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向战争的道路上1911年阿加迪尔对银行家的演说1911年英国与德国我任海军大臣海军竞赛奥地利的机会康拉德埃伦塔尔的争论康拉德被免职埃伦塔尔的继承者俄国遭回绝191213年的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兴起康拉德的战争要求德皇的否决权

从吞并波斯尼亚到爆发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前后共有近五年。这几年间，局势日趋紧张，冲突和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有两次，正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的，欧洲无疑已濒临战争边缘了。奥匈帝国处于衰微或瓦解之中，奥斯曼帝国力图东山再起，巴尔干各国国力和自信心增强，这一切都在继续着。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奥地利不得不与一向疏远的俄国打交道。在正确的外交和更加表面的友好气氛下，欧洲各国都坚决并迅速地加强与完善其海、陆武装力量。

1911年春，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了非斯。英、法达成了摩洛哥协议。这一事态的发展触犯了德国的感情。据说摩洛哥大西洋沿岸一处叫作阿加迪尔的沙质海湾存在着德国的些微商业利益。德国新外交大臣冯·基德伦韦希特伯爵提请法国政府注意这些权利。法国政府据实声明，指出不论在阿加迪尔还是在其腹地，都不存在德国的商业利益，因为那里没有一处港口，没有个通商机构，没有一所住宅，没有一包货物，没有一个德国人！然而，鉴于德国对法国在摩洛哥的扩张颇多不满，法国人还是准备在刚果河盆地给德国一些领土作为补偿。至于阿加迪尔，他们建议组织一次法、德特命代表对该荒无人烟的地点的联合视察，考察一下德国在那里的利益有无事实可为佐证。突然，在7月1日，有消息称，德国皇帝已派出一艘炮舰“美洲狮号”，前往阿加迪尔维持和保护德国在那里的利益。“美洲狮号”业已起航。

这个突然的、然而又是无聊的行动在全欧洲引起了恐慌，这表明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如果德国的举动没有什么意义，那末德国又为什么要这么干？显然，这是蓄意要引起大的事端。7月或8月是危险的两个月。到8月中旬，欧洲的田间收割已大部分完成，麦茬也清除干净，辽阔的田野就可任由战马驰骋了。若德国蓄意挑起一场不计后果的争吵，7月1日正是为开创争端而选择的方便动武的日子。俾斯麦以前曾深思熟虑地打了几个胜仗，后来还经历了本书叙述过的几个插曲，1909年4月又对俄国的速战速决，德国皇帝就此还所作的“闪光的盔甲”演说，经过这一漫长历史之后，欧洲各国大臣们或参谋部谁都认为，可能就要发生最严重的事端了。法国现在处于高度警惕之中，她沉默而又密切地注视着德国的一举一动。紧盯着德国在马德拉和加那里群岛的行动的英国海军部，把外交部的注意力，引向设在非洲大西洋海岸的一个德国海军基地对我们的南非与南美之间食物运输与贸易线路可能产生的影响。当梅特涅伯爵对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及此问题时，他立即被告知，局势是如此严重，因而英内阁必须予以研究；到7月5日，他进一步获悉英内阁对摩洛哥不能置若罔闻，而在弄清德国意图之前，英国必须持保留态度。这个含糊但有力的声明，由于是因一件小事引起，所以有更大的意义，德国政府以绝对沉默的态度接受。随后几个星期中，两国再也没有提及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各国首都间来往传递的电报变得越来越含糊、复杂。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先生感到震惊。此前，他一直主管内阁该部的工作，该部基本上反对考虑任何形式的战争。然而，7月21日，在获得首相和爱德华·格雷爵士首肯后，他以大臣身份在伦敦市长官邸向银行家协会发表了演说，演说中就德国进一步推进其政策可能发生的危险，***了一个极其强硬的警告。与这一点(对该市的听众完全不起作用)有关的原话全文如下：

“如果要把这样一种局面强加到我们头上，即，要维护和平就得放弃英国积几个世纪的英雄行为和成就才赢得的伟大而仁慈的地位，任人摆布，甚至在其利益受到严重影响时也只得忍气吞声，仿佛她是国际大家庭中无足轻重的一个成员，那时，我要强调指出，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伟大国家来说，以如此沉重的代价取得的和平会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屈辱。”

此番挑衅的言词不仅使德国大吃一惊，并且还使她犹豫了起来。没有哪一个没有被大海与德军隔开的政府敢说这种话。以后英国大大扩充其海军，对德国的野心和行为表明了明确无误的、针锋相对的立场。德皇习惯于一声令下便使法国部长们丢官，因而此时立即通过其大使发出激烈而威胁性的抗议。“财政大臣发表演说后，德国已无需作什么解释了。如果法国也拒绝德皇政府向她伸出的手，德国的尊严将不得不千方百计使法国完全尊重德国享有的条约权利。”“至少可以说，劳合·乔治先生的演说是对德国的一种警告，而且事实上就已被英、法新闻界解释为近乎威胁的一种警告。”爱德华·格雷爵士立即回答道，鉴于德国交际所用的语调，他也无意作任何解释。于是立即下令确保英国舰队不致遭到偷袭。

无疑，在随后的几周里，德皇及其政府权衡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们不习惯于与其武力可达到的范围以外的国家进行接触。他们感到他们已经在与同自己一样坚定的意志公开对抗了。他们最终认定时机尚不成熟。但整个8月，有关德国军事动态的报道，尤其是关于德比边界沿线驻军的报导非常之多，忧虑和压抑着的激动在外交部和陆军部已油然而生了。帝国国防委员会于8月23日召开了漫长会议，研讨了英国可能参与的全面欧洲战争可能引起的陆、海军问题。这是自由党政府第一次正视这样一种可能性。陆军上校兼作战室主任、后来的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极其详细地、而且经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非常准确地解释了德国经由比利时入侵法国的计划，威尔逊还解释了，如果议会决定与法国结盟，那末英国远征军将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还评价了俄国的军事实力、计划和动员时间表，这些在曾经认为俄国是一个武装巨人的人看来，是令人失望的，但后来事实也证明亨利·威尔逊是正确的。

自1908年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以来一直保持接触的英、法参谋人员，在这几个星期里继续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英国陆军的大部分高级军官很久以来一直坚信对德战争迟早要发生，而且都认为，如果法国受到进攻，我们就应毫不踌躇地站在法国一边。显然，外交部和参谋部都认为，当时形势十分危险，而且未来的困难还会愈来愈多。内阁不赞同这些观点，议会由于不知道事实真相，立即否定了这些观点。

到9月底，形势变得轻松了些，法、德在刚果的领土补偿基础上达成了一个协议。从德国殖民地部长的辞职可以看出，德国统治集团内部曾有一场激烈的斗争。英国参谋部与海军部之间有意见分歧。首相及其政府支持危机开始时舰队的部署有不少缺点这样一种意见。由于这些压力的结果，我于10月出任海军大臣，随后我即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地作好舰队的战争准备并保证其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德国政府宣布她要进一步大幅度扩充其陆、海军。

由于这一次阿加迪尔的对抗极其突然并且残酷，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改善了德英关系。危机一过，我们即着手填补两国间的鸿沟。我们不愿意看到德国海军的不可避免的扩充成为争执的进一步原因。因此，我们作出了安排，让霍尔丹先生出访柏林，向德国皇帝解释我们海军的观点和打算。我们还寻求在对德国有利的一些殖民地谈判中引起她的兴趣。做这一切时，我们都抱有友好的希望，试图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在友好的会谈后，接着商讨最棘手最严重的海军问题。我获得了内阁的支持性政策，简言之，是宣布建造“无畏”级战舰的五年计划，要确保英国的计划比德国现有的海军计划占优势，保证16艘对10艘的比例，而且要做到，德国按其海军法每增造一艘战舰我们就增造两艘。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无畏”级战舰不包括在内，而且我们还宣布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巡洋舰和小舰队两倍于德国的实力。另一个方案是，我们提议两国海军设一个造舰的休假期，在一年休假期内英、德两国一艘主力舰也不造；或者假如可能，两国海军计划隔年安排，以便在年定额间留出一个空白年。

海军的造舰假期方案被德国拒绝了，德国着手制定她的海军法。但由于业已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会谈，德国的舰艇扩充和我们的对应建造两者都准时执行没有引起争吵。实际上，在英德争论中，海军问题的重要性逐年下降了。我深信德国人理解这种周密安排、严格执行的清楚明确的政策；他们不会憎恶这一事实，而会接受这一事实。这一点证明是对的。德国皇帝和提尔皮茨理解他们永远没有赶上我们的机会，我们是不确立海上绝对优势绝不罢休的。他们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把兴趣转到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上，而且在1912年和1913年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与爱德华·格雷爵士携手工作，维护和平。事实上，英德关系从未像大灾难前两个星期那末和谐，甚至是充满希望。但是正由于这一缓和，欧洲永远克服不了后来三年间近东带给它的无休止的紧张和压力。另一方面，法国和俄国当然注意到英国所持的强硬的、独立的态度，开始把英国看作她们遭到德国侵略时可依赖的一支重要力量。

还是在这1911年7月，意大利暴露了拟从土耳其人那里取得称为的黎波里的古罗马利比亚省的意图。阿加迪尔危机期间，她不断以此对土耳其施压。9月她发出最后通牒，10月5日一支意大利远征军占领的黎波里城及其附近一条海岸。从那时起土、意处于交战状态。面对这种无理行动，欧洲保持沉默。中欧帝国损失不起意大利这一盟国，法国和俄国也损失不起。青年土耳其党勇敢地抵抗这一暴行。恩维尔亲赴利比亚，鼓励防卫行动。大批意大利军队长时间被困于海滩上。这是康拉德久等的天赐良机或者说意军遭殃的机会。这是他多次预防性战争中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自从1899年他奉命前往指挥的里雅斯特驻军以来，他一直不信任意大利，并渴望为帝国夺取威尼西亚和伦巴第。“虽然维也纳和柏林内阁把与意大利结盟视为一个安全因素，我却以为那是大错而特错的；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意大利都是敌人，而且把三国同盟比作三脚桌子，只要有一只脚损坏，桌子就必然倒塌。”对立情绪显然根深蒂固，其原因一方面是意大利认为应归属于她并由她收复的地区，另一方面是奥匈帝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康拉德多年来直力主对意开战，从1910年底起态度更加激烈了。他宣称，到1912年意大利就可作好战争准备，再等下去就愚蠢了。埃伦塔尔反驳说，三国同盟到1914年一定会展期。康拉德则断言三国同盟是个骗局。现在看到意大利惨遭失败，陷入利比亚海岸而不能自拔，他就向皇帝呈上长篇请愿传，指出“奥地利的机会来到了，错失良机无异于自杀”。埃伦塔尔虽然对他性情暴躁的助手一忍再忍，但最终还是忍不住了。他向皇帝写信，指出“现在是该由精明能干的外交大臣负责对外政策的时候。而参谋长的职责是为各种战争的可能性作好必不可少的准备，他没有任何权利去影响出现何种可能性这一类的问题。”

此时已对埃伦塔尔怀有敌意的皇太子，支持了康拉德的立场，虽然并不赞同他的战争政策。争论的是非曲直最终要由皇帝裁决。皇帝非常坚决。他清楚地看到奥地利的主要依靠必定是德国；如果德国不想与意大利闹翻，他也绝不可这样做。德国疏远意大利于己不利，他疏远德国也于己不利。9月27日，博尔弗拉斯男爵奉皇帝之命约见康拉德。皇帝陛下希望看到康拉德与埃伦塔尔之间“有良好的和正常的相互关系”。康拉德应给“埃伦塔尔写封短信，说他懊悔把问题给弄僵了”。康拉德回答说，要他写信向埃伦塔尔道歉，他“宁愿先剁去右手。”

康拉德历来为人正直，他说，“现在到了老年，我是不会低头的。”他还说，“如果皇帝陛下要求埃伦塔尔与我和解的话，我建议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记住这句话，要引以为戒。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他补充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必要道歉，皇太子严禁他投降。斡旋者博尔弗拉斯叹息了一番自己的徒劳无功，然后向皇帝报告了谈话的内容，康拉德则对皇太子说了他要说的话。10月8日康拉德再次向皇帝呈文，敦促对意大利采取军事措施，17日他收到了简短、概括、措词极为严厉的答复。他被告知，“他的部门要力求作好最充分的战争准备，而了解这一情况的外交大臣要按照皇帝陛下的旨意，与两位首相保持一致，处理好自己的事务。”11月15日康拉德受皇帝接见，当时的对话如下。

皇帝“很激动很愤怒地”训斥康拉德。

皇帝陛下：我要立即说，对埃伦塔尔的继续攻击这些刺耳的话我是不允许的。

康拉德：陛下，请允许我说明我现在所持的观点；讲完后请陛下定夺。

皇帝陛下：这些无休止的攻击，尤其是对于意大利和巴尔干各国的如今还在老调重弹的谴责，都是冲我来的；政策是我制订的；那是我的政策。

康拉德：我只能再次说，我怎么得出我的看法，我就怎么写下来。陛下当然可以给它们打上“x”号，那是陛下的权力。

皇帝陛下：我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我的这个政策任何人都必须遵照执行。我的外交大臣就是按此意执行我的政策的。这场战争的确可能发生，很可能。但要打也只有到意大利进攻我们时才打。

康拉德：但愿到那时机会仍对我们有利！

皇帝陛下：只要意大利不对我国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打这一场战争。迄今为止我们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主战派”。

康拉德：那些在战争爆发后，必须确保一切准备齐全，以免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的负责人，却不能说“战争”这个词，因为一旦说了他们就会被指责为属于“主战派”。

皇帝陛下：要有准备，每个人都得作好准备。2

接着，皇帝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太子。他批评了德国皇太子已在国会当众显露的那种好战态度。“我们固然不会发生那种事，但是有发生那种事的迹象。”

这次预示风暴来临的接见只不过是免职的前奏。两个星期以后，再次奉召至舍恩布伦宫的康拉德，被解除了现职，调任陆军监察长。“原因嘛，”弗兰茨·约瑟夫说，“你们非常清楚，因此也就不必谈了。”

康拉德说，陛下很高兴地说，我们的私人关系已变得“很友好”了，这不，刚才他就派专人请我来，以便他能亲自宣布解除我的职务，因为这种直接的方式在他看来是最好的。

陛下接着停下来，这显然是希望我说一说。

康拉德：我最恭顺地感谢陛下；我也总是喜欢直来直去的。

皇帝陛下：我们做法一样，让我们像朋友一样告别吧。

说完，我便被解职了。3

巴尔普拉茨不失时机地把埃伦塔尔击败康拉德的消息告诉了意大利人，两个盟国间最近发生的紧张关系当即放松下来。

1912年2月埃伦塔尔去世。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他有过几个月的兴奋和胜利的喜悦；他为他的国家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满足；但也付出了学生的代价，而且由于他自己的短浅目光和刻薄行为，付出了不必要的沉重代价。他对待伊斯沃尔斯基彬彬有礼，不失绅上风度，这样就会容易得多地获得他所寻求的一切。他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刺激得强大的德国与俄国兵戎相见。他用牛刀宰鸡。一直到1907年为止，他始终信奉俾斯麦的基本准则，即奥地利在巴尔干国家问题上采取每一个步骤，都应先与俄国达成共识。1908年他突然抛弃了这个准则。他使奥地利与俄国反目；他毒化了这两个毗邻的帝国之间的关系，两国如采用互利的方式，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协调和培育她们在近东的利益。他使俄国处于公开受辱的境地，构成沙皇周围舆论的统治阶层对此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长时期他走运，没有活着承受其后果。

埃伦塔尔的继任，是奥地利前驻圣彼得堡大使贝希托尔德伯爵，他是布赫劳那所别墅的主人，正是在那里埃伦塔尔与伊斯沃尔斯基进行了不幸的对话。贝希托尔德是拥有过显赫职位的最平凡的人之一。他的水准和见地不高于一个惯于在上流社会往上爬的机敏能干的外交部低级职员。花花公子，纨绔子弟，装腔作势；和蔼可亲，温文尔雅并且奇特地不追求私利；巨富；豪华住宅的权贵；赛马场和夜总会的常客；缺乏任何处理重大政治问题的经验；但受过棋盘外交家的全面培训；这种状态的贝希托尔德成了很易上当的牺牲品。他挡不住军人的魅力和武力的诱惑，着迷于他们的耀武扬威的骇人的军事机器。我们悲哀而惊奇地注视着他那惴惴不安的眼睛和他那虚弱的短下颌；我们细心观察他那张没有一点匀称美或男子汉气概的脸。而从这样的人的嘴唇里发出的命令竟然比过去最伟大的君主、军人、法律专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发出的命令对于人类的命运关系更加重大，这使我们惊愕。贝希托尔德的务政仿佛是这种大人国的事由小人国的人管理的年代的缩影。

自从遭遇1909年的痛苦经历以来，俄国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她的军备与外交都没有松懈。意大利与土耳其两国之间的战争似乎有利于俄国再次努力为其战舰获得自由通行达达尼尔海峡的特权，这一特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俄国人的基本目标。现在，俄国向不幸中的土耳其提供了仿照1833年的unkiar

skelessi条约的防御同盟。可能涉及其他大国的领土变动不在本书考虑之列。俄国人保证“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现有体制不变。”奥斯曼政府则要许诺不反对俄国战舰通过两海峡，只要这些战舰不在海峡停留或仅仅依协议停留。这种安排缺乏基础。俱俄症在土耳其人心中根深蒂固。他们把俄国视为土耳其帝国的可能的破坏者。他们把俄国领土高加索地区视为土耳其通过一场胜利的战争即可获得的最大奖赏。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满脑子都是这些思想。实际上，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一旦早就预测到的欧洲战争爆发，俄国全力去对付德国时，他们就以主力部队侵入高加索地区。由于这样的战争要求土耳其对黑海有控制权，因而他们必须成为一个海军大国。他们主要通过公众捐款筹集到采购2艘“无畏”级战舰的大量资金，订单已交给英国。因此俄国的建议使他们非常窘迫，当得知英、法绝不会对土耳其施压后，他们便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

俄国外交的第二次挫折导致此刻继任伊斯沃尔斯基为外交大臣的m萨佐诺夫在结盟方向上发生了明显改变。在他的领导下，俄国竭力设法积极组成了反土耳其的巴尔干国家联盟。这样一个同盟的组成要素当然是有的。历史充满了错误，门的内哥罗、保加利亚和希腊都曾受土耳其蹂躏。通过几代人的殊死斗争，现在他们已摆脱了土耳其的束缚。现在仍控制着很多基督教人口居住省份的老压迫者已陷于困境。这是清算旧账和获得新领地的时刻了。只需要有曾与土耳其人进行过长期战争的一个大国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她们联合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同盟就可以了。实际上，俄国外交很可能仅仅是鼓励了巴尔干国家做她们已经决心要做的事情。

1912年10月8日，门的内哥罗对土耳其宣战。几天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相继对土宣战。土耳其国内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坚强不屈的人们，运用所有资源抵抗其充满仇恨的敌人的这危险的联合。战争的走向瞬息万变，结果难以逆料。土耳其的大溃败使军事专家比其他阶层更感到意外。康拉德向来看不起塞尔维亚人。一个军事使团的团长、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实际上正在改编土其军队，柏林的参谋人员坚信土耳其必胜。在英国军界高层人上中，对希腊战士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对土耳其人的传统喜欢和偏爱同时并存。

所有这些权威人士在这件事情上都显得很愚蠢。20年前边打边逃的希腊军队，现在虽伤亡惨重，却是冲锋陷阵，一往无前。保加利亚人以最高明的技术和最惊人的勇气作战。最大功勋则应归于一向被轻视的塞尔维亚人。他们的军队不只是打仗技术高超，还拥有由法国人供应和训练的野战炮和重炮，炮队在战场上和在阿德里安堡的围攻中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到圣诞节时，保加利亚军队已站在恰塔利亚战线之前，斐迪南国王已梦想着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但保加利亚人在色雷斯地区战斗时，希腊人已抵萨洛尼卡，塞尔维亚人则抵达了卡瓦拉。一到全面胜利有了保证，征服者便开始自相残杀。表现得最为妄自尊大的保加利亚发现自己遭到了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反对。1913年2月激战爆发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进攻不久前还是自己盟国的保加利亚，由于保加利亚与之相比兵员众寡悬殊，再加上对土耳其作战失利使得力量耗尽，因而在此猛攻前支持不住。此刻，原先没有参加战争的罗马尼亚从背面侵入保加利亚，并占领了多布罗加地区。被压倒性力量击溃和吓倒的保加利亚只能接受对方可能提出的条件。她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征服地，丧失了出海口，被罗马尼亚霸占了她的最著名的、也是遭到重创的那个师的士兵的故乡的那个省。在混乱中，恩维尔帕夏从利比亚返国，他以充沛的无畏精神收复了阿德里安堡。就是根据这样一些既成事实，最终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

对这两次巴尔干战争的所有反应都很坏。德国政府、尤其是德国皇帝深感不悦。他们对土耳其的长时期拉拢，他们对土耳其的大事宣扬的支持，只不过是与奥斯曼帝国一道遭受了最大的灾难。他们训练了土耳其军队，至少也是它的保护者，而法国则监督着塞尔维亚和希腊的技术准备，这一事实使德军参谋部难以忍受。奥地利的恼怒则难以形容。塞尔维亚人不仅证明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勇猛，还令国土面积倍增，人口至少增加了23。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曾信心十足地预测，塞尔维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会被土耳其人打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会被保加利亚人打败，事实证明这两个预测都是错的。他们发现自己现在已面临着大塞尔维亚的野心和敌意，大塞尔维亚的存在威胁到了帝国的生存。俄国的幸灾乐祸更使奥地利怒火中烧。除非出现某种情况能改善布加勒斯特和平的“不健康效应”，否则世界大战就要发生，这已成为维也纳的街谈巷议。

塞尔维亚部队在战争中已经到达了亚得里亚海，塞尔维亚政府始终叫喊着要把阿尔巴尼亚海岸作为其“通海窗口”。奥地利人拒绝容忍这一点，虽然奥地利皇帝嘲笑为了“几个阿尔巴尼亚山羊牧场”而战这一想法，但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还是因为各大国会聚伦敦作出的巨大努力，尤其是英国与德国的合作与努力，才得以避免。

康拉德被赶出议会去往军队指挥部，对政策已无正式影响了。他给当权的主要人物提交了一系列文章，自称为“任何爱国者都不能漠然视之的划时代事件的目击者”。他力促对塞尔维亚开战，同时还针对俄国进行军事动员。他对贝希托尔德有很大影响。1912年冬和整个1913年在维也纳上流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战争精神对他是有利的。1912年12月，皇帝下令再次任命他为参谋长。他一再重申主战的观点。于12月14日说：“如果君主国要解决涉及它生存利益的问题，那末最好的办法看来就是，不顾一切疑虑现在就向塞尔维亚开战。”于12月23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不考虑后果，用战争打倒塞尔维亚。……虽说协约国加上塞尔维亚力量可能会很强，足以联合起来威胁君主国，然而我们的强大足以同选择全面战争的这些国家相抗衡，他们中最重要的国家事实上是害怕全面战争的。”12月30日他对皇太子说：“我们已经到了君主国与塞尔维亚进行较量的时候。这是必须进行到底的较量。其余一切阿尔巴尼亚、港口问题、领事问题、贸易协定等等都是枝节问题。”他的呼吁得到了新的陆军大臣克罗巴廷和波斯尼亚总督波蒂奥雷克的支持，后者荒唐地写道：“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要差劲的和平。那怕在战场上负于大国也比那好。”最终他求仁得仁，一败涂地。

不过，哈布斯堡皇族并没有像将军和政治家们那样激动。皇帝还是无动于衷。他一再拒绝康拉德的要求，用了下列一些措词：“即使在政治斗争中也要坚持正派的原则”；“那样做即是意味战争，而我反对战争”；“事先不周密考虑不得蛮干”：“遇事要三思而后行”。这位矍铄睿智的80多岁的老人以此类回答制止了多次上升的狂热浪潮。他的所有这些意见都得到了皇太子的支持。在弗兰茨·斐迪南的影响下康拉德又官复原职；但皇太子并不接受康拉德的政策。皇太子在2月的态度由他的皇室侍从巴尔多夫叙述给了康拉德听：“皇太子已经宣布全线撤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对俄国开战。他不会同意开战。塞尔维亚不是一棵李树也不是一头绵羊。他要求复员后备役兵员。”在这威严的权力下，贝希托尔德机敏地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当康拉德前往贝希托尔德处，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同情和支持时，他不动感情地告诉康拉德：“我永远不会报名参加对俄战争。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绝对反对战争。”

所有这些美德与智慧的动机很清楚。有一个原因使奥地利皇帝及其皇太子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这就是他们深信德国威廉二世不主张战争。威廉二世以最有说服力和最机密的方式把这个意见传达给了他们。他们知道，没有他，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身居最高地位，而且事关他们的直接财产利益，因此他们估量事实要比其仆从和顾问估量得更确实，这样他们对帝国的控制也就更有效。1913年欧洲的和平完全取决定于德皇对战争的“不”字。只有一只手控制着排泄洪水的钥匙。从奥地利与俄国反目的那个时刻起，威廉二世就执掌着这两个君主国的权柄。只要他的否决权有效，世界就安全。

现在就来看看导致这个否决权被撤销的起因和事件。

1详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11914》(heworldcrisis，19111914)。

2赫岑多夫·康拉德·冯，《我的军旅生涯，19061918》(ausmeinerdienszei，19061918)，第2卷，第282页。

3同上书，第2卷，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