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苏联以及苏联之外（1958—1964）

“什么是毒草?”当把话题引向“大跃进”时，毛泽东问来访的布尔加宁。这并未激起这位苏联人作出满意的回答。毛泽东接着讲起西红柿的历史:“一百年前，西红柿在欧洲被认为是毒草。’，[l]无物长在，一切皆变。耶稣、哥白尼一开始不是被当作毒草吗?

如果布尔加宁没有被完全说服的话，毛泽东只是证实自己愈来愈相信苏联人对辩证法已失去兴趣。他们开始喜欢稳定的世界。而毛泽东则对世界的动荡感到欢欣鼓舞。

这是否是中苏伙伴关系在迅速走下坡路的原因?这也说明了两国长期不和的气氛。意见的分歧一开始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且无休无止，其中互不信任的气氛最为关键。毛泽东在1958年改变了方向—其原因可以追溯到非斯大林化之初—并且莫斯科很快就断定毛泽东狡猾而狂妄。

苏联人对“大跃进”感到惊讶是正常的。“大跃进”是毛泽东从以莫斯科为基地的正统思想中独立出来的宣言书。与布尔加宁谈论西红柿的历史只是一个小小的信号，说明毛泽东开始抵制苏联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传统。他要从那些“非辩证”的看法认为是毒草的东西中找出明天鲜红的西红柿来。

赫鲁晓夫意识到，这对苏联人的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将意味着什么。失去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纽带关系就像从盘子里掉出的中国豆腐。

“大跃进”进人高xdx潮时，赫鲁晓夫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访问是简短的(三天时间)和务实的。此前毛泽东同自己的军事顾问密谈了好几个星期。最巫待解决的问题是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342Mao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普晓夫访问中国。在会谈中，毛泽东严词拒绝了苏方要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图为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赫香晓夫。

局势。透过这一问题背后，更主要的是商量如何对付美国，如果发生战事如何应对。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各由其国防部长陪同，就中苏的军事合作问题直接进行磋商。实际上，赫鲁晓夫的目的是想牵制毛泽东。

“军事合作”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取决于你从哪一方面去看。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要在中国建一座无线电台，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系。”他平心静气地回忆说:“我们提出要在他们的领土内为我们的情报监听站提供一个基地。

毛泽东对他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他想与我们组建一支联合舰队，想控制沿海，封锁我们。&quo;

赫鲁晓夫正确无误地判断出毛泽东的头脑在发热，他担心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会导致苏联阵营内部大战，他要让苏联人握住决策权。

此时他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坚定的伙伴，他完全支持毛泽东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并对毛泽东要收回台湾给予军事援助。

对毛泽东来说，同赫鲁晓夫的隔阂加深了，中国的主权在受到轻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意愿不再为苏联所认同。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是在开一个恶作剧玩笑，这位苏联领导说:“不可能一下跃进到共产主义。

尽管赫鲁晓夫早在1954年对中苏关系就有过令人不快的谈话，但是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早地看到了将要到来的分裂，毛泽东决然地向这一步靠近，他想要决裂。

在这次首脑会晤之前，毛泽东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如果赫鲁晓夫看过这个讲话，他就有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苏中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不是谈对外政策—但苏联是它的主题。

“现在，有些教条主义者主张照抄苏联。”毛泽东抱怨说，“我想知道，苏联过去又照抄了谁呢?”

他奇怪的是，为什么总是中国照抄苏联而不是苏联照抄中国。他反对“对外国人的盲目崇拜”。他坦然宣称，中国为继续向前迈进已积累了比苏联更“丰富的经验”。

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同毛泽东打交道。他认为，他在同一位小伙伴一起经营一个响当当的联盟，这位小伙伴需要正确地加以遏制。在这次会谈之后，毛泽东告诉他的医生，他是在“用针扎(赫鲁晓夫的)驴子屁股”。

欢送赫鲁晓夫的宴会开过三周以后，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马祖岛。这震惊了世界。但在紫禁城看来，这只是小事一桩。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已有新的面貌，他要努力在中国国内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越发不断地用过去扛枪生活的调色板来涂抹当前政治斗争的颜色。他自我辩解地说道:“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中它们总是管用。

毛泽东在把中国农民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中时向台湾海峡插了一刀。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二者没有逻辑联系，但对这位视斗争为拯救之道的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

“全民皆兵”成为“大跃进”的主题口号。毛泽东在1958年9月发出号召，“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各省造344Mao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当然，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台湾海峡，但这不是这种军事动向的根源。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是他—而不是蒋介石—导致了金门、马祖危机。他若无其事地称他的行动“只是打了几炮”。他并不真正想打一场战争。他承认:“我并不指望引起这样的一场风暴。”’

但一场外部危机能给“大跃进”火上浇油。毛泽东在同一个场合说:“除了其不利方面，危机的局面使我们动员了很多力量—使落后阶层和中间派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1958年是年老的毛泽东把军事精神注人政治的第一次努力的一年。当然，这是一次倒退，退回到令人兴奋的年代。当然，这使很多计划者皱眉头，也使赫鲁晓夫大吃一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他瘸着一条腿，不是用两条腿走路’，他反对莫斯科在政治和经济方法上缺少灵活性。“他们相信技术和干部可以决定一切。他这样评论苏联人，是为他自己直接向群众施号发令做辩护。

毛泽东反对莫斯科的世界观，一言以概之，是对“全面巩固”的提法的厌恶。他说:“在宇宙中，在地球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地产生、发展、消亡，不可能有全面的巩固。这与他放弃已成定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掀起“大跃进”的浪潮出自同一哲学。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恶作剧式的，他把第一个人民公社称做是放了一颗“卫星”。

莫斯科的世界是稳定的，毛泽东的世界是不断变动的。毛泽东不满意于周围的世界。

毛泽东后来认为他在台湾海峡的举动可能是轻率的。他在195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我们过于冲动，在国际问题上就可能犯错误。”

一年以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再次会晤。中苏关系又罩上了一层乌云。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而莫斯科在这件事上倒向印度一边。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的固执吓住了，说:“他开始了某种病态战争幻想。”赫鲁晓夫还在美国兜了一圈，并同艾森豪威尔共进晚餐。毛泽东把这视为阿谈奉承。苏联人也把

1959年10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接见参加国庆10周年典礼的各少数民族观才乙团。

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斥为“发疯”。

最糟的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旋转不定和相互间的指责，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告吹。

赫鲁晓夫不愿意再去北京，是否该轮到毛泽东去莫斯科了呢?可是毛泽东纹丝不动。在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下，两国的高级会晤于1959年秋天在北京举行。

赫鲁晓夫从美国直接飞抵中国首都，以及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这似乎有些不成体统。这里一派节日的气氛，用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次最大的国际庆典。胡志明、金日成和其他许多外国首脑都出席庆典，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用来作为主题音乐。

可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照片所透出的气氛与其说是庆典，不如说像是葬礼。两人的眼睛都紧闭着，眼皮差不多快合上了。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一到那里就感觉到一股寒气。”江青说，赫鲁晓夫的访问是“单调又乏味”。

令毛泽东恼火的是，赫鲁晓夫称赞艾森豪威尔爱好和平，又批评中国是“好斗的公鸡”1121—在北京的正式宴会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讲苏联和美国两大力量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共同负有特殊的责任，这更加激怒了毛泽东。

赫鲁晓夫再次提出在中国国土上设立长波电台，以保证他的346Mao舰队在太平洋上的活动。“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不行。”毛泽东发出雷霆之怒:“我不想再听到这个问题。”

1957年在莫斯科，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主动。1958牛与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时，他让赫鲁晓夫对台湾海峡的局势估摸不透，可能也掌握了主动权。但1959年间的主动权似乎已转移到赫鲁晓夫手中，他只能戳戳赫鲁晓夫的后背。

一天下午，用茶时他问赫鲁晓夫:“有多少征服者侵略过中国?”“可多啦，”他自问自答，“但中国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此话的用意感到迷惑时，毛泽东又说道:“想一想，你有两亿人口，我们有七亿。&quo;

在同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到汉语的独特性—像他以前在中国人中间讲过的那样。“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有‘电’这个词。”他缓缓地说，“但是他们都是从英语中借用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一有自己的词。&quo;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赫鲁晓夫无法争辩的话题来对付他。

在1959年的最高级会晤中，最令毛泽东恼怒的是，赫鲁晓夫要求见一见彭德怀，并要送给这位被撤职的元帅一份漂亮的礼物!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赫鲁晓夫的姿态表明，这是他对僵持着的苏中关系危机的指责，也是对毛泽东偏好“大跃进”的指责。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已受到彭德怀及其同僚的困扰。

赫鲁晓夫在冷冰冰的气氛中回国，他没有见到彭德怀。没有任何联合公报发表。毛泽东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由于彭德怀和赫鲁晓夫之故，毛泽东度过了一个多事之秋，后来到中国最南端宁静的海南岛度假去了(没有带江青)。

一年之内，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停止了。这在1959年的高级会晤后已成不可避免的现实。然而迹象表明，毛泽东这一次与往常一样，过分乐观地估计了自己同外国同伙交往的能力，又猛击了赫鲁晓夫这个俄国佬不可承受的一拳。于是，苏联在1960年年中突然撤走了它的12万名技术人员。

赫鲁晓夫叫嚷，昏庸的中国人(一个少见的民族)侮辱了苏联恩人。毛泽东答复道，苏联专家对关键计划和资料一直保密。

毛泽东疾言厉色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他迟迟才发现，苏联的产品“笨重、原始，而且价格昂贵”。

表面上的外交礼节还保持了一段时间。1960年秋，毛泽东还到苏联大使馆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招待会。但是在1961年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自1956年令人惊心的非斯大林化的大会召开以来，苏联党的第一次大会—引起公开的大论战。阿尔巴尼亚是主要议题，中国是争端所在。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怒气冲冲地离开莫斯科，毛泽东破天荒地在北京机场迎接他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