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继1917年的大量屠杀生灵的一系列战争之后，出现了严重的人力危机，于是战时内阁对我国剩余的人力物力进行了一次长期探索性的调查。首当其冲受到屠杀的英国步兵可悲地减少。各营兵员低于正常编制，即使如此，大部分还是应征入伍的新兵。炮兵人员和被毁大炮损失也十分严重。军官的损失与普通士兵的损失不成比例。战斗任务自始至终要求团级军官作出前所未有的牺牲。在帕森达勒攻势中已有5000余名军官阵亡，15万多名军官受伤。这一损失尤其难以弥补，事实上绝不可能得到完全补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计，1918年在法国的主要战斗将由英国承担。1914年一开战即遭受了空前的大屠杀，此后仍以近120师规模作战的法军，预计必定而且自然要保存其剩余力量假定证明如此以应付最紧急情况。可以肯定，美国尽管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而且表达了患难与共的强烈意愿，但在实际战争中只能发挥次要的作用。事实上仅有八、九个美军师预定在夏末以前进入战线。大量援军必须从西线调往意大利，不可能期望他们能调回哪怕小部分。我们几乎还要承担与由我们对付的土耳其军交战的全部重负，因此，艾伦比不但匀不出几个师的兵力，反而不断地强烈要求补充新兵和增援装备。美索不达亚的军队也需要增派英军和印度军；最后，在我们分担防务的萨洛尼卡前线，兵力也处于持续的耗竭状态。正是在上述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抢在德军发动的空前兵力和猛烈强度的进攻之先采取行动。

俄国的最终崩溃解除了对大量德军和奥地利军队的束缚。整个冬季，不停地有军队和火炮从东线开往西线以及少量开往意大利。这次调动的实际规模有多大，我们无法准确测定，但是经过我仔细研究的情报显示，人员和物资的洪流周复一周地无休止地涌向西线。综观双方在主要战场的兵力，不容置疑的是，到了春季，德国在大战中第一次在西线占数量上的压倒优势，甚至其最初入侵时在内都未曾有过。此外，从俄国调来的德军各师，到新战役开始时，有近一年时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在那段时间里从事休整；另一方面，我们的各战斗部队在1917年的后6个月里已经伤亡过半。最后，除了从俄国前线抽调的德军和奥军的大量炮兵之外，敌人还从俄国缴获了至少4000门大炮，从意大利缴获2000门以及大量各种军需物资。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急切和自然地要求得到他所辖各师尽可能早地达到满员的军官和士兵。罗伯逊支持他，但是情况显然令他感到非常吃惊。从我处于陆军与战时内阁之间的中心地位出发，凭我掌握的全部有用情报，以及我能经常接近首相所知，我自认为，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在强烈要求立即为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部队增援。劳合·乔治先生怀着惊骇的心情估量落在他肩上的艰难任务：即根据严格的法律要将全国剩余成年的男子驱向屠场。小到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大至四十五岁的中年男子，最后尚存的兄弟，母亲(已寡)的唯一儿子，家庭唯一支柱的父亲，体弱者，结核病患者，三级伤员现在都必须准备拿起武器。为了迎战即将来到的德军猛攻一旦来到必须全力以赴；但是首相担心，唯恐我们的最后人力虚掷在另一个帕森达勒战役中。

现在12月，阴影黝暗地笼罩在大家所关注的军事问题上。直到那时内阁一直得到保证说，西线一切顺利只要有新兵补充便可满怀信心地迎接新年。在军需部，我们早就接到指示，为在初春敌人又一次开始的30周攻势作好准备。幻想随着帕森达勒之战的结束而告终。参谋部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不祥之感。要求发动新攻势的呼声停止了。心态转向纯粹的防御，因为寡不敌众。这是一次无声而彻底的剧烈变革。我对此立即感到欣慰。然而，有一段时间战时内阁仍寄希望于那些将军们9月份发出的主张在帕森达勒坚持下去的，信心十足的声明。他们不乐意遵从军事上180°的大转变，并对与数周以前大相径庭的传闻持怀疑态度。

我极力主张，内阁应派遣所有必要人员重建军队，同时严令禁止任何恢复攻势的行动。但是首相觉得，一旦部队开赴法国，他将没有充足的力最抵制那些往往压倒政治家明智判断的军界领导人要求进攻的压力。因此，他凭借他的全部强有力的影响，坚持一种不同的政策。他仅仅批准适量的陆军增援，而与此同时在英国本土集结了尽可能多的后备军。他相信，这样他既有能力阻止英军发动攻势，又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整个可怕年份中为军队提供人员补充。这个目标实际上已经达到。但是我当时认为，现在依然认为，战时内阁本应对在法国的英军最高指挥部，既要坚决支持，又要坚决限制，我相信人们会发现内阁有足够力量这样做。

我曾进行正式的或公开的辩论，又加上我最有力的个人呼吁。战时内阁明确反对英军在法国重开攻势。希望英军和法军在1918年期间保持防守的态势。他们还希望严格控制剩余人力，直到数百万美军抵达提供决定胜利的前景。与此同时，使用与西线的规模相比几乎微不足道的兵力在巴勒斯坦作战，可能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并鼓舞在悲惨的漫漫长夜中的民众情绪。他们得到了关于德军针对黑格不断集结兵力的充分情报，并对此进行了反复讨论。但他们相信，德军发动进攻，他们将面临那些长期困挠我们的相同的困境，因为我军有充分强大的力量进行防御。让黑格相应地用56个步兵师每师从13个营缩减为10个营1和3个而不是5个骑兵师2去面对德军春季进攻，这些军队在没有可供选择方法的情况下，最后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对黑格的考验并没有到此为止。同样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法国人，此时提出了英军应该接防更大部分战线的强烈要求。对地图的表面粗略一瞥，法军100个师，有70万步兵据守480公里防线，而英军56个师504万步兵只据守200公里防线。换言之，英军步兵为法军三分之二强只防守不到三分之一的战线。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考察。法军的大部分防线处于持续沉寂状态，在他们对面的蹩脚的铁路交通线，排除了敌人作重大进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英军防守的几乎全是最活跃的防线，甚至在1月份在他们对面的德军集结比法军对面的德军人数更多。针对漫长的法军防线，部署有79个德军师，而在短短英军防区前面就不少于69个师。此外，德军针对英军防线的集结每周增多，且极有可能先向英军发动主攻。更有甚者，自1917年四五月份以来，法军未进行过一次重大战斗，而英军几乎保持不间断的进攻，如我们所见，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最后，法军士兵享受的探亲假差不多是英军同志的三倍；就是说，法国步兵在任何特定时刻离开战线的人数比例是英军的三倍。

在来自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压力下，黑格于12月同意将其防线延伸14英里，远至南边的巴里西；换防工作于2月完成。法军提出的英军防线应向东南延伸30英里至贝里欧巴克的进一步要求，克列孟梭先生以辞职威胁支持这一要求，但遭到英军总司令以类似威胁的成功抵制。

威廉·罗伯森爵士与劳合·乔治先生之间的持续摩擦和缺乏信任于2月初达到顶点。首相在小心翼翼而坚持不懈地酝酿建立统一指挥部的设想，但他觉得还没有充分的力量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显然包括置英军于法军司令指挥之下的一项建议，是他判断没有力量实行的。这是一个将激起威廉·罗伯逊爵士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联合辞职的危险问题。战时内阁可能不会联合起来给予支持；自由党反对派可能全体一致提出反对。因此，首相迄今一直把自己的心愿搁置起来；12月在讲到一位独立的最高统帅时，他对下议院说，“我完全反对这个建议，这是行不通的。它将产生真正的摩擦，可能不只是产生军队之间的摩擦，还导致国家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摩擦。”

尽管如此，劳合·乔治先生继续采取一系列极为费力和神秘莫测的策略，稳步向他的解决办法前进。1月30日，在凡尔赛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上，他促成了一项决议：建立一支由30个师组成的总后备军，委托一个由英国、意大利、美国和法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管理，由福煦将军任司令。此项建议是，他和战时内阁对于人们指责他们面对德军的不断集结轻率地减少在法英军兵力的答复。毫无疑问，如果这一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如果福煦得到30个师的兵力，专用于支援前线遭受攻击的任何地方，那末黑格在有紧急需要来到时刻本来可以得到更多的兵力支持。然而黑格不欢迎这项建议，他宣称根本拿不出军队给总后备军，甚至连拨给前线兵力也不敷使用。在这样的情形下，指派英军某些师用于其他地方就只能流于形式了。除非在别处遭到进攻，否则休想从黑格手中调走一兵一卒。

此项决议就和最高军事会议诸多其它决议一样，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在战事的发展中，英军既未得到黑格所恳求的增援，也没有得到劳合·乔治先生苦心孤诣试图提供的后备军。

虽然30个师的后备军尚无着落，但控制这样一支部队的执行委员会已在凡尔赛建立。威廉·罗伯逊爵士声称，作为帝国参谋长，在委员会中只有他一人代表大不列颠。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首相觉得自己有足够力量对付它。他宣布，一人不得身兼二职是一个根本原则。他的意图肯定是给内阁配备另一套军事顾问班子，可用这些顾问的意见约束和纠正罗伯逊黑格的观点，以防止再次发生像帕森达勒那样的进攻。毫无疑问，他还可能运用这一新的机构推行西线以外的作战计划。这个安排在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帕森达勒战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其目的是有价值的。在此没有必要探究和争论其策略的复杂细节。2月11日，罗伯逊返回他有点失慎地离开了数日的伦敦时，战时国务大臣召见他，交给他一份由首相于2月9日签署的通知；这份文件将帝国参谋长的职权降到了基奇纳下台前原有的限度，它规定了英国军事代表在凡尔赛委员会中的独立职责；第三，文件提名威廉·罗伯逊爵士为军事代表，亨利·威尔逊爵士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罗伯逊对自己的职务被取代感到震惊，于是以委员会安排不健全为由，拒绝去凡尔赛赴任。帝国总参谋长的职位，尽管原来指定威尔逊，后来又轻率地交给赫伯特·普卢默爵士，后者也同样快速予以拒绝。最后再次请罗伯逊担任，但职能减少到首相通知上所规定的。2月16日，罗伯逊用书面形式拒绝同意规定的条件；当晚，官方新闻局宣布政府已经“接受他的辞呈”。他实际上是被免职的。竭尽全力调解分歧的德比勋爵也提交了辞呈，但未予接受。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一贯遵奉军人职责的原则，此原则阻止他在与政府关系紧张时刻，在帝国总参谋长被免职之际提出他自己的辞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无论对错在他看来，涉及他所指挥的英军安全问题上，只要有必要，随时准备辞职。但是这些军人个性使他在服从中允许自己成为唯一的例外。如果他思想上曾产生过个人阴谋的任何动机，那末最高军事指挥部与文职政府之间的危机势必严重恶化。此时政府的地位是稳固的，在严重争端上他们可以依靠公众的支持。首相并没有畏缩。然而，黑格不作评论，他的职务仍被保留，这使焦虑不安的战时内阁感到宽慰；亨利·威尔逊爵士迅即奉命填补白厅中的空缺。

如果认为在上述交易中，任何方面完全受遵循国家责任感肯定是不公正的。但是在事件赤裸裸的记录底下，冲突是显而易见的。首相和威廉·罗伯逊伯爵两人都极其认真，双方估量了力量，双方都深知他们所冒的风险。这两位人士再也不可能继续共事。权力中心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行动迟早要发生。冲突未能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形式，实属一大遗憾。

威廉·罗伯逊爵士是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作为战略家，他的洞察力并不深刻，但是他的观点鲜明、深入且切合实际。他在任职期间重新推行了有条不紊地处理陆军部问题的方法并恢复了总参谋部系统的活力。他缺乏自己的主见，但对否定偏激的观点有敏感的判断力。他用最平易的措辞表述军事专业的思想；他所持的战争政策概念与本书所述的观点完全相反，但他真诚而地始终如一地坚持。当大战胜利之后他最终从陆军退役时，我作为战时国务大臣，欣然向国王推荐，使得他漫长而光辉的戎马生涯能够从普通士兵开始，以手持陆军元帅的节杖圆满告终。

我没有介入这场紧张的内部混乱。那整整一个星期我正在前线忙得不可开交，只有在返回以后，我才从这场戏剧的各个角色那里获悉种种内情。我对本职工作所持观点，使我必须经常保持与战斗前线实际形势的不断接触。总司令给予我在英军战区行动的充分自由，把各种设施供我使用。我十分急于通过亲自观察，了解与大规模防御战有关的据守战线的最新方法。我与指挥加拿大军第3师的利普塞特将军住在一起，在他深有教益的指导下，详细考察了在朗斯对面他据守的从前线到后方的整个地区。

前线的状况与我在1915年服役于近卫团或1916年任营长时所知道的情形大不一样。过去带刺铁丝网、胸墙、射击踏台，土墙和掩体的连续战壕系统，以及配备的巨大兵力，这些往往构成最强大抵抗力的第一道防线看不到了。只留下由前哨站组成的外围，保持和敌人的接触，有的前哨站构筑了防御工事，而另一些则全靠隐蔽点掩护。在这些前哨站后面两、三千码距离范围内，部署了错踪复杂的机枪掩体，几乎都可发射侧冀火力互相支援。细长的交通壕联络这些机枪掩体，人员得以在夜间进出，进行轮班。带钩铁丝网并不是成连续带状横向拦在战壕前面，而是倾斜地间隔设置，以便把敌人引入受到机枪火力无情扫射的通道。各重要据点之间保留空旷地面，使防护性弹幕可以猛力射击。这就是战斗区。后方约2000码或更远处是野战炮兵阵地。长久以来误称为“棱堡”的坚固工事、深格网状战壕和更深的地下掩蔽部都经过精心的伪装，供后援部队集结和停留之用。从这里再往后，在不显眼而偏僻的深处，设有旅指挥部，在它的后面，重炮和中型炮群故意成不规则队形排列。当日，因天公作美又无战事，我们得以小心冀冀地深入阿维翁村的废墟，在那里三两人一组的目光犀利的加拿大神枪手们不停地冲着50或100码处的德军前哨站呼叫。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在前线和远至后方目睹了细致完美的组织，这一切鼓舞了我对防御系统所具实力的信心，这种实力是随着战事的推进逐步形成的。怀着本书描述的在现代条件下进攻与防御的相对力量的坚定信念，至少就该战区而言，我预期德军品尝我军曾长期被迫饮下的那种苦酒的一天一定会到来。但上边所述情形绝不能代表前线的总局势。

02

记述我获悉亨利·威尔逊爵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所怀的极大喜悦，决没有贬低威廉·罗伯逊爵士才能的意思。我们彼此相识已有多年。我初次遇见他是1900年2月在图盖拉河的岸边，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桀骜不驯但幽默诙谐的少校，刚从彼得山战斗的一夜浴血奋战中回来。正是从1910年起和他的讨论中，我研究了法、德战争的问题。尽管我当时就战争开始阶段所得结论与他研究的结论有些不同，但我对他十分感激。我永远忘不了1911年8月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他向帝国防务委员会提交值得纪念的预测。在此期间我们是亲密的同盟者。危机过去之后，关于爱尔兰的争执，使我们的私交一刀两断。作为忠诚的乌尔斯特人后代，他对自由党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有无限强烈的不满。在英国对德宣战之前的一段紧张日子里，我们不得已见过几次面，但都纯因公事。我为之起了一定作用的舰队动员和同法国联合的最终决定，廓清了威尔逊心中此前对我的一切意见。但对此我并不知道，因此在8月的一天上午，我以惊讶的心情在海军部接受他启程赴法国前夕的一次礼节性访问。他说，以前所有的分歧一笔钩销了，我们又是好朋友。他后来反对达达尼尔远征。当时他对战争的目光仅仅是根据法国的战争。如果他抓住了形势的核心，或许他的意见会有所不同。无论如何，作为参谋长他推行的政策范围比西线广阔得多。但是这些意见分歧，就我所知，并没有损害我们的个人关系。后来我担任营长赴法作战时，他对我处处以礼相待，并经常无拘无束地讨论军事和政治的整个形势，还是像当年在白厅我的职位比他高的时候一样。他任职参谋长，立即导致了战略和物资方面最密切的协调。我所持的观点，也就是本书所述的战争思想，受到了他的热情而意义深长的欢迎。他采取的第一行动几乎就是满足陆军部对坦克兵团的要求，人员从18万人增加到46万人。

战时内阁第一次发现亨利·威尔逊爵士是一位才智超人的专业顾问，他能够明白晓畅而令人信服地解释整个局势，并为采纳或反对任何做法的提出种种理由。这样的才干在英国成了习惯性猜疑的对象，不管是否正确。但这样的才干在对国家事务的处理中肯定有很大的帮助。亨利·威尔逊爵士有自己离奇的习性和表达方式，不断地校正用语，使他人理解其思想的清晰性。他讲话常用比喻，常使用古怪的形象以及模棱两可的词语。他有自己的一套词汇。把政治家称作“教士”；把克列孟梭常常称作“老虎”他甚至直呼其为“老虎”。他的忠诚侍从武官邓坎农是“lord”。他莽拙地将法国一些城镇和将军们的名字念得滑稽可笑。在讨论最严肃的问题时，他用不稳重的语气说话。有一天，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开始对战时内阁说，“首相阁下，今日在下就是德国佬。”接着从德军司令部立场出发，对局势作出一番深刻的描述。另一天他成为法国人或保加利亚人。在我看来，眼前问题的根源总会从他这种装模作样的言谈中显露出来。不过有的大臣对此甚感恼怒。他还没有达到像福煦元帅那样的地步，有时用哑剧手法来作军事描述，不过他们提出军事论述的手法，多有共同之处。

笔者行文至此，犹如见到他的清晰形象站立干内阁作战室的地图前，用简练如电报的语言作评论，“今晨，先生，一场新战斗。”(读者听到此话就能知道正题已经开始)“此次进攻者为我方，我们用两支军队出击支英军，一支法军。黑格爵士在自己的车厢里，首相不很舒服，车行已近美好的亚眠市。罗利3在首相左侧，德贝尼在其右侧。罗利正指挥500辆坦克。是一场恶战，我们以为您不愿意我们事先告诉你这件事。”我不能担保与他的原话一字不差，但这是他原话的意思和语气。

我们应该感激未来的不可知。我竟在这同一房间里见到另一番景象。亨利·威尔逊爵士已不在了。首相和我面面相觑，在我们之间的办公桌上放着手枪，在一小时之前就是桌上的手枪使这位忠诚战士饮弹身亡。

笔者的叙述在这里离开了按历史年代的循序，提起这位我们时代英国最有理解力的军事思想家，他虽未指挥过军队，但他是一位有时能对最重大的战事施展深远和吉利影响的军人。

与亨利·威尔逊共事、担任其副职的是才气横溢的哈林顿，此人与普卢默一起时，曾为第2集团军赢得了无比威名。我想我可以说，在为1919年的战役制造武器的所有事情上，以及他们对生产计划不可避免的深刻反应上，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他支持我为供应部队拟定的全部主要方案，并在亨利·威尔逊爵士的领导下，运用参谋部的整个力量推进大规模机械作战的计划；我们相信无论那天的战斗持续到多晚，机械作战将带来决定性的结果。

此时我在陆军部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军械署署长弗斯将军。在我赴前线数月中，他指挥我服役的那个师，我们曾多次争论我当时所能够提出的那类方案直到得出结论。为确保在广泛的炮术领域最密切的接触，经米尔纳勋爵4同意，我任命他为军需委员会的实实在在的委员。因此，所有这些意义深远、尽管是从属的、但至关重要的管理，从此形成了统一；我们唯一担心的只有敌人了。在这种有利的氛围中，3月初我公开地从军需部的立场出发，完成了对战争的全面考察，并展开关于机械作战的争论。

但是狂怒的暴风雨此刻即将向我们袭来，各种论点很快由熊熊战火进行说明和纠正。鲁登道夫再次把我们带入大规模战斗时期，在没有必要的机械武器和车辆的情况下进行孤注一掷的进攻，消耗了德军的实力，他注定要导致结束这次大战的“沿300公里战线的总决战，”并使这场战争的结束在经历多次可怖危险期之后，比我方最佳方案所能实现的提早了一年。

22个印度骑兵师从法国派往巴勒斯坦。

lord意为“老爷”或“勋爵”。译者

3即罗林森将军。

原文如此。译者

4米尔纳勋爵现已接替德比勋爵任陆军部大臣。