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要以武力来强行统治那些反对过它，且应我们的要求组织起来的人。如果在他们为我们的目的服务时，在他们承受一切风险时，我们说，‘谢谢你们，我们非常感激你们，你们曾为我们的目的效劳。现在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了，让布尔什维克割断你们咽喉吧’，那末我们等于是宣告：我们彻头彻尾毫无价值。……”

1919年4月16日劳合·乔治在下议院的演讲

“要救俄国，要如我祈求的让她获救，必须同俄国人一起拯救俄国。只有俄国人的男儿气概、俄国人的勇气和俄国人的美德，才能拯救这个曾经强大的国家和欧洲大家庭的著名成员并促使她复兴。我们能给予这些俄国军队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在对德战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响应我们的号召才最早进入战场的，现在他们正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作战的援助只能是在志愿基础上募集的军队、军火、装备和技术服务。但是俄国必须由俄国人的努力来拯救，必须出自俄国人民的内心，必须使用他们强有力的臂膀。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武装斗争一定能如火如荼地展开。”

1919年2月19日丘吉尔在伦敦市长官邸的演讲

停战时的承诺贝尔福勋爵11月29日备忘录英军与法军的干预范围在敖德萨的法军在陆军部普林基波岛巴黎会议我的建议与首相的通信布利特的使命形势恶化高尔察克西伯利亚军的前进五大国询问高尔察克给高尔察克的照会他的答复大国决定支持他太迟了。

0威尔逊总统的离开以及随后在巴黎发生的插曲，提供了一个机会，让读者得以再次接触在巴黎以外悄悄存在着的萧瑟的现实。

停战和德国的垮台改变了俄国的所有价值和关系。协约国只是作战行动需要时才勉强进入俄国的。可是战争业已过去。协约国军曾经努力不使德国军队得到给予俄国的大量供应品，但德国军队不复存在了。他们出发去拯救捷克军；可是捷克军已经自己救了自己。因此能使协约国军进行干预的每一个理由都消失了。

另一方面，所有协约国在物质与精神上又都曾卷入俄国的许多地区。英国的承诺在某种方式上是最认真的。12万名英军和11万名协约国军实际上被冰封在俄国北部的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不管做出什么决定，他们都必须留在那里直到明春。这些派遣部队，自然有可能遭受布尔什维克集中大部队的进攻，他们的处境不免令人担忧。宪兵上校约翰·沃德率领两个英军营加上几个从巡洋舰萨福克郡号调来的水兵，在西伯利亚心脏地区以武力和忠告支持鄂木斯克政府，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新西伯利亚军正在迅速建立。这支军队单从英国就得到10万支步枪和200门大炮。大部分军人穿着英军军装。由英国管理的军校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起来，正在训练质量低下的3000名俄国军官。在南方，在阿列克谢耶夫去世后继任司令职务的邓尼金，受到鼓励，希望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得到协约国的帮助。在达达尼尔海峡开放和英国舰队进入黑海后，我们才能派出一个英国军事使团去新罗西斯克。根据这个使团的报告，战时内阁在1918年11月14日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邓尼金；增派军官和军事设备去西伯利亚；并给予鄂木斯克政府事实上的承认。

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在11月29日备忘录中向内阁提出了应采取的政策。他写道，

“这个国家在4年多艰苦作战以后，肯定拒绝看到在自己的军队被派遣到俄国辽阔的国土上，目的只是要在一个不再站在协约国一方交战的盟国实行政治改革。

“我们历来主张俄国人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我们不希望干预他们的国内事务。在基本上针对中欧帝国的作战过程中，为了有利于协约各国，我们不得不与俄国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打交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有任何使命，在俄国人民中建立或改组任何特殊的政治制度。

“陛下政府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他们在俄国的军事政策一直受这种观点的指导。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完全对俄国事务不感兴趣。近来发生的事件使我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责任要持续到产生这种责任的原因消失。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们的协约国家，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帮助她。在俄国的东南角，在欧洲，在西伯利亚，在外高加索和外部里海，在白海和北冰洋毗邻地区，新建立的反布尔什维克行政机构在协约国军队的庇护下出现。我们有责任使它们存在，必须努力支持它们。支持工作我们能坚持多久，这种政策最后将如何发展我们尚不能断言。这主要取决于与我们共同行动的国家采取的行动方针，共同行动的国家在可使用资源上远比我们为多。对于我们来说，现阶段别无可供选择的方法，只能最有效地使用我们拥有的这些军队；在我们没有军队的地方，则供应武器和金钱；至于波罗的海各省，尽我们听能，使用我们的舰队保护刚开始形成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政策对于那些还在现场抵抗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入侵的人们而言，似乎是不充分和不完善的，但是它是我们能够完成或者在目前环境中应当尝试的全部。

11月30日我们在阿尔汉格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代表得到通知，政府建议遵守如下对俄政策的总路线：

“暂时保持对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的占领；继续西伯利亚远征；努力说服捷克军留在西西伯利亚；(与5个英军旅一起)占领巴库巴统铁路；用军事物资尽可能帮助在新罗西斯克的邓尼金将军；以军事物资供应波罗的海国家。”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计划。它不但包括现在的承诺，还增加了在高加索和南俄的新项目。关于这点必须作一些叙述。一年以前，在1917年12月23日，英法同意在巴黎召开会议，法方由克列孟梭、皮雄、福煦出席，英方出席者有米尔纳勋爵、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以及数名英国军事代表。会议制订了英法在俄国南部的未来军事行动计划。这次会议考虑了支持当时在新切尔卡斯克的阿列克谢耶夫，为了便于在任何情况下作战，从地理上划分了两国作战的范围。法国军事行动在黑海以北开展，“对付敌军德军和敌对的俄国人；英国的军事行动范围在黑海以东，打击土耳其军。”会议协议第三条规定，法军战区包括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英国战区包括哥萨克领土、高加索、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库尔德斯坦。战时内阁于1918年11月13日重申，他们会坚守这些限制。

然后英军在巴统登陆，迅速占领了从黑海到里海巴库的高加索铁路。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发现了友好的、从整体上说是欢迎我们的、有点激动不安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沿400英里铁路线驻扎下来，对居民及其各级动摇不定的政府像“大哥哥”那样关心地行事，并整编了一支小舰队，确保对里海的迅速有效控制。里海比不列颠群岛大。到1919年1月底约2万多的英军掌握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战略铁路线。由两支在内陆海上占优势的海军力量保障沿线两侧的安全。英国政府打算利用这条铁路做些什么从未清楚地理出个头绪。在英军这块盾牌后边，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有发展他们独立的存在的自由，它还防止了布尔什维克入侵土耳其(此时她完全唯命是从)、库尔德斯坦或波斯。从未发生战斗，没有生命损失；但是由于我们的兵力不断减少，我们克服了极大困难，才使这条被保护的线路大约有一年之久保持完整无损。

法军进入他们的指定范围后，遭受了灾难性的命运。停战条件规定德军立刻撤出乌克兰。这在因与同盟国交战而充满怒火的法军看来，是完全合理的，而德军本身除了遵命回家外别无希望。可是事实上，撤走德军等于从南俄撤走了保持2000万或3000万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唯一有力、正常、有效的基础。随着一度令人憎恨和害怕的“钢盔”迅速撤出南俄的城市与市镇，赤卫队便跟踪而至，唤起了居民中的那些人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所有对德国入侵者表示友好和同情协约国事业的人，以永不满足的剥夺来庆祝他们夺得政权。

当这些可悲的事件正在进行时，法军于12月20日用约2个师在强大舰队的支援下在敖德萨登陆。应协约国最高会议要求，韦尼泽洛斯另率领两个希腊师参加，法军的力量因而增强。于是发生了战胜国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第一次真正冲突。这场战争的胜负并非决定于寻常的战争器械。外国占领激怒了当地居民；布尔什维克得益于当地居民对外国军队的不满。他们宣传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影响遍及整个乌克兰。1919年2月6日赤卫队重新占据基辅，周围地区人民奋起反对外国人和财主富豪。法军本身也受了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实际上整个舰队均反叛了。战争业已过去，他们现在为何而战？他们为什么干涉俄国事务？他们为什么不回家？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俄国正在开展的运动，既然这些运动试图摧毁国家的一切权力和建立陆军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普遍政权？在过去所有大决战的战斗中，所使用的火药燃烧的武器几乎从不失灵，然而此刻在用它执行新任务时它突然破碎了。法国舰队的哗变被镇压，哗变的头目被判长期监禁；可是震惊在巴黎持续不息，当局迅速终止了整个冒险任务。4月6日法军撤出敖德萨。因发生事故而按兵未动的两个希腊师同时撤回本国。法国一退出，布尔什维克立即进入该市，开始第二次报复。

对这个突出插曲的简短叙述必然是不完备的。凡是在布尔什维克与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兵戎相见的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重复地、突然地并发虽各有特色的、但性质相同的混乱状态，蔓延在从白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福煦元帅在1月12日将俄国与波兰的形势向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他建议在停战条件中增加一条，即由德国人管理但泽托伦铁路连同但泽港，维持良好秩序。然后要求铁路恢复运输功能，以便有利于协约国军的运输。他考虑组建一支相当规模的陆军，主要是美军，加上波兰军和同意参加的俄国战俘，以保护波兰和对付布尔什维克。但是美国军队不愿意将力量投入这种无论怎样都不合乎愿望的目的。可以肯定没有英国军队可以使用。因而这位元帅只能依靠次要的权宜对策，而政治家们则求助于老生常谈以摆脱困境。

02

1919年1月14日我进陆军部任国务大臣，成为在上一章所述的形势下所做出的保证和所有悲剧以及国内种种困难的继承人。到此刻为止，我未曾参与任何种类的俄国事务，也不为任何承诺负责。我发现自己在几乎一切问题上与帝国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的看法均保持一致。我们提议的和只要我有力量就要贯彻到底的政策，无论如何都具有简明的优点。我们的军队在很快地缩小。英国人除莱茵地区外再也不愿为在其他地方的军事设施提供人力与财力。英国人是否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为抗德战争强征的军队与任何其他人打仗，或甚至在征服地区维持长期占领，这都大成问题。因此我们异口同声唱一个调子：缩小你的承诺；选择你的义务；把你能够坚持的那些事情做成功。

于是我们强烈主张以下措施：第一，结束在高加索的巴统巴库冒险，毫不拖延地把我们的大批军队撤出危险的、由我们负责的地区；第二，与土耳其讲和，向她表示英国是她的朋友，第三，诚恳和全面地完成我们的承诺，用我们大量的剩余军火来武装和装备反布尔什维克军队，并用有专门技术的军官与教练人员训练他们的有效率的军队。自然的趋向是，我们将努力联合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接壤国家，成为一个战争和外交体系，使每一方做尽可能多的事情。这些就是我们坚持执行的政策，也是我们政策的限度。

但是还有一个政策可供选择，这个政策受到了有权力者的倡导，它与上述的简单概念是竞争关系，并且互相冲突。早在1918年12月份，英政府就曾询问她的盟国和与俄国毗邻的伙伴国，对俄国能不能有利地提出某种和平建议。1虽然法国人不赞成这个计划，但关于它的谣传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抗议，2劳合·乔治先生于1919年1月16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建议召集莫斯科的代表和与莫斯科作战的各类将军的代表来巴黎，“以罗马帝国召集边远附庸国将军以解释自己行动理由的方式”进行协商。

威尔逊总统同意劳合·乔治先生的建议，于1919年1月21日做出决定，由美国起草邀请书。但是会面地点有了变化。不是原定的巴黎，而是选择在马尔马拉海中的普林基波岛。在该岛毗邻有另外一个岛，青年土耳其党人战前曾把昔日大批出没于君士坦丁堡街头的无主野犬集中移送到这个岛上。用船装运到那里的几万只野犬彼此噬食到最后全部饿死。当我在1909年乘朋友的游艇访问土耳其时，亲眼看到它们成群聚集在岩石海岸上。这些野犬的白色骸骨依旧铺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野犬给人的记忆令人憎恶地遍布周围地区。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来说，选择这个地方召开和平会议似乎有点奇特，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来说，那里似乎并非完全不适合。2月4日布尔什维克用含糊其词的语言接受了邀请。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的白色政府以及纳博科夫、萨佐诺夫与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团体的代表以蔑视的态度拒绝了邀请。与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的整个想法对于英国和法国的主导性舆论而言是令人厌恶的。

就是在这个阶段，我第一次在巴黎参与关于俄国的讨论。由于对阿尔汉格尔、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已经答应的保证直接由我经办，我一再催促首相制订一个明确的政策。在长时间焦急的商谈中，他显得对同行的焦急有习惯性的耐心和亲切的关怀。最后他建议我去巴黎，考察一下在我们有限的行动范围内能做些什么。

2月14日，我按建议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执行这个使命。坐在和会的座位上，我看到了报纸上经常描写的和会开会的场景：克列孟梭担任主持人，表情严肃、满脸皱纹、一头白发，带着一顶黑色无檐便帽；坐在他对面的是福煦元帅，他十分拘谨、十分克制、庄严、杰出、讨人喜欢。两侧的华贵的椅子上坐着战胜国的代表。四周是哥白林厂制造的壁饰花毡和镜子，闪烁着金色的光辉！这是唯一一次我与威尔逊总统正式接触的场合。我将复述当时发生的事情。

那天会开得很长。谈到议程上的俄国问题时，时间已过下午7点。就在那天晚上威尔逊总统要离开巴黎，登上第一次回美旅程。他只有不多时间吃晚饭和赶上去瑟堡的火车。他实际上已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离开会场，本来就没有合适的时间来提出一个外加的、意见不一的和令人困惑的主题。然而，由于我对俄国各条战线的直接责任，以及对目前各种残酷现实所产生的执着心情，我便站起来发出我的吁请。“我们不能在有关俄国问题上做出某种决议吗？战斗实际上在进行着。许多人被杀和受伤。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是和平还是战争？我们是要停战还是继续打下去？总统就这样前往美国，让这个问题被搁置在一边吗？在他离开期间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他回来之前除了那边漫无目的、无控制的流血外什么都不做吗？当然应该给一个答案。”

与我预计相反，总统和蔼可亲。他转身回到会议桌，把肘部搁在克列孟梭的座椅上，站着听取我不得不说的话。然后他坦率和简单地回答我，大意如下：“俄国是一个他自认为不知道该怎样解决的问题。对每一种方针都有最激烈的反对意见，但是迟早总得采取某种方针。他急于彻底弄清楚俄国的问题。如有必要他愿意在普林基波岛单独会见布尔什维克代表(也就是不包括民族主义的俄国人)。不过，要是在普林基波岛没有什么结果，他愿意与其他协约国一起，在他们认为对于现今仍在战场上的俄国军队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切合实际的帮助性军事措施中，尽他的一份责任。”然后他离开了我们。

在我看来明显的是，不管协约国的对俄政策可能是什么，或者不管协约国可能采取什么措施，都应该建立某种中央机构来研究和共同商议这个问题。在58个委员会外可以加上第59个俄国问题委员会。

第二天，在法国外交部讨论俄国形势的特别会议上，我在得到贝尔福先生同意后提出建议：建立协约国俄国事务委员会。内设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部门，具有在各协约国政府确立的政策限度内的执行权；在军事上要调查可以得到什么资源和如何能最好地协调这些资源，这一调查应立刻进行。

我向首相报告了讨论过程，并说：

“如果普林基波岛会谈失败，可以马上向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一份完整的军事计划和一份最高军事当局的意见书，以表明在我们可利用资源的限度内是否有合理的成功的前景。然后最高军事会议可以做出明确决定，是应彻底取消这个计划还是采取这个计划。”

实际的建议如下：

无线电报稿

1919年2月15日

协约国的普林基波岛建议公布至今已一月有余。布尔什维克于6日通过无线电做出了答复，他们紧急提议满足协约国的希望，如归还货款，同意给予矿产森林的开采特许权，和协约大国审查俄国周边领土的最后并吞权。

协约国拒绝这个提议，认为其目的是影响协约国对俄国的干预。协约国的最大愿望是见到俄国恢复和平和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愿望的基础上建立政府。

为这一目的，我们提出了普林基波岛建议。这个建议的要点并非要召开会议或者要求交战各方俄军代表围着一张桌子开会。最迫切的是战事应该停止，要即刻停下来。布尔什维克政府虽然口头上接受去普林基波岛的邀请，但迄今非但不遵守停战，反而在许多地方发动攻势，目前正在几条战线上进行攻击。此外他们还在召集新的入伍兵员，并加速扩充他们的军备。

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明确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以内普林基波岛建议必须贯彻执行。除非从15日起10天内布尔什维克在所有战线的军队停止进攻，并从对方前哨线目前的阵地后撤不少于5英里距离，否则普林基波岛建议将被认为已经失效。无论如何，如果5天内收到布尔什维克政府发来的无线电报通知，说明他们已按照建议停止进攻、停止开火和撤退，如果这个通知为从不同战线来的报告所证实，协约国将向与他们对抗的军队发出相同的要求。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举行普林基波岛的讨论。

就审查协约国军事干预俄国的可能性致毗邻伙伴国委员会的建议

我们预料到苏维埃政府会拒绝接受协约国的条件并继续作战，因而建议即刻建立适当机构，考虑由毗邻伙伴国与接壤独立国和俄国国内亲协约国的政府协作组成联合军事行动的实际可能性。

建议建立的机构可以采取由美、英、法、意、日政府的军事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形式。这个委员会除其他工作外将执行如下任务：接触俄国、芬兰、爱沙尼亚、波兰和其他接壤国家的法定代表，以便估计这些国家和政府能提供的实际军事支持力量，并制订利用联合资源的计划。

我们已考虑到凡尔赛的现存组织在经过某些必要增补后，将适用于实现这个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理解为，这些军事代表将作为他们各自国家参谋长的代言人起作用。

这个委员会应努力在10天内，或在某个限定时间内，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报告，即建议提交给俄国国内交战政府的文件。

劳合·乔治先生的观点在以下电报中有很好的阐明：

首相致菲利普·克尔先生的信

1919年2月16日

去见丘吉尔并告诉他，我喜欢这份建议发给布尔什维克的电报。至于别的计划，我信任丘吉尔，他不会使我们承诺任何代价昂贵的工作，从而卷入兵员或金钱的大量支出。从他给我的电报看来，很像是有这种可能。我从他与我的谈话中理解到，他的全部想法是，派遣自愿去俄国的专家，加上我们能够省出来的任何装备。我还理解，我们尚未为此目的征集志愿陆军，而获得志愿人员的努力，其规模不可过大，否则会引起这个国家的反对，否则，为了进行干预而增加的志愿军将使我们陷入沉重的经费开支。

所有这些情况务必在达成协议前明白地告诉所有其他国家。否则她们可能过多地依靠我们，或者嗣后会责骂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允诺。主要想法应当是使俄国能够自救，如果她希望这样做的话。要是她不利用机会，那末就意味着或者是她不希望从布尔什维克政权那里被拯救出来，或者是她无可救药。在俄国进行干预只有一个正当理由俄国希望干预。倘若她希望，那末高尔察克、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应当能唤起比布尔什维克大得多的军力。我们能为这种军队提供装备，一支装备良好的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将很快打败布尔什维克军队，尤其是如果全部老百姓反对后者的话。

另一方面，如果俄国不支持克拉斯诺夫及其帮手，而我们使用外国军队的武力在俄国建立一个引起她的人民反感的政府，那将是对英国自由原则的侮辱。

我回答说，他的观点是要清楚地说明我们支持的有限性质。可是这样做不可能在大国之间达成一致的意见。如果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先生两位均到场，也许可能达到这个意义上或那个意义上的某种结论。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今天下午我建议建立一个军事委员会，调查有什么办法可能支持我们在对德战争中号召建立的俄军，和保护接壤国家的独立。

人们表示担心，即使建立调查军事形势的委员会也可能会泄露机密并引起惊恐。

因此贝尔福先生建议，不设立正式的委员会，但可以允许各国军事当局作非正式的会谈；不向整个和平大会提出报告，可以个别地向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提交一份非正式的和非官方的记录会谈结果的文件。

克列孟梭批评了这样的怪现象，大战中的战胜国甚至害怕将公认的对欧洲至关重要的问题，转交给自己在凡尔赛的军事顾问作研究之用，此后这项计划得到了同意。

因此你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一天必定会收到包括针对俄国的某种军事意见的非正式文件。你不会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在我继续留在巴黎已没有作用的情况下，我已于18日回到伦敦。我深信我建议的做法既合理又切实可行。民族主义的俄国人成功与安全的机会，在于协约国的统一支持以及协约国可采取的行动的恰当的协调一致。协约国没有很多资源可给予他们，但协约国本来至少可以通过某种可能起作用的方式帮助他们。

03

关于普林基波岛建议和有关军事与外交可能性的研究既已宣告无效，美国人就在劳合·乔治先生的同意下于2月22日指派了一位叫布利特的先生去俄国。一二个星期后他回到巴黎，口袋中装着苏维埃政府求和的建议。时机很不适宜。高尔察克的军队刚在西伯利亚获得令人注目的胜利，贝拉·库恩在匈牙利举起他背叛共产主义的旗帜。法国人和英国人反对屈从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愤怒趋向高潮。苏维埃对布利特先生的建议其本身当然是欺骗性的，它受到了普遍的蔑视；布利特本人因派遣他的那些人不认账而遇到了困难。

这样我们再一次落得一事无成。

首相因陆军部一再要求决定政策而恼火，报复性地要求我们对可以进行的各种选择准确估计货币成本。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19年2月27日

随信寄上英国对俄援助清单，你将看到清单内的数字是相当大的。可能遭受的批评是，它与各国的协调政策脱节，在严重消耗我们的资源的同时，它没有足够强大的能导致任何明确结果的力量作后盾。在这些冒险行动的后面没有“争取胜利的意志”。在任何时候我们都缺乏取得真正成功所必要的东西。缺乏“争取胜利的意志”这一点，如让我们的军队知道了，将影响他们的士气；让我们的俄国盟友知道了，阻碍他们的组织；让我们的敌人知道了，将鼓舞他们的努力。

关于你对陆军部没有给你提供情报的抱怨，我必须向你说明，战时内阁早已习惯直接与参谋长和别的军事当局打交道，他们和我一样知道，在俄国问题上制订精细计划和估计费用非常困难。理由在于所有要素均难以确定和军事考虑在任何时候都与未来的政策决定混杂在一起。例如，从基本问题开始，在巴黎的协约国尚未决定他们是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人作战呢还是希望与他们讲和。协约国停留在这两条道路的中间，对两者同样不喜欢。……

两星期后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19年3月14日

停战协定签字后过去4个月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损失惨重，而且几乎是无可救药的。这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兵力大了，虽然它是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协约国没有任何政策，或者是由于对在俄国各地进行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没有投入真正的或有效的支持。

普林基波建议在开始产生普遍的泄气和松弛时发挥了作用。在命令德军撤出乌克兰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布尔什维克军前进，这导致这块盛产粮食的富饶土地的大部分被侵占，布尔什维克军现已接近黑海的赫尔松。在高尔察克军队中有许多不健全的迹象，如你已经注意到的，在西伯利亚战线后面出现了许多布尔什维克活动的情况，其中一处的日本军已投入十分激烈的战斗。

04

此时来预测一下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命运和西伯利亚事态的变化，对叙述是方便的。

高尔察克是一位40岁出头的精力充沛的人，在许多方面与海军中的科尔尼洛夫极为相像。革命爆发时他的舰队叛变，事变中他证明了他的个人勇气和旺盛的体力，临时政府曾劝他去日本避难，因为他们也许以后会需要他。临时政府垮台后，他从东方进入西伯利亚，有几个月在鄂木斯克政府担任海军部长这个奇特的职务，那个政府所在地至少离开大海1000英里。高尔察克诚实、忠心、廉洁。他的观点和性情是专制的；但是他努力想做到开明和进步，以符合他深信是时代精神的标准。他没有从政经验，毫无能使同等美德与性格的人安全渡过革命暗礁与风暴的健全的直觉能力。他是个有才智的、值得尊敬的爱国海军将领。他不参加推翻政权的运动或阴谋；但是当时形势的必需和与他接触的那些人强加给他独裁的职责时，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宣称自己为“最高统治者”和西伯利亚哥萨克领土和奥伦堡的总司令。他说他的首要目标是“重振军队的战斗力，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恢复法律与秩序，以便使俄国人民不受阻挡地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毫无疑问这个方案符合当时的需要。实际上，任何有力的政策都包含着从西伯利亚政府中排除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这些辅助者在会议上只起妨碍作用，帮助无力，捣乱有劲，此后成了明确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主要的工商界、信用社团、市政机关，尤其是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为了支持高尔察克，立刻越来越多地重新集合起来。群众怀着俄国的那种对外界的漠不关心和宿命论思想，精神沮丧。高尔察克是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人；他的方案是正确的方案；但是他既不拥有帝国独裁统治的权威，也不拥有革命的权威，他把战斗力寄托在文明社会极为普通的那些中间分子身上，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他的指示下，现在统率约10万西伯利亚军队的盖达将军正在迅速地推进，改造了捷克军撤退后的整个战线。到1月底他们重新占有150英里宽的一个地带。在这些成功业绩的鼓舞下他们于3月1日再次发动攻势，目的是在伏尔加河一线的中部与南部取得进展，北部则通过维亚特卡和科特拉斯，在阿尔汉格尔与俄军和协约国军会合。仅仅10万兵力，要在700英里战线上前进，如果遇上剧烈抵抗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到5月1日，西伯利亚军在他们广阔的战线上在北部又挺进了125英里，在中部又挺进250英里。在南部他们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同时在黑海地区，俄国志愿军在邓尼金率领下与克拉斯诺夫的第10哥萨克军会合，成了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它与西伯利亚军相比，在气势雄伟上不足，在团结一致上有余。这个战场出现了多得多的真正战斗，交战双方之间时时发生真正的实力较量。

这些就是1919年5月份协约国最高会议最后做出决定时的形势。

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总统、奥兰多和日本代表西园寺公望于3月26日在一份给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照会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所以必须原文照录。

最高会议致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照会

1919年5月26日

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觉得必须再次说明，它们打算采取的对俄政策的时候已经来到。

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的基本原则一直是避免干涉俄国内政。这些国家最初干涉的唯一目的是，支持在俄国想要继续对德国暴政进行斗争和从德国统治下解放自己国家的那些力量，以及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人免遭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毒手。

自从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字以来，捷克人在俄国各地保持着军力。价值十分可观的军火与补给品输送给与捷克人有联系的那些人。和平大会只要能邀请俄罗斯国内各交战政府的代表会见，努力为俄国带来和平与秩序，使交战政府能够设法永久解决俄国问题，和平大会即可召开。

这个建议以及后来援救俄国几百万难民的那项提议在援救工作谈判期间暂停敌对行动，由于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没有得到落实。

某些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现在要撤出军队，不再在俄国进一步投入费用，这是出于万般无奈，理由是继续干涉并没有迹象表明能早日解决问题。但这些国家，如果确信它们的援助将真正有助于俄国人民实现自由、自治与和平，它们还是准备根据此方针继续提供援助的。

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政府现在愿意正式宣布，它们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恢复俄国国内的和平，和恢复其边界沿线的和平，前者要借助于一个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使俄国人民能重新控制自己的事务；后者则要通过国际联盟的和平仲裁，解决好有关俄国边界及其与邻国的关系的争议。

根据最近12个月的经验，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深信，单凭与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打交道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因此他们打算以军火、补给品和粮食支持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的政府，使之被公认为全俄政府，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需要得到他们的明确保证，因为他们的政策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有相同的目的。

本着这个目的，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想问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他们是否同意以如下原则为条件，只要遵循这些条件，他们即可继续得到协约国和伙伴国的支持。

第一，他们一到达莫斯科就召集通过行使自由、保密和民主的选举权而选出的立宪会议，作为俄国的最高立法机关，俄国政府必须对它负责，或者，如果此时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他们就召集1917年选出的制宪会议，行使职能到有可能举行新的选举为止。

第二，在他们目前控制的整个地区，他们愿意允许通过正常程序自由选举所有的自由和合法建立的自治机构，如自治政府、地方自治机构等等。

第三，他们绝不鼓励在俄国复活任何等级特权的尝试。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满意地注意到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所作的庄严宣言，即他们无意恢复先前的土地制度。他们认为，在解决各种国内问题时应遵守的原则必须由俄国立宪会议自由决定。但是协约国与毗邻伙伴国希望得到保证，它们准备给予帮助的那些人须赞成全体俄国公民的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不打算重新引进被革命破坏的政治制度。

第四，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发生了俄国与这些国家间的边界和其他关系问题，而不能协商解决的话，这些问题将提交国际联盟仲裁。

第五，如果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高加索与外里海地区同俄国之间的关系，未能很快依协议达成解决办法，则解决办法应与国际联盟协商和合作确定，在确定前，俄国政府同意承认这些地区为自治地区，并确认它们事实上的政府与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第六，承认和平大会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地区归罗马尼亚所属的部分的未来。

第七，当俄国政府在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时，俄国就应立即加入国际联盟，并在全世界限制军备和军事组织方面与其他成员国合作。

最后，关于俄国国债，他们遵守1918年11月27日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所作的声明。

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希望尽快得知，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的政府是否准备接受这些条件，以及在接受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愿意一旦军事形势容许即同意采取一个政府和一个军队指挥部的形式。

g克列孟梭

劳合·乔治

奥兰多

伍德罗·威尔逊

西园寺公望

高尔察克自然不会拖延回答。“我保留权力的时间绝不比国家利益所要求的多一天；……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选举立宪会议的日期。……届时我将向它交出我的全部权力，以便它可以自由决定政体；而且，我已向合法性的监护人俄国最高法庭宣誓这么做。我所有的努力就在于尽快结束内战，以便使俄国人民能表达他们的自由意志。”然后高尔察克继续令人满意地回答了五国会议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

这个答复注明的日期是6月4日。6月12日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和日本代表欢迎回答的口气，在他们看来这个答复似乎“是对他们所作提议的完全同意，并含有对俄国人民及毗邻国人民的自由和自治的满意的保证。”因此他们“愿意为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伙伴表明在他们的信中宣布的支持”。

如果这个意义深远和公开宣布的决定出现在6月份是明智的，那么它在1月份出现不是更明智吗？6月份存在的论据在1月份已很明白。但1月份可以利用的力量的一半在7月份已失去了。6个月的犹豫和迟疑使西伯利亚军队感到沮丧，浪费了鄂木斯克政府的微弱威信。6个月的时间使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征集军队、巩固政权，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等同于俄国的机会。时间本足以遏制激励他们的力量源泉，但时间不足以遏制他们的力量源泉。最高会议为宣布决定而选择的时间，几乎就是那个宣布肯定太迟了的时间。

1见《苏俄对外关系》(heforeignreionsofsovierussia)，alp丹尼斯著。

2同上书，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