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又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在他的国家的广袤的土地上，他看到了约二十多年前从书上得知的庙宇山峦。他曾经离开华南，去过北京，然而在那里他并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气息。现在，他自主旅行、无拘无束，他把壮丽的山河视作生身之地，视作冶炼自己新的革命方式的熔炉。

1935年的毛，最真实的形象应是：一位视野开阔的诗人；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眼光悉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一位远离家人、朋辈，以哲人度量同其热切诚恳的警卫员交谈，或抽出片刻教给秘书几个生字的领袖。

他的大多数重大时刻存之于孤寂独处中，然而他又象高山一样引人注目。在他作为中国的摩西的岁月里，他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而不需要妻子、朋友或参谋这样的媒介关系。

四川是一个更硬的坚果，比毛预料的还难敲碎。蒋介石在现场手忙脚乱地亲自指挥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他拍电报给他的官员们说：“此役命系党国，务将红军困在江南。”一部分地方军阀也振作起来，投身到非同寻常的防守大战中，准备对付红军。

张国焘放弃了在四川北部的苏维埃根据地，领着红军悲观消极地向荒无人烟的西藏地区逃窜。这意味着，毛在北渡长江时将不可能得到张的精锐的第四方面军的帮助，这使蒋能够把毛的运动着的部队围困在令人生畏的江河横贯之地。

在入川的使人精疲力尽的艰难行军中，红军抵达茅台镇。这里是闻名于世的中国烈酒之乡。共产党人发觉自己已置身于酿酒作坊之中，排列的一百只大缸，每一只都盛有二十担酿制的酒。

年轻的红军战士从未享用过这种东西(或其他任何一种)，有些人认为缸中盛的是洗澡水，他们把自己疼痛的脚浸泡其中!奥托·布劳恩经验较多，脸上马上露出愉快的笑容。有些红军战士面对如此之多的酒有些不知所措。当共产党军队离开时，一滴“洗脚水”也没有剩下。

只是因为有了毛英明的声东击西战术，红军才冲破了蒋的封锁。现在看来，最佳方案是到云南兜个圈子。毛假装要攻打贵州省会。因为蒋的军队正在那里高枕无忧，等待着最后的胜利。毛对待发牵制敌人的部队说：“只要将滇敌调出，就是胜利。”

1935年4月，毛带着他的部队进入云南。

云南这地方与越南为邻，毛在这里遇到了春天的炽热。稻田里的禾苗郁郁葱葱，圆坦的山峦之间是鲜艳的野花和纷飞的蝴蝶。但是他必须忍受炎热的气浪。蒋象一只追着花朵不放的蜜蜂，已经到达昆明，带着由他亲自指挥的10万精锐部队。

毛对昆明又发起佯攻。这使他得以渡过长江。——长江的这一段称为金沙江，它把云南和四川分隔开。金沙江穿过的这一带山势坡度递降，比率每英里为18英尺，故湍急的江水穿山越石，倾泻而下。蒋确信他已把红军困在荒凉的江岸，便命令烧掉靠近红军路线的所有渡船。

但是，毛的足智多谋弥补了人力和武器上的不足。在林彪率领部队佯攻昆明，另外一支部队在蒋的眼皮底下吃力地架着竹桥时，毛迅速派遣一营兵力向西到达另一个渡口。由于伪装示形于敌，使得共产党的军队可大胆着手抢渡金沙江。这些比毛读而不厌的古典中的农民起义故事毫不逊色。

装扮成警察、国民党侦察兵和征税人的先遣队，乘坐一只木船闯过湍急的江水，摸进守军的院子里，发现他们正在打麻将，枪支都倚在墙上，便马上全部缴了他们的械。蒋介石狡诈多谋却不够灵活，他没有想到这里的渡船也应该烧掉。在其后九天的时间里，六只大渡船把红军接过金沙江，进入四川。

红军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蛮荒之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极端野蛮愚昧。对于他们，毛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他坚持让他的部队以礼对待当地的部落民，即使对强取豪夺的儸儸们(彝族的一个部落)也是如此，红军拿每一只鸡或每一两粮食都付给银元。这是因为毛一直认为少数民族同胞在旧中国受尽欺虐，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应成为平等的一员。

但是，毛也挑起部落之间的纷争以便从中渔利。他使用的手段使人想起他在井冈山时对待土匪的方法，同时也预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代外交政策中的均势策略。

毛发现儸儸人分为“白儸儸&quo;和“黑儸儸”。二者的相互仇视不亚于红军与国民党的相互仇视，这使他偏向黑儸儸一边。他对他们说，并不是所有的汉人都是坏人，就象并不是所有的儸儸都是坏的一样。他建议，黑儸儸应和红军站在一起，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白”汉人(蒋介石)。

不久，毛的一位将军与当地的一位首领歃血结盟为兄弟，叩头拜见儸儸的女王，并保证给她二百支枪和一千块银元，让她仁慈地允许红军通过她的领地——

毛的一位同事(长征中失去双腿)后来对埃德加·斯诺夫人说：“这些儸儸们是最好的没收者，发现有人比我们更擅长于此道，我们并不觉得愉快。”⑨

刘伯承将军与之歃血结盟的彝人首领小叶丹，是男性。——校注

如果说这就是毛主义的话，至少是奏效的，不管28个布尔什维克对此作何感想。结果，几百名儸儸参加了红军，并到达中国的大西北。

红军长征渡过的最后一条主要河流或许是整个军事经历中最可怕的河流。蒋决心把共产党人堵在大渡河以西，这样他们就会消失在西藏东部的雪山里。据说，《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和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1831——1863)都丧生于这条河边。毛对此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他所仰慕的两次起义中的故事。

蒋介石飞抵重庆，再次坐镇指挥以根除共产党。他也知晓这两次著名起义，不过非常藐视它们。他的飞机向红军撒下传单说毛正在走“石达开的路”(这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失败后被处死碎尸)。

大渡河水凶猛异常，无法泅渡，即使渡船也难免有倾覆的危险，唯一的一座桥被国民党守军牢牢地把守着。

泸定桥象杂技演员走的钢丝一样悬在半空中。它由十三根铁链组成，比湍急的水面高出二百英尺，两端分别固定在峭壁之上，巨大的铁链上由一块接一块的木板铺成桥面。

作为种欢迎方式，国民党守军把位于红军一方的半数木板全部拆走，只留下稀疏的几块连住铁链。毛认为，正是因为延误时机曾使过去的起义军在此覆灭。为了争取时间，红军战士在二十四小时内奇迹般地走完了最后的八十英里路程，到达泸定桥。

先遣队员象猴子一样从一根链子跳上另一根链子，以完成殊死的任务。他们用带子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后，逐步靠近，踏上有木板的另半截铁桥，向敌人的桥头堡接近并展开冲击。很多人中弹掉入激流之中，第一批的二十二个人只有五人到达了可以朝敌军投掷手榴弹的地方。

在那天下午的大渡河上，精神战胜了一切。其他人尾随这五个人，集中火力强攻。国民党守军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抽掉木板，然而又太慢，于是就浇上煤油烧木板。

但是毛的战士象被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拉着似地勇往直前。越来越多的战士跟了上来——枪声变稀——他们发出令人胆寒的叫喊穿过着火的木板。似乎是被红军疯狂的英雄主义吓破了胆，敌军不战便脱阵仓惶溃逃。大约有100名国民党兵就地参加了红军。

自愿报名参加抢渡大渡河的所有先遣队员的年龄均在25岁以下。

下一步就是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少数民族部落居民使这种会合更加困难。以后发生的斗争使毛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并不是唯一的难题。

大雪山的气候条件和海拔高度变化异常，半下午天色就暗了下来。没有大米，食用青稞，使人肠胃不适，暴风雪接连不断，土豆般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在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山下，成百上千衣衫单薄的战士，特别是气血不旺的南方人，被严寒摧垮了身体，一些人永远地躺在了四川的雪谷之中。

更麻烦的是蕃族部落居民凶暴残忍地从山上滚下巨石，以此表达他们对红军入侵的不满。

毛努力用吟诵诗词和讲故事使战士们振作起来，他用辣椒和生姜熬成热汤给这些冻僵了的战士们暖和身子。艰苦的生活，可能还有将与张国焘的会合而引起的焦虑，使毛感到软弱无力，他又一次患了疟疾。

毛的健康观是，精神有极重要的作用。毛与参加长征的两名医生——傅连璋、姬鹏飞(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谈到了由于心理原因而引起身体疾病的问题。他相信，有时人们不需服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毛把生病归罪于生理状况以外的因素，这是受自身经验的启发，因为毛的每次生病总是与他事业上的受挫巧合。

的确如此，1923年在上海(他因为亲国民党的态度而受到批评)；一年以后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失去了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在1925年冬和1926年隐退到韶山的日子里(因为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问题，他的人事关系很紧张)；1929年末(来自李立三的压力)以及在1934年夏天(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使他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他都患病。

现在，当他郁闷地想到与张国焘的会合时，焦虑再一次成为生病的前兆——

1938年在延安，毛对梁漱溟承认，他不时地为神经衰弱所困扰。

一天，一块不象是部落蕃人凶狠地投来的石头滚到一名红军战士脚下。石头上系着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我们是红四方面军，在伊涅河40里的上游处，有一座用绳子结成的吊桥，你们可以从那里通过。”战士们欢欣鼓舞。

毛则不然。因为他正面临着一个人的挑战，这个人自认为他应是共产党的领袖，尽管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毛已有八年没有与张见面了，不过并不是躲避他。两人都不象28个布尔什维克，尽管张也去过莫斯科但并不了解苏联。他们二人都比28个布尔什维克有经验，他们的相互不信任也早于28个布尔什维克。

1918年第一次见面时，他们的风格和背景明显地相距甚远。地主的儿子张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学生，而毛则是一个无着落的旁听生。在毛置身于农村运动之后很久，张才开始参加城市的劳工运动。

长征又带来了新的分歧，张认为毛是在滑向“游击主义”。他批评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的想法是痴心妄想，并认为遵义会议是“独断专横刀的，所以遵义会议的决定应该修正。

毛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张怀疑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思想。他判定，由于张“逃离”根据地，两度使毛朱的部队失望。在他的眼中，张的第四方面军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精神，却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在远在川西的某地一条路边，红军战士搭起了讲台，树起了旗帜和标语。毛站在大雨中等待着张的到来。一会儿一支有三十名随行人员的马队飞驰而来。

毛张紧张关系的本质根源在这些漂亮的马身上就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张的军队(五万人)比毛朱的军队人数(四万五千人)多。张的部队衣着整齐，装备精良，和整个长征的生活比起来，他们的隐蔽式生活好象是在度假——

原文有误。当时一方面军不足二万人；四方面军有七、八万战斗部队，另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