他们似乎可以在公园或在家中放松一下，社会主义不会削弱中国厨师的奉献。

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打破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自得其乐的思想。他没有激励他的人民去探讨中国以外的事情。中国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视野是这样的狭小。

毛泽东的中国像是一个大家庭。他要求人民要像过去尊重宗族关系那样，建立并尊重新型的同志式的亲密关系。当听说他的儿子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时，他所说的话反映了这一点。噩耗传来，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沉默了好久才说:“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牺牲我的儿子和牺牲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317

诸如此类的关系在中国并不新奇。在汉语中，“大家庭”是指“所有的人”。古代的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县官被称为“父母官”。任何人都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包办他人的事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

这样，法律的作用就很小。父母从来不通过法律来解决与子女的纠纷，子女也没有诉诸法律的自主权。

80岁的毛泽东会见新民学会老友—曾为杨开慈接生毛岸英的李振翩博士。

毛泽东的中国就是这样。如同在旧中国的家庭里孩子有一种安全感一样，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有这种感觉。在过去，如果父亲指责孩子有错误行为，孩子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或要求公众裁决。毛泽东的公民也是如此。[32l父亲对子女是恩威并重，毛泽东的权力也是与其思想的威望密不可分的。团结合作的大家庭而非有限公司，正是毛泽东的目标所在。

这一事实能说明毛泽东与中国存在着对抗吗?很难这样说，至少目前还不是。

毛泽东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的。他脱去了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西装，并给它穿上中国的长袍。他像农民起义者一样上山打游击，而不是像列宁占领圣?彼得堡的十月革命那样去攻占上海。他的奋斗目标也是从中国传统中采撷而来的。他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实现大同世界。

他同宗教没有太大的斗争。卡斯特罗要反宗教，波兰人要反宗教，甚至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反宗教。在中国，对另一个世界景观的向往要比天主教的古巴和波兰以及东正教的俄国更淡漠。

毛泽东将自己融人中国的精神传统就如戴手套一样方便。孔子不相信有上帝其人，毛泽东也没有废黝什么东西。孔子相信宇宙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毛泽东也是如此。

对于毛泽东主义者来说，道义上的真理受制于自然秩序，这与清朝达官有共同之处。

然而，毛泽东的确同中国—同两个中国发生了冲突。例如，在这一文明中，极少有过靠社会纽带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如此强大的国家政权。毛泽东的政权用法规来管理人民，这只有在2200年前的秦始皇朝代能够这样，秦始皇以后的朝代很少如此。

他用中国的法家传统、依靠管理法令而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公德思想把中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毛泽东甚至还与他自己创立的新中国相矛盾。作为一个新法家，他使中国从束缚和神秘中获取了自由。这些束缚和神秘就是:家族压迫、对天的敬畏、极端的地方观念。但他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整体主义者，他要把亿万中国人按照一种新的方案结合起来。他的新国家已开始培养现代公民，但要多长时间这些公民才能跳出受前现代社会影响很深的毛泽东的体制呢?

这仍是未来的危机之所在。

50年代中期，毛泽东坐在他的书房里注视着中国的威望在世界上日益提高。他不出访，也不写有关外交的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集了1950年到1957年毛所写的文章)1954年末，缅甸联邦中，99%是关于国内问题的。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非正式讲兰理岔色话中也很少讨论外交政策。

期间，毛泽东同旧o吴努多次撇。他说:出国访问主要由周恩来执行。1954年，周恩来出席讨论印度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一人，徐品下愧全世嚣域艺二辈工了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在1955年的万隆进了解，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会议上，周恩来使中国与不结盟国家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毛泽东只是运筹帷惺，他进一步发展了古代中国的无为而治思想。

可以肯定，中国在朝鲜的胜利提高了毛泽东在世界上的威望(在朝鲜战争期间，有许多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结束后，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马上就少了)。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毛泽东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产生了特别大的吸引力。

外国人纷纷来拜见毛泽东。他们主要来自亚洲。缅甸的吴努总理于1954年来北京向毛泽东表达敬意，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如其所愿。西哈努克1956年第一次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我喜欢那些亲王们，”毛泽东对这位柬埔寨亲王说，“因为当他们不反对革命时，会像你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另一个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富马—在1956年也去了北京，但毛泽东并不像喜欢西哈努克那样喜欢他。毛泽东一直支持柬埔寨的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对老挝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的支持时间则较短。

第一位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在回忆他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时说:“就像去路易十四的宫殿，仪式是那样的庄严。”

上午10时，莫诺努图大使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迎接，乐队奏起中国和印尼两国国歌。莫诺努图的六位随从留了下来，他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大使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了装饰相同的第二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高大、沉着、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