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士兵沉默的紧张英国的冷漠，法国的敌意美国退席古纳里斯的呼吁精疲力竭的劳合·乔治与俄国的协议土耳其暴行希腊对君士坦丁堡的设计决定性战役：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希腊军的毁灭严峻的局势估计中立区惊恐和失望英国舰队致自治领的电报9月16日的官方公报解释问题新闻赶上电报自治领的回答法军与意军的撤走军事措施恰纳克的地位战略再保证我的9月30日备忘录凯马尔的两难选择穆达尼亚危机结束洛桑条约。

0希腊悲剧的最后一幕现在开始了。它延续了近一年时间。希军未能到达安哥拉，或者说未能征服凯马尔主义的土耳其。1921年9月希军在萨卡里亚河遭到失败，于是退回保护士麦那至艾金省的中间防御阵地。他们一月又一月心情忧郁但仍顽强地据守在那里。希腊士兵常常成为不理不睬的对象并饱受歧视，对于这一点必须给予公正的评价。设想一下一支20万人的军队，他们是一个由小国家动员并送上战场达10年之久的部队，被围困在小亚细亚的中央；在他们背后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各阶层人民都卷入了党派纷争；他们远离家乡，失去了有效的政治引导；他们意识到自己被欧洲大国和美国抛弃了；他们食物缺乏，装备破损，没有茶，没有糖，没有香烟，没有希望，甚至没有绝望挣扎的计划；同时在他们前后左右潜伏着、巡行着随时准备将其吞噬的强壮、无情和更有信心的敌人。战斗的考验是艰难的，但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能忍受。然而这里是一种由于在痛苦中煎熬、空话太多、拥有的东西太少、无所作为而令人身心俱疲的长期紧张状态。

波托马克河沿岸万籁俱寂，

只有偶尔漫步经过的警戒哨兵，

当他以自己的节奏来回走动时，

被隐藏在灌木丛的敌兵一枪射中。

波托马克军的身后是强大国家，有清晰的世界事业照亮它的刺刀，有充足的食物、服装和援兵。士兵们知道他们来此的目的，确信能够达到自己一直追求的目标。但是笼罩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军队头上的则是不知不觉中不断增加的孤独感，其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基地逐渐崩溃，祖国陷于分裂，周围是一个冷漠的世界。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保持高昂的斗志达9个月之久。

穆斯塔法·凯马尔表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其证据之一是，他能够等待，而且确实满足于等待，并有能力迫使对方与他一起等待。他明白时间和轻微的骚扰会使他现在觉得有把握采摘的果实成熟。9个月对于这个飞速变化的年代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然而在这9个月中，土耳其人一直在等待，而希腊人则在困苦中煎熬。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做了许多努力，期望能够解决土耳其问题和促使希腊撤军。然而这些努力都是半心半意进行的，即便政府领导人经历了最大规模战争的磨练，但是由于缺乏集体力量和坚定信心，此时做出的决定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种虚弱无力的状态只能用如下理由解释：饱经战争磨难的大臣们普遍心力交瘁，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分歧，并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关于这几点理由，最后一点留待以后再谈。这一段是东方似乎处于昏睡状态的时期，那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由于国内的政治之风越刮越猛，看到有一个地方的形势至少处于某种程度的停滞状态，对于公众都是一种安慰。可是一直以来，濒于破产的希腊一星期就要在小亚细亚花费25万英镑，希腊的韦尼泽洛斯追随者与保王党人在殊死对抗中彼此怒目而视；像英国远征南非那样庞大的一支军队在海洋那一边不断萎缩和损耗。

在某些情况下，强硬措施是表现慎重和仁慈的唯一形式。坚决动用英国的力量(这种力量依然举足轻重)，强迫希腊让步和土耳其克制，把她们的头按到一起相撞直至使她们安静下来解决问题。这些是我的见解。但是，他们说，“该由谁来按她们的头呢？我们没有多余的军队可供调遣。我们不能让自己卷入外国的战争。”然而，这种结论难道不是早就可以想象到的吗？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点一点地过去，活力也在一点一点衰败。

与此同时，党派政治开始愉快地在壁炉中噼啪作响；自由党说：“我们当权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了。”工党说：“失业者怎么办？”保守党则说：“现在难道不是由我们来组建政府的时候吗？”每个人都说，“那里的问题看来总会得到解决，无论如何这与我们无关，我们折腾得还不够吗？”

然而法国人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早在韦尼泽洛斯离开雅典时，他们就将希腊从账户中抹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他们的代表依然留在安哥拉。新土耳其有许多东西可以给予法国。她能给法国奇里乞亚的和平，能减轻叙利亚的不满，此外还有安纳托利亚的重要商业机会。从安哥拉挺进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政府在得到法国的善意后，将有许多东西可以奉献。能言善辩、貌似可信、热情而野心勃勃的m富兰克林布永已经到了安哥拉。1921年10月20日，他签订了法国与民族主义土耳其之间的互利协定。穆斯塔法·凯马尔需要军火法国有充足的军火；他缺乏大炮有谁能制造出比克勒索更好的大炮呢。至于飞机，任何现代军队无论如何总应该有几架。可惜他得不到飞机。政策的分歧以及个人的不能和谐相处，使英法间在此时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分离。虽然这种日子已经过去，英法建立了新的和更加相互理解的团结，但当时的情况必须记录下来。

美国这时在哪儿呢？她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震动英国政治和政治家的所有国内紧张压力，在美国以更激烈的程度发生了。1920年的总统大选将威尔逊和民主党暂时完全赶出了政治舞台。被他们不公平对待和激怒的对手现在掌了权。这些人的政策是准确地找出威尔逊总统希望或承诺做的事情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因而，一度曾似乎愿意成为君士坦丁堡和亚美尼亚托管人、曾明确表示承担划定亚美尼亚边界任务的美国政府，此刻耸耸双肩，从道德上对愚昧无知的旧世界的争吵与糟糕局面教训了一番，真诚地表示了对上帝的感谢，只留下了一些有用的纪念品，然后就撒手不管，回家去了。

上边这些话也许不能算是对三大国态度的赞美之词，然而当初，希腊人就是应这三大国的要求才入侵士麦那的。但是说三国中任何一国懦弱、卑鄙或冷酷都是错误的。现代社会各方势力如此强大，而领袖们个人相对又如此渺小，因此保持平衡可谓如履薄冰。变化的出现如此频繁，集体生活如此不可抗拒地向前推进，以至于不应指望各大国有太多的活力，能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制定出连贯的政策。有时候每个国家都会显得伟大崇高，而有的时候所有国家又都会是冷漠呆滞。康斯坦丁国王和他的首相古纳里斯在这些国家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时，应当想到这个道理。

我们概述的这次军事行动截止于1921年9月希军进军安哥拉失败，从萨卡里亚河撤退到埃斯基谢希尔和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以东的冬季阵地。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几近一年。与此同时，注定要失败的古纳里斯奔走于雅典和伦敦之间，乞求获得使作战得以继续的费用与武器，要求得到更多的帮助使其摆脱战争。他拜会了寇松勋爵，而后者以周全得体的礼节接待了他。在这些会见中古纳里斯的主要努力是把希腊苦苦挣扎的命运交到英国一国的手中，而寇松勋爵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在任何形式或意义上承担这个可怕的责任，但同时又劝说希腊接受协约国的调停。总的说来寇松勋爵取得了成功。他使古纳里斯意识到英国不会做任何事情，他们唯一的机会在于得到协约国协调一致的帮助。可是即使这样的机会看来也希望不大，因为法国现在热情地支持并重新武装土耳其人，而英国不打算为了亲康斯坦丁的希腊的缘故卷入纠纷。一方面是即将溺死者拼命呼救，另一方面却是无意跳到水中去的人在岸上提出忠告！

这种态度对于寇松勋爵也并非没有道理，他向来在外交部的指导下扮演着从不妥协、慎重行事和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角色，他当然觉得没有义务也不情愿为希腊人冒个人或国家的风险。据他的传记作者透露，他喜欢详述某个事件，但一旦整个过程由他口中或笔下确定下来，他就失去了兴趣这是寇松勋爵的缺点。他了解和哀叹希腊的苦境；他憎恨土耳其人，害怕他们增强力量。法国人不但突然丢开了所有对希腊的义务，而且实际上站到了土耳其一边，这使他颇为愤慨；然而他常常无力采取任何意义上的实际行动。事实上他很少深入探讨事情表层以下的性质；但是他能把外交会谈处理得极为妥当，不乏流利和雄辩的宏文大论。例如，他没有对古纳里斯说过，“立刻撤出小亚细亚，否则英国舰队将封锁比雷埃夫斯。”也从未对法国人说过，“做这件事要顾全友好关系，否则我们将对欧洲失去兴趣，从莱茵河撤回我们的军队。”我们不能由于他没有做这件事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而责怪他，因为他在这个职位上任何时候都没有做过足以改变事态发展方向的或好或坏的任何事情。

可是首相的情形完全不同。他渴望希腊成功，更渴望希腊摆脱困境，他本人是敢于冒险和足智多谋的楷模，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走了这么远，但却还没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毕竟，这回又是他一直在苦心寻找的那种摆脱暗淡场景的机会。支持联合政府的力量在迅速瓦解，他受到保守党官员的嘲弄与藐视，他自己的追随者被切断了与本党的关系，他们的政治生活就如同花瓶里的花朵。在战争及其后果的凶猛胁迫下，他很快就失去了所有政党的支持和许多友谊。然而他依旧是“经受住了暴风雨考验的领航员”，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属于他的荣誉；他仍然是伟大的劳合·乔治，那个出生于英国村舍的最著名人物；他仍然拥有以辞职来终止政府任期的决定权。当然，他可能说过，“如果对希腊与土耳其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政策，我就离开政府。”可是他被他操办的各种事务累坏了，更糟的是，他还要负责统帅部的日常事务和例行公事。实际上他还曾与布尔什维克在热那亚进行过谈判，并上了他们的当。所以什么结果也没有。那位把韦尼泽洛斯拖下台的古纳里斯结束他的最后一次伦敦之行后回到了雅典，去吞下他自己埋种的苦果。

丘吉尔先生致寇松勋爵的信

1922年4月26日

与你一样，我深切关注这次在热那亚了解到的情况。1我早就预见到德国与俄国勾结到一起的危险，并经常在演讲中提醒大家。我认为，能够阻止或者至少能够更改和推迟这种罪恶倾向的最佳政策是获得法国的信任，以此令英法德三方在互助和安全方面达成谅解，从而使德国知道，站在英法一方会让她有希望得到光明的未来，而单独与苏维埃交往则会让她失去这个前景。……这个政策的基础永远是向法国做出保证(即保证在她遭到侵略时提供援助)，我过去相信而且现在依旧相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了法国的重要信任，才有可能使英法与德国建立起较好的关系。……然而这些愿望可能是空想，解释起来似乎不复杂，但遵循这些愿望制定的方针似乎可以确保我们安全地工作不仅是一个月而是一年、不仅是一年而是好几年。

但是首相来取了全然不同的路线，在我看来，在他的路线里，外交部没有什么机会让它的特殊想法发挥作用。首相政策的大目标是莫斯科，使英国成为与布尔什维克关系尽可能密切的国家，从而成为欧洲的保护者和保证人。我看不出这个政策能给英国带来任何利益，哪怕是微小的利益……那里没有任何会结出许多年的果实的贸易利益。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引导、拉着或拖着沿这条道路稳步走下去。我们对俄国的态度使我们疏远了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民主国家。在我们急于安抚布尔什维克的同时，我们失去了如此之多的信任与善意，以至于我们现在几乎已没有多少影响力来限制法国对德采取粗鲁行动了。然而，我们原本是应当尽全力保持这种最重要的发展趋势的。我确信，如果我们一直是她们的好朋友，并保持她们对我们的善意，我们本来会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可以影响和改变她们的行动的。但实际情况是，在主要与俄国利益相关的问题上，我们正被拖入与法国濒临破裂的危险境地。我不准备仔细考虑这件事。我担心其结果在所有意义上都不好，法国和诸协约小国将以强硬和激烈的行动保卫来她们的立场。德国与俄国将密切她们的联系，我们将成为一种普遍干涉他人事务的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政策。

而在土耳其问题上，我们与法国之间还产生了另外的误解，我完全能理解你有许多理由抱怨她们在那里的行为。同时，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有关土耳其的政策，不但有悖法国的利益，而且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对于我们继续支持希腊人和敌视土耳其人，法国人不能理解，他们看不出这种做法所牵涉到的英国利益，因而不断地怀疑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寻常的动机。这给两国间的关系又添了一长串困难。我高度赞赏你在巴黎为恢复已受致命损害的形势所做出的努力。

下面再回到我们的故事中。接下来是一系列表面的外交活动。白里安在戛纳会议和1922年1月份高尔夫球比赛后下台，普安卡雷接替他执政，他在这个阶段是一个满脸胡子的党徒，并没有被认为是那时新出现的大人物。他通过反对党的胜利进入政府，想的只是赔偿、莱茵河和鲁尔河。如果当时土耳其人能帮助法国，对他们当然更好。如果康斯坦丁国王遭害，他活该如此。如果希腊人因选择康斯坦丁国王而受苦，这不关他人的事。读者务必了解，所有这些都是用最得体的语言表达的，这些语言绝不会使国际联盟脸红，而我们的这段文字只是意在把它的后果含义传达给读者。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慢吞吞地着手同时与土耳其人和希腊人谈判。从技术上说，战争还在继续，但实际上，从1922年3月底到5月底，小亚细亚的武装冲突一直处于停顿状态。最终于3月2226日在巴黎召开的协约国会议建议停战，同时提出使希腊撤出小亚细亚的和平条件。希腊接受停战，关于和平条件未作答复。而安哥拉则提出，除非希腊先行撤军，否则拒绝停战。僵局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5月份，关于安纳托利亚的流血事件的迟到新闻开始慢慢出现在报纸的次要栏目中。每天都有基督徒被屠杀的报道。1920年冬季土耳其人在高加索犯下暴行的细节(当时有5万亚美尼亚人惨遭屠杀)以及在1921年秋季希腊人被从特拉布宗和萨姆松驱逐流放的惨状，现在第一次传到欧洲。1922年6月，对安纳托利亚西部希腊人的有计划的灭绝行动正在全力进行。尽管法国人努力掩饰这些暴行的严重程度，并证明希腊人也有小范围的类似暴行，但是当前的公众舆论已经坚定地转向反对土耳其人。

7月，康斯坦丁及其首相古纳里斯在绝望中准备发动一次机敏的打击。他们从小亚细亚迅速召回两个师，与色雷斯的希军会合，然后要求协约国准许希军进入君士坦丁堡。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占领该市的力量，这个尚无行动的威胁在变得人人皆知时震惊了安哥拉的土耳其人。如果让希腊得到协约国准许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则很可能会使希军从小亚细亚撤出在和平谈判中成为一个堂而皇之并痛苦较小的筹码。可以肯定地说，自希军在萨卡里亚战败后，只有占领君士坦丁堡才能恢复希腊王室和保王党人的好运。希腊至少可以向协约国争辩说，即便她们不帮助希腊人作战，也不应当阻碍希腊人的行动；如果她们按照常理不得不予以阻碍，那至少也应当全力和积极地帮助希军借助她们的军舰撤出。然而，这个打算再次落空。英、法、意部署武装力量，禁止希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尽管可以通过周密安排掩护希军从安纳托利亚撤出，但是由此产生的持续性后果只能是削弱受土耳其威胁的战线上的希军力量。这是大灾难降临前的最后行动。

穆斯塔法·凯马尔不动声色地等待的那个时刻现在来到了。他知道希军从他这条战线调出了两个师去色雷斯。他知道这次调动使希军与土军力量均等。他了解，在他前面的希军都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必须离开小亚细亚。由于至少有一个大国用武器和战争物资提供了援助，所以他现在装备良好，甚至还占据了小规模的空中优势。他技巧高超地布置了复杂的作战行动。他威胁伊斯米德半岛和布鲁萨，把希军引向北部；他派骑兵飞掠过梅安代尔河谷中的艾金以东地区，引诱另一半希腊师去往南部。他为他的主要战役在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阵地集中了约8万名步兵和骑兵以及180门大炮。希军集合了约75万名步兵和350门大炮。8月26日早上，土军以3个军在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西南15英里的战线上发起攻击。到翌日下午，希军战线被土耳其第一军决定性地突破，希军总退却开始。退却很快变成溃败。希军大部逃向士麦那。他们飞速逃窜，到8月31日时与在后面追击的土军脱离了接触。新上任的总司令特里库皮斯将军及其参谋人员于9月2日被俘。他们曾设法发起一次反击，但早已指挥不动本军的士兵了，结果整个司令部落到了一个土耳其骑兵中队手中。虽然土军主力3天内推进100英里，但在9月9日到达士麦那之前，他们从未赶上过希军。到土军入城时，大量难民和4万希军已经登船。不过仍有5万希军成为土军战俘。

希腊第3军退往他们在马尔马拉海的基地。当他们接近穆达尼亚时后有追兵迫近。有一个法国军官通知他们，他们已进入中立地区，必须缴械。先遣的两个团的团长知道穆达尼亚并不在中立区内，于是拒绝缴械，带领部队成功翻越山路前往潘泽尔马。但是部分希军主力向法国人缴械，最终被移交给凯马尔军，其余希军则在潘泽尔马放弃大炮辎重后乘船逃回希腊。这样，在从8月26日起的两周中，应英美法要求进入安纳托利亚、三年里成为协约国反土耳其政策的基础和协约国之间耍阴谋的对象的希腊军队，不是被歼灭便是被赶下大海。土耳其再次成为小亚细亚独一无二的主人，穆斯塔法·凯马尔的军队一把火将士麦那烧为灰烬，大肆屠杀城内的基督教居民，以此庆祝他们的胜利，然后掉转矛头，充满希望地向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发。

希腊不顾后果的行为，协约国的一再拖延、意见分歧和阴谋酿成的大灾难，如今震惊了欧洲。塞夫勒条约签署国一直在用希腊这块盾牌使自己躲藏在幻想的世界里。但现在这块盾牌粉碎了。只有十几个营的步调不一致的英法意军，处在进退两难之间，是回欧洲呢，还是恢复战争？士麦那的大火和恶毒的屠杀是君士坦丁堡可能的命运的预示。新土耳其入侵欧洲的后果是无法预计的。有君士坦丁堡资源与人力增援的凯马尔军队与希腊军在色雷斯的争夺，必然使每个巴尔干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不受约束、野性难驯的土耳其军重新进入欧洲，浑身散发出不利于基督教徒的血腥味，这毕竟是发生在大战之中，必然会成为协约国的最大耻辱。协约国在任何地方的胜利都没有比对土耳其的胜利更全面，然而胜利者的力量在土耳其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傲慢藐视；到最后，所有通过战争取得的胜利果实，在加利波利半岛、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沙漠、萨洛尼卡前线的沼泽牺牲了多少万生命，牺牲了多少向这些庞大远征军输送军火物资的船舰所取得的所有殊荣，协约国的人力、武器、财富等各种资源在战事需要中的消耗，这一切全在耻辱中化为乌有。对土耳其毫无疑问的绝对胜利是由军队放在巴黎和会的会议桌上的。4年过去了，光说不干的人把它演变成了失败。4年过去了，世界因漫无目的的屠杀而变得更加黑暗不但是战场上的屠杀，被屠杀的甚至更多的是妇女、孩子、老人、病人和手无寸铁的人。欧洲和美国的所有堂皇托词，这些国家的政治家所有的雄辩宏论以及忙忙碌碌的众多委员会，把以前主宰绝对力量的人引导到了这种痛苦而不光彩的结局。

然而，此时肯定还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肯定还有时间，不仅可以补救灾祸，而且至少能够使协约国保持一定的尊严并保护欧洲免遭新的战祸。实现和平的责任有确切的严格的形式。君士坦丁堡周围地区从查塔尔雅前线到伊斯米德前线，从黑海到达达尼尔海峡被宣布为中立地区。凯马尔主义者同意尊重它；中立区的界限是与土耳其的军官一起划定的，并且留下了清楚的标志。仅几个月以前我们曾看到，当希腊寻求进入君士坦丁堡以挽救其危急命运时，同样是这些协约国宣布了中立区的神圣性，英、法、意军队实际上是以战斗队形开出营地，展示军旗以表达其保卫中立区的决心的。如果说协约国以联合行动缴希腊人的械，也许是拯救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军队的唯一办法，这是正确的，那么阻止土耳其军通过同一中立区去进攻和消灭色雷斯的希军残部，难道不同样是我们的责任吗？如果英国不顾其首相同情希腊的态度，与法、意军一起阻止希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法意两个国家难道没有同等义务与英国站在一起保护三国共同规定并约束自己维持的中立区吗？

我们难道真的愿意让我们军队被赶出君士坦丁堡逃上军舰，让苏丹王、他的大臣以及遵照我们的指示停战的每一个人被当作他们国家的叛徒而受惩罚吗？士麦那的呼号声犹在耳边回响，三大国难道真的打算在土耳其军接近时逃之夭夭吗？他们会放弃他们亲手得到并承担直接责任的城市，任凭它遭受残酷报复，或者更糟，任凭它陷入盲目的无政府状态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需要做比虚张声势和废话连篇更实际的事情；除非一切无可挽回，否则必须有人坚决顶住。对意大利人不能寄予厚望。他们知道希腊人是被派遣到小亚细亚抢先夺取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正当权利的。现在希腊军队已被赶入大海，与希腊的美梦一样，意大利觊觎那里的野心也被打破，至少是受到了很大打击。然而法国，这个雄武的国家，善恶大决战中协约国的队长，福煦与克列孟梭的法国，她不愿意履行她的义务吗？富兰克林布永应负主要责任的那些小错误或许值得体谅。劳合·乔治和普安卡雷之间的感情与谅解已经完全破裂。各种各样的互相反感在他们之间发挥着作用。劳合·乔治建立大希腊帝国的政策几乎没有考虑法国的利益，与土耳其人的长期争吵使法国在新近以武力获得的叙利亚领土上陷于特别困难的境况。实际上，首相的这项政策是英国大多数舆论所主张的，但是从长期角度看，是与英帝国的利益相违背的。它是一项个人的政策，而且它的制订者只能有限地实施。法国人不能理解英国人要追求什么。其他分歧则源自赔偿与和平条约，而法军入侵鲁尔的阴影黑黝黝地悬在欧洲虚弱复兴的上空。英法关系正处于最低点；很难相信两国人民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往事，一起取得如此之多的成就，掩埋了如此之多为共同事业牺牲的死者，在烈火熔炉中以良好的伙伴关系拯救了自己之后，关系就这样快速地破裂了。毕竟，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困难，就像好朋友之间的无礼行为。形势突然变得令人害怕。根本性重大问题像花岗岩一般升起在泡沫和粘土之上。

我们有权期望法国遵守承诺维持中立区；回想起这是君士坦丁堡法国高级司令部发自天性的行为，总是令人欣慰的。9月11日，三大国高级专员通知穆斯塔法·凯马尔，他的军队绝对不可越过中立区。英国的弱小兵力在埃斯米德半岛和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海岸旁的恰纳克筑起防线，并得到了法军和意军分遣队的增援。要想避免交火三大国就必须一起行动，从而使穆斯塔法·凯马尔深信，如果他在界线之外止步，他就能得到满意的和平，要是他执意进入中立区，他将面临与无限资源对抗的前景。倘若我们三国都采取“落后遭殃”的心态争先行动，则将战火燃起，鲜血横流，大概谁也说不清怎样才能恢复和平。在人类的任何争执中，如果一方宣布自己完全丧失了争斗的愿望和体力，随后就会发生无穷无尽的祸殃。

我一直是以个人线索把本书叙述的重大事件串连起来的。读者也许相信，我在尽最大努力阻止这种可憎可怕的形势成为现实。可是这种形势毕竟出现了。复兴的土耳其人正在进军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进而还要进军欧洲。我想应当制止他们。如果不幸的是土耳其真的重新进入了欧洲，那也应该有条约进行制约，而绝不应是一种践踏秩序的行为。失败是令人恶心的苦水，而且有人想让有史以来最伟大战争的胜利者大口地饮下这一苦水，虽然这是不会被接受的。当一个人知道只需作一个姿态就能立刻恢复对事态的全面控制时，那当然值得作一次努力。所以在经过三年尽我最大力量取得与穆斯塔法的友好和平，以及确保希腊军队小亚细亚撤出，并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反对我这位首相朋友以后，现在我发觉自己全心全意地站在他一边，抗拒我一直谴责的这个政策产生的后果。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事业上与一小批坚定的人志同道合，他们是首相、贝尔福勋爵、奥斯汀·张伯伦先生、伯肯黑德勋爵、拉明·沃辛顿埃文斯爵士，并得到了三位参谋长贝蒂、卡文和特伦查德的大力支持。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政府可能会解体，我们可能被解职。国民可能不支持我们，他们能物色其他人为他们提供主见。新闻界可能吼叫，协约国可能拒绝支持。我们决定在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之前强迫他们坐下来和谈。我们的目标不高，我们的力量不大；过去三年里由于大事处置严重不当，致使国内和整个帝国的舆论非但不打算支持我们，而且实际上会以先入之见歧视我们必须采取的那些微小而粗糙的必要措施。

那么应该怎样阻止土耳其人呢？阻止他们后又该怎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坐下来谈判呢？这的确是问题。日子一天天过去；一队队的军衣破旧但彪悍勇猛的奥斯曼土耳其军人撇开他们的暴行不谈，就其永不对自己的祖国绝望而言他们理应赢得尊重正源源不断地朝北奔向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他们会在中立区前止步吗？

在猛然发觉严重危机降临的许多人看来，我们没有抗拒危机的办法。对方的力量被荒谬地夸大了。有人告诉我们说，穆斯塔法，凯马尔有15万装备精良的步兵，组成了许多个师，在大战中就像拥有百万雄师；在这些部队后边有另外15万士兵；在更后方的是全世界的穆斯林。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卖给他们武器，以此寻求他们的好感；所以看来这两个大国不可能给予我们太多帮助。有人还是希望法意无论如何都有点儿人情味。但是，如果真的要由英国单独制止土耳其人重新进入欧洲，这是“她能力范围以内”的任务吗？

在这里，值得花时间来考虑一下我们因占有加利波利半岛和拥有无可争议的制海权而享有的特殊战略地位。英国的地中海舰队驻在马尔马拉海，它的小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往来游弋。除非在夜间零星和偷偷摸摸地潜行，否则陆军不可能从亚洲进入欧洲。可是据说，土耳其人将把大炮运到上述两个海峡的亚洲海岸，炮击小舰队和供应船只。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有什么炮？原来他们就连能够击毁小型战舰的大炮都不拥有，而我们却拥有巨炮。当然，他们还是能够炮击我们的小舰队的。但是贝蒂说海军经得住这种干扰，而且还会开炮反击。只要英国舰队保住这条欧亚深水航线，战火就不会烧到色雷斯。

9月15日，英内阁举行长时间会议。查尔斯·哈林顿爵士在君士坦丁堡统率协约国军。他在第二军任职期间的老首长普卢默勋爵到达那里访问。勋爵发来电报说，他深信哈林顿将军的安排是正确和周密的。在他看来局势非常严重，需要毫不拖延地采取坚决的决定性行动。他看得很清楚，凯马尔主义者企图把他们的条件强加在协约国头上最好使用威胁力量，倘若威胁不产生结果就真正动武。如果任凭事态进一步发展，可以绝对肯定，我们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被赶入死角。以上就是他的观点。根据这个判断以及其他情报，内阁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果说不是全体一致的话)做出严肃决议。我奉命立即为首相起草致各自治领的电报，通知它们目前的紧急形势，要求它们提供支援。我据此拟就电文，内容是内阁已做出决议抵抗土耳其军对欧洲的侵略，努力阻止穆斯塔法·凯马尔将协约国军赶出君士坦丁堡，尤为重要的是牢牢控制加利波利半岛以维持海峡的航行自由。我们收到法国政府的通知，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告诫穆斯塔法·凯马尔务必不得破坏保护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中立区。意大利人也与我们协调一致行动。我们希望希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也能派军参与，保卫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深水航线，于是将此意分别告诉了这几个国家。我们将我们的意图通报各大国，一个英国师已整装待命，要去增援协约国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爵士。海军将给予最大程度的必要合作。

我拟写的电文继续说，这些安排的目的是，在有可能保证与土耳其达成巩固和平之前安全度过必然会出现的一段变化难测的时间。我们建议为此目的应在威尼斯或巴黎召开一次会议。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有足够力量在和平达到之前保持我军在海峡周围和在君士坦丁堡的阵地。如果大国的大批部队一起行动并建立巩固的战线，穆斯塔法·凯马尔的军队似乎就不大可能发动进攻了。首相的电报还说：“迄今不曾遇到丧失勇气的希军的认真抵抗的这些土军，估计人数在6万到7万之间，但及时的预防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协约国军在君士坦丁堡失败，或者从该区域可耻地撤出，那么在我们应负有责任的印度和其他回教地区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我极愿知道各自治领政府是否愿意与我们联合行动，是否愿意以它们的名义派出一支远征队。……全体自治领或任何一个自治领宣布予以响应，并派出一支即使规模不大的远征队，其本身也无疑将对局势发挥最有利的影响。”

第二天上午(星期六)，我又应首相及其主要同僚(除了寇松勋爵，他如今是他家乡选出的议员)的要求拟写了一份公告。我们觉得不应让公众长时间不知道这种形势及其严重性。这份公告被指责为危言耸听，语气具有挑衅性，肯定不能为重要人士所接受。我愿意把公告的部分内容再现如下，供读者在回顾中加以判断。

“……凯马尔的军队迫近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安哥拉政府提出了要求……如果同意这个要求，那就等于失去不久前的战争中对土耳其胜利的全部果实。隔开欧洲与亚洲、连接地中海与黑海的深水海峡会对世界和欧洲的利益产生影响，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英国的利益。

“英国政府认为海峡的有效和永久性自由通航具有生死攸关的必要性，并准备为此付出各种努力。政府极为满意地得知，法国与意大利在这方面与英国看法相同，而另外两个大国对此也特别关注。

“君士坦丁堡的问题稍有不同。有两年多时间，大家决定不应使君士坦丁堡脱离土耳其，去年1月份的伦教会议通知该市和安哥拉土耳其政府的代表，只要其他问题有令人满意的调整，协约国准备将该市归还给土耳其。

“英内阁希望，应尽快在其他相关大国普遍接受的任何地点召开一次会议，在会上应做出决议和持久努力，以确保与土耳其的巩固的和平。但是这样的一次会议不可能立即召开，会议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凯马尔派军队攻打中立区的问题，而中立区如今是保护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屏障。

“英法政府指示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通知穆斯塔法·凯马尔和安哥拉政府，这些中立区是在三大国保护下建立的，必须得到尊重。

“然而，鉴于凯马尔主义者的激动情绪和过分要求，简单地把一切都寄托在外交行动上将是无效和危险的。必须具备足够武力来保卫两个海峡的自由航行和保护欧亚间的深水航线，以防止充满暴力和敌意的土耳其的入侵。协约国军如被穆斯塔法·凯马尔军逐出君士坦丁堡将是最具灾难性的事情，无疑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产生意义深远的反响，不但会影响所有穆斯林国家，而且会影响所有在不久前的大战中被打败的国家、处于劣势的土军经过努力获得梦想不到的成功，这种奇观会使这些国家深受鼓舞。

“此外，胜利的土耳其人在欧洲海岸再次出现，将在巴尔干各国造成最严峻的局势，很可能导致这个业已灾难深重的地区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阻止这个巨大危险以及保证两个海峡及其周围地区的秩序与和平，是新近战争中协约国的责任，只有做到这两点，才有可能召开一次会议来庄重、审慎而有效地商议，从而永久性解决问题。

“陛下政府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承担自己的责任，为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作任何可能的努力。陛下政府已把这层意思告诉其他大国，与后者一起采取行动，共同防卫君士坦丁堡和中立区。

“然而很清楚，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协约国也受到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罗马尼亚在大战中因两个海峡被封锁而失效。土耳其保加利亚联盟尤其是给塞尔维亚乃至整个南斯拉夫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如果海峡被封闭，流入黑海的多瑙河沿岸的整个贸易活动同样会被扼杀。这些问题与希腊利益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陛下政府对这三个巴尔干国家阐明了情况，指望这些国家在有效保卫中立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陛下政府还向各自治领通报了情况，请他们遣派远征队，以保护它们业已为之做出巨大牺牲的利益，保卫澳新兵团为之做出不朽功绩并奉为神圣的土地。

“陛下政府的意向是立即(如有必要就以相当大的规模)增援在君士坦丁堡的协约国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爵士指挥的部队，并给地中海的英国舰队发布命令，以任何手段对付土耳其军队对中立区的侵犯或穿越欧洲海岸的任何企图。”

首相于9月15日晚7时前批准发给各自治领的电报，到午夜11：30，电报译成密码发出。电报随后需传送、译出和交递给各自治领政府。这个过程要到16日下午才能完成。到那时，我们的公报已通过新闻媒介闪现在全世界面前，而且实际上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关部长收到政府公文急件之前，消息就已传到当地报社的办公室。因此，部长们在亲手接到官方文件之前，就已被焦急的询问者和热切的志愿服役者包围了。这种状况令各有关方面深感烦恼。没有一个英国大臣预见到，17个小时以前得到批准、至少12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官方电报竟被报纸的消息赶上，并抢在前面透露给公众。然而无论如何，发布公报是因形势日趋严重和英国政府有责任警告公众而单独做出的一个决定。

结果是自治领的部长们处于受愚弄的境地，他们自然被激怒了。他们对这样的办事程序提出了强烈抗议。宗主国所感受到的对劳合·乔治先生亲希腊政策的怀疑和普遍不赞同，以及对停战后协约国处理东方问题的普遍不满，全都反映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的言行上。与英国公众一样，两国公众没有意识到希腊军队的保护作用，然而正是在希腊军队的后面，我们大家才有3年时间生活在没有意义的和平中。与英国公众一样，两国公众很难理解希腊军队的毁灭会给我们的事务带来怎样的巨大变化。不过，所有自治领还是响应了我们的呼吁，宣布倘若出现紧急情况，他们准备尽一己之力，当然得到本国议会的同意是前提。9月16日夜，新西兰政府发来电报称，“他们希望参与正在采取的行动并愿意派遣远征队”；20日又来电报说，“议会一致批准了政府的行动，已有5000多志愿人员报名参加现役。”几天之内，这个只有140万人口、曾在大战中做出巨大牺牲的地区的报名人数增到了12万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出现了众多参军的情况，这两个自治领政府也都因此产生了烦恼，直到实际危机过去后，烦恼才消除。当然，我们特别重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土耳其人，尤其是穆斯塔法·凯马尔本人，曾在大战中接触过澳新军团。对于残暴的土耳其人来说，让他们有可能再次面对来自地球另一方的可怕志愿者实在是一种折磨，没有比这威慑力更大的了。毫无疑向，我们精心传送过去的这个消息是最终避免战争的一个确定因素。

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的分歧引发了一段可悲的插曲。9月18日，巴黎命令恰纳克和伊斯米德半岛上的法国分遣队从英国战友身边撤走。法军在撤退时意军也尾随而去，只留下英帝国单独面对直扑而来的土耳其军队。法意两大国军队肆意张扬的撤离可能会煽燃土耳其人最狂妄的野心。人们可能会问：此时对这个问题毫无信心，而且饱受战争磨难，精疲力竭、刀枪入库的英国单枪匹马能有什么作为呢？此后土耳其人知道，挡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个大国。所幸的是，土耳其人有一个能够运筹帷幄的领袖。

9月23日寇松勋爵访问巴黎，英法之间发生了丑恶可耻的互责。我们对此不应看得过重。那几年是压力重重的20世纪所经历的英法关系最坏的年份，而此时又是最坏的时刻。现在我们好歹渡过那段坏天气进入较好的日子了。以下节录的两段话足以反映当时的情况：法国人说，“我们将用外交手段阻止土军”；英国人回答，“没有我们的刺刀你们的外交手段一文不值。这一点毋庸置疑。”

后来，问题转入了军事领域。如果我们的军队占领达达尼尔最紧要的狭窄地段的两岸，显然有利于控制两个海峡。这就使占有亚洲海岸上的恰纳克成为值得向往的事情。尽管我并不相信恰纳克是必不可少的外围屏障，但它毕竟有很高的价值。陆军部最初未考虑占据恰纳克，它于11日通知哈林顿将军，可以由他斟酌安排撤出该地。但哈林顿将军考虑到该地是加利波利半岛前沿防线，地位具有重要性，因而决定不采纳这个意见。于是他得到通知，他可以像后卫部队那样把守该地。

利用这个允许，哈林顿将军于19日向据守恰纳克的指挥官马登少将下达命令：“你应使用我可以调动的部队尽可能长久地守住恰纳克。我会把这个决定通知政府。在我看来，由于法军从恰纳克撤走，凯马尔将在那里向英国的政策发出挑战。如果你能在海军的支持下令凯马尔止步于恰纳克，十有八九他将停止作进一步的打算。你坚持在那里可以防止出现更多的麻烦。”

哈林顿将军于20日打电报给陆军部：“如果我们继续显示我们的决心，在我看来英国人没有他们(即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能够完成任务，所以我认为你没有必要关心他们的行动。根据我的情报，他的(凯马尔的)部长们明天将被召集到士麦那开会。显然这个会议将决定土耳其是否与英国和她的自治领较量。我本人的看法是他们不敢这样做。”

同一天(9月20日)，面对法意撤退后和局势的内阁，开会倾听三军参谋长有关军事方面的意见，以做出正确决定。内阁通知哈林顿将军，守卫恰纳克是他的首要责任，守卫君士坦丁堡本身是次要任务，守卫伊斯米德半岛则是更次一级的任务。9月22日，哈林顿将军通过凯马尔派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通知穆斯塔法·凯马尔，他得到命令保卫中立区。23日1名土耳其骑兵进入中立区向埃伦库伊推进。驻恰纳克的英国将军警告土耳其司令官，进入中立区是战争行为，如果他们不撤回去，他将不得不向他们开火。这位土耳其指挥官做出了正确而合理的决定，土耳其骑兵于24日早上退出中立区。然而9月25日，又有2千多名土军士兵携带机枪回到埃伦库伊。他们桀骜不驯，以有意侵犯的态度滞留在那里，但还是彬彬有礼地做出要与英军谈判的姿态，这显然是蓄意破坏中立区的行为。

双方都在争取时间。土军只有骑兵没有大炮，我们则急于通过海运以最快速度把大炮飞机运抵该地以给予增援。开始时，恰纳克的4英里战线只有3个半营和两个野战炮连防守，当然，他们可以得到舰队的几乎威力无限的炮火支持。1915年以来，海军对陆上阵地的火力攻击取得了长足进步。海军最强大的战列舰排列在海岸边，四周有无数巡洋舰和小舰队提供支持。所有目标都作有记录，弹着点由无人挑战的空中观察予以校正。因此，步兵始终能够得到肯定相当于整个军(或许还远不止于此)的炮火支援。到28日时，恰纳克已有6个营守卫，另有3个新来的榴弹炮连驻守在加利波利半岛。尚在运输途中的还有36门中口径大炮，而16门8英寸榴弹炮正在卸船上岸。空军力量的增强也很可观。载有5架水上飞机的“佩加苏斯号”于27日与载有6架水上飞机和4架战斗机的“阿尔古斯号”会合，28日又有第209中队的13架飞机加入。按计划，11月9日和10日还会有另外3个中队的36架飞机来到恰纳克。

首相要我主持一个内阁委员会的工作，以适当协调海陆空三军的作战行动。20日至28日这一周是令人焦急的一周。关于土军的情报模糊不清。迄今出现的只有骑兵，这种部队没有什么能力攻击筑壕坚守的阵地。但是我们不知道从士麦那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步兵纵队的先头部队到底在哪里，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转向来攻击恰纳克，也不知道他们为此目的会提供什么大炮和弹药支援。我们只知道我们有一个面积有限但工事坚固、通信系统完好的阵地，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巨大的炮兵优势，而土军既无坦克又无毒气。这些已经足够了。但是到28日以后，当我们制空优势日渐明显，榴弹炮从加利波利送到战线时，才可以充分肯定，只有打一场大仗才有可能把英军逐出恰纳克。肯定地说，即便是在1917年和1918年的西线，战区中若没有至少同等数量的大炮和空军以及投入实际接触战的两三倍于对方的步兵，也无人敢于尝试攻击这样的阵地。所有经验均表明，除非攻方的大炮压倒守方的大炮并进一步摧毁对方的步兵阵地，否则仅仅以大量步兵迎着机关枪和训练有素的阻击手及铁丝网冲锋，只能意味着，攻方坚持的时间越长，蒙受的伤亡越大。已有上万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证明，即使攻方大炮能够压倒守方，如果没有坦克或毒气，向这样的阵地进攻，前景仍不容乐观。

我心中特别记起了1915年5月19日土军第一次登陆加利波利半岛被澳新兵团击退的往事。当时澳新兵团的兵力要小得多，尤其是得不到飞机支援，而他们面对的是土耳其训练最优的正规军部队，兵力3倍于己。尽管土军以最英勇的气概发起冲锋，也只能在守军的火网前死伤累累，敌我战线之间的开阔地上留下了数千具尸体，以致加利波利战役不得不因岛上卫生的目的而达成休战。由此可见，9月28日以后，似乎没有理由为恰纳克的战术形势担心了。

然而使我们真正重获信心的是战略形势。像穆斯塔法·凯马尔这样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军人和才干突出的人物为什么要离开原定进军君士坦丁堡的路线，率领他疲惫不堪、饱受煎熬的军队来进攻英军筑壕据守的阵地呢？迫使英帝国对他作战，他在政治上能有得什么收获？牺牲士兵的生命、枉费稀缺的军火而进行这种性质的局部争斗，在战术上他能得到什么？因此而推迟向伊斯米德半岛的进军，推迟与身处君士坦丁堡的追随者的会合，在战略上他能得到什么？到达君士坦丁堡前的每一天耽搁对他都充满危险。他知道在色雷斯有与他几乎人数相等的希腊军队。继小亚细亚灾难之后，雅典发生军事政变。康斯坦丁已被驱逐，希腊军人当局宣布他们决心保卫东色雷斯。每一天都可以被他们用来整顿部队并在查塔尔雅战线前取得前进阵地，这些都对凯马尔有害。凯马尔的追随者无处不在的君士坦丁堡，除了有m富兰克林布永的奉承与劝告外，一直都称得上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事实上，穆斯塔法·凯马尔从未偏离过他的进军道路一码。他就像一个智者，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急忙扑向容易达到的主要目标，并动用侧翼骑兵部队对驻恰纳克英军显示力量和攻击意图。他的骑兵军官们接到了最严格的避免冲突的命令，土耳其的首要目的是让对方坐下来进行友好谈判。他们不害臊的好心情证明他们是故作姿态，掩饰极度的真正的不满。他们努力表示要与我们兄弟相待，甚至敢于请求英方向他们提供营地设备和作战小器具。恰纳克的英军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受到威胁的是君士坦丁堡，但是君士坦丁堡的防务没有其他两个大国的参与，并不应由英国负主要责任。

9月30日，我为我们这一小群人写了一份备忘录，现将其再现于此。

恰纳克

1922年9月30日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谨慎考虑我们在恰纳克的地位，就如同我们有可能被遭到凯马尔主义者的全部军队攻击一般。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凯马尔主义者已经在与希腊作战，他们的最高目标是进入色雷斯，打败那里的希军。他们试图跨过达达尼尔海峡或马尔马拉海是没有用处的。他们进入欧洲的唯一实际可行的道路是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者可能跨过黑海。他们在目前阶段和自从士麦那陷落以后，似乎有可能稳步休整开向伊斯米德半岛的主力部队，意在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所以他们在恰纳克半岛所做的一切，只是派骑兵和小部队拖住英军和把一定数量的大炮布置在被他们占领的达达尼尔海峡两岸。

无论如何，凯马尔显然必须在两者之中进行选择：一方面是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军色雷斯，紧紧抓住希腊军；另一方面是试图在恰纳克制服英军。若是采取不彻底的折衷办法，即对恰纳克英军作软弱无力的进攻，又以不足的兵力攻打色雷斯的希军，则肯定会铸下大错。下面，让我们对这两种选择逐一进行分析，首先是可能性较小的那种。

如果凯马尔以麾下部队、大炮和有限弹药的主要力量攻击恰纳克，就将使希腊人有充分时间彻底休整他们在色雷斯的部队，并得到最大程度的增援。……

其次，如果凯马尔选择另一种办法(他有可能这样做)，他可能会在3周内与希军在查塔尔雅战线一带接火。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无疑会拨出足够的兵力在恰纳克围住我们，但不会作认真或代价昂贵的进攻。他也不会不适当地使用弹药从达达尼尔亚洲海岸射击经过海峡的船舰，大约从10月底起他将深深卷入色雷斯战事。如果我们从敌对状态刚开始出现就采取恰当措施，此时我们的处境会十分有利。由于对马尔马拉海有制海权，而且由于我们海军力量强大，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向许多方向调动我们的军队。人们难以想象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会任凭我们使用奇妙的内线作战体系和水上交通体系。……凯马尔主义者的军队在色雷斯与希军激战，其交通线会沿伊斯米德半岛伸展，一支强大、坚实的英军蹲伏在加利波利与恰纳克，准备在海军的帮助下割断这些交通线。这样一种处境当然是可怕的。……

越是研究形势，越是发觉恰纳克与加利波利英军阵地的战略上的有利条件明显。面对两难处境的凯马尔将会极端痛苦。他或者会全力攻打恰纳克的英军，从而听凭希军日渐强大起来，或者会贸然闯入色雷斯实际上的死亡陷阱。……

像许多事情的情况一样，除了上述两种选择外，还存在第三种假设，那就是，如果凯马尔能认识到，长期全力攻打驻恰纳克英军是徒劳无益的，攻击色雷斯会招致敌对的英军切断自己的交通线，面临这种危险，他会从这两种计划前退缩。倘若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不经激战便能达到我们时下的目标。谈判将重新开始，但这次的气氛与在巴黎时完全不同。如果谈判的结果允许土耳其人重返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则必须只能以我们可以断定的最有可能持久保持的和平为前提条件。我相信，只要我们不采取任何得不偿失的步骤，我们所处地位的力量就会成为现实。

恰纳克的高潮在9月28日达到。这一天哈林顿将军报告说，土耳其人在英军阵地周围聚集了重兵，“他们透过铁丝网咧嘴而笑，”表示自己是按命令行事。为避免冲突，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我们希望的局面已不可能出现。哈林顿还报告，恰纳克的英军阵地“地势绝佳、铁丝网密布、固若金汤”。内阁据此指示将军向土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土军在短暂期限内退出中立区和离开恰纳克，并授权他在限定期满后自由支配其麾下的所有兵力。但是将军有能力渡过难关而不必动用被授予的大权。哈林顿将军是机敏、冷静和忍耐的典范。碰巧从内阁发出严厉电报的那时起，那些土耳其人的挑衅行为开始收敛。30日，恰纳克司令官马登将军报告，那里已经不见了凯马尔调来对付他的大炮或步兵，他的部队已经没有了危险。随着可能发生的情况一天天向后推延，英军的阵地变得越来越强，哈林顿将军因此认为没有必要向土军发出最后通牒，同时也没有出现任何需要开火的情况。局势的这种有利发展令内阁大松了一口气，10月1日，内阁致电他们的司令官，表示同意他保持克制。

与此同时，在与法国人经过艰苦的讨论之后，9月23日，英法意联合向穆斯塔法·凯马尔发出邀请信，请其参加在马尔马拉海岸的穆达尼亚举行的一次会议。邀请以广泛牺牲希腊利益为基础。三个协约国政府允诺土耳其恢复远至马里查和阿德里安堡的色雷斯的疆界，一旦签署了一份和约，协约国军会立刻从君士坦丁堡撤退，同时还将支持土耳其加入国际联盟。穆斯塔法接受邀请并将与会日期定在10月3日。去穆达尼亚的还有不可理喻的m富兰克林布永，他竭力引导土耳其人期望从英国得到比他们以前所想的更多的好处，引导土耳其人相信英国人不能或不愿把打仗作为最后依赖的手段。主要由于他的活动，会议很快陷入了僵局，协约国代表于10月5日回到君士坦丁堡。法国与意大利的高级专员担心爆发战争，赞成无条件投降。可是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坚持9月23日提出的建议；伦敦指示哈林顿将军不作更多让步。关于英国准备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通过法国或意大利渠道被土耳其人得悉。英国军队的大炮和飞机不断抵达达尼尔海峡有目共睹。当10月10日会议在穆达尼亚复会时，人们发现土耳其人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已乐意签署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希腊军应退到马里查的后面，希腊文官当局应撤出东色雷斯。另一方面，土耳其同意承认中立区，承诺在和约批准前不在东色雷斯招募军队。

恰纳克的经历有多方面的教益。它反映了哈林顿将军的崇高功劳。他重视恰纳克位置的价值和重要性并坚决地守住了它，他懂得怎样把冷静灵活的外交手腕与军事上的坚如磐石融合为一体。英国政府和自治领(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态度无疑阻止了欧洲战端再起，使所有协约国能够在避开因彼此之间的可悲和不协调的政策而造成的后果时还保留了几分面子。考虑到可用资源的有限、公众的疲劳、政府地位的不稳及其威望在国内外的下降，取得这样的“光荣和平”的成就确实可喜可贺。它奠定了后来与土耳其人在洛桑谈判，并达成互相尊重的和平条约的基础。英国采取的强硬行动非但没有为我们招来土耳其人的长期敌意，反而激起了他们的钦佩乃至善意，因而我们更易而不是更难与现代土耳其建立未来关系。

02

此后不久，洛桑条约缔结。它与塞夫勒条约形成了惊人的对照。以前动辄对土耳其口授条件不但有和平条件，还有毁灭土耳其民族的条件的大国，现在发觉自己不得不以平等条件进行谈判了。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重建首都。他们重新获得东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所有形式的外国指导与控制被一扫而光。几百年来保护在土耳其的西方国家商人与国民抵制东方弊政的各种条约被取消殆尽。极其重要的两个海峡的控制权在最轻微的掩饰下归还给了土耳其人。穆斯塔法·凯马尔把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省份谨慎地交付给各托管大国，摩苏尔的命运则交由国际联盟决定。根据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规定，土耳其境内的所有希腊居民以及希腊境内数量虽然不小，但仍属少数民族的土耳其居民被甄别出来送回各自的祖国。土耳其失去了数百年来一直在土耳其城乡的经济生活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大量公民。贫穷和沮丧的希腊接受了近125万难民，他们在不幸和贫困的压力下，已经成为希腊国家力量的新因素。就连这些条件，也还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花了长时间谈判才获得的。要不是寇松勋爵巧妙和坚定地运用英国通过在恰纳克表现出来的顽强态度所保持的威信，根本就得不到这些条件。

不幸的m古纳里斯和另外几个部长以及战败的将军们在雅典被枪决，这表现了希腊对1921年选民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